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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而认为，如果功利原则是我们行为的主导原则，那么，我们的行为，将是直接由上帝规则所决定的，甚至可以看做是由与上帝规则相互联系的道德感觉，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将功利原则适用于具体个别的行为，并非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反对意见所认为的那样，既裹挟了错误的迷失，又伴随了荒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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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必须认为，上面所说的这些结论（像大多数结论一样），是有其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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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相对来说较少发生）中，我们应该将具体考虑与一般考虑加以平衡，或者加以权衡。这些情况（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属于“问题复杂”的情况。其中，具体个别的因素是错综缠绕的，不一而足，如果我们对其加以绝对的抽象，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我们只顾主导性的以功利原则作为基础的规则，那将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固然，偏离与任何这些情况有关的规则，是会导致荒谬结果的，因为，所有偏离都会引发权威的弱化，甚至崩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适用规则解决问题，其所带来的结果的具体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遵守规则所导致的不利后果，极为可能超过了违反规则。如果思考一下我们推论规则所依据的理由，我们就会发现，认为规则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是荒谬的。因此，在这些情况中，我们自然应该避开规则，直接求助于规则所依据的功利原则，娴熟地运用我们的知识，以及能力，去精确估算具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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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我们将功利原则看做我们理解上帝命令的一个标记，那么，我们就只能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一般而言，造物主是赞许我们服从现实政府的。因为，不服从政府权力，也就没有什么安全或者快乐可言。然而，这个推论的根据，应该是政府行为所展现的功利效果。如果政府提供保护的成本过高，或者，其所规定的没有必要的限制，使我们困惑烦恼，其所强加的赋税，使我们深感过于沉重，那么，要求我们服从一般义务的功利原则，便会从相反方向提醒我们进行抵制，而且，这一功利原则，还会证明抵制行为是正当的。拒绝服从一个现实的政府权力，当这个政府向来都是良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将这种抵制视为一个邪恶。因为，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自然大于糟糕政府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当然，良好政府和糟糕政府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如果抵制行动可以导致良好政府的建立，拒绝服从糟糕政府的行动，其本身就会是有益的。当无政府状态的转变过程不断展开，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逐渐消失，我们自然就会发现，有益的结果也会随之扩展，也会生生不息，也会持续不断。如果将具体的有益结果，和一般性的不利后果相互权衡，那么，这种具体的有益结果，就会使孤立怪异中的具体情形逆转耀眼、美妙无穷，就会使我们深感其中的价值是难能可贵的，而且，这种具体有益的结果，还会远远不止于补偿混乱所必然带来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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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抵制政府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与神的意愿是否应该保持一致，依然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必须使用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直接求助于终极性的，或者主导性的功利原则的方式，去判断这一问题。我们不应该依赖功利原则已经清楚阐述的神的规则，去判断这一问题。在这里，祈求规则的指引，是荒谬的。因为，规则是普遍的，需要适用于一般的日常情形，它规定了要服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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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必须将规则搁置一旁，必须精确估算具体的结果和效果。他们必须观测，现实政府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是什么，估测使用抵制方式所能带来的较好结果，具有怎样的可能性。这些成员，必须考虑伴随抵制行动而来的不利后果，不论这种抵制行动，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他们必须思索，当抵制行动获得辉煌成功的时候，紧随其来的有利结果是什么。而且，通过综合这些道德考虑的多重因素，并且将它们加以对比，政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娴熟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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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流行的反对意见针对功利理论提出了许多难题。这些难题，在这里，也就是在这种特殊但又十分重要的情形中，或许是功利原则的适用可能遭遇到的困难。估测服从与抵制的不利后果，对它们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何者可以给予优先的考虑位置，这一过程，可能是艰难的，没有肯定的结论。为数众多的思量，相互竞争的考虑，是这一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不能回避的。此外，这些思量考虑，也许会使人们深深地感到困惑，从而，使他们的智慧思路、善意追求和勇气方向，分道扬镳。一个密尔顿（Milton），或者一个汉普登（Hampden），也许鼓励他们的国民采取抵制行动。另一方面，一个霍布斯（Hobbes），或者福克兰（Falkland），也许建议国民服从政府，以确保天下是太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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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功利原则不会提供明确肯定的解决办法，如果社会成员的意见和感觉，是以功利原则作为基础的，这些社会成员，仍然将是福星高照的。当根据一个清晰明了的标准，去检验相互对立的各自意见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开诚布公，求同存异，至少是可能出现的。支持现实政府的一方，也许认为支持行动是比较有益的。但是，他们的真正爱好，可能是更为喜欢采取反对的行动，他们的真正爱好，可能使他们并不在乎暴力反抗的不利后果。反对行动，或者，不在乎暴力反抗的不利后果，可以看做是以“理由”作为基础的。而支持行动，可以看做是以“名称”和“语词”的表面意义作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如果是以“名称”以及“语词”作为基础，他们也许就会摈弃反对的行动了。这样一些人，也许偶尔才去思考，支持现实秩序的荒谬之处在哪里，甚至对自己原有的支持行动，十分固执，而这种固执，在无政府状态中，必定是荡然无存的。赞同改革的一方，如果根据功利原则作出自己的理解判断，那么，可能就会采取迁就妥协的姿态，可能就会舍弃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而不是坚持通过战争的不利后果以及危害，去追求更大可能的有利结果。简单来说，如果各方的目的，都是用功利标准来检验的，那么，任何一方，都会用自己的目的的有益价值，去对比使用暴力手段追求目的而带来的损失。这就是一种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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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各方都是听凭自己的耳朵，而不是以功利原则作为指引，或者，他们都在求助于没有意义的抽象之物，或人类无法感觉的虚构之物，或者，他们嘴边只挂着“人的权利”、“主权者的神圣权利（rights）”、“不可剥夺的自由”、“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始契约或协议”和“不可侵犯的宪政原则”之类的口号，那么，任何一方，都没有用自己的目的的有益价值，去对比使用暴力手段追求目的而带来的损失。他们，也就不会使用求同存异的方式，去消除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一个所谓的神圣权利，一个所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显然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而且，我们无法检验其中的具体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各方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各方都会将空洞的口号，作为自己主张的基础。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们注定不可避免地故弄玄虚，夸大其词，以张扬自己的所谓目的，即使这些目的，对比功利原则来说，已经是渺小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在摆弄浮夸语词而且“捶胸顿足”之后，他们必定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为自己的主张，也因为彼此之间的矛盾见解，你争我夺，相互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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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进行思考，而且言之有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的确是颇为重要的（尽管我感到这样宣称是颇为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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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破坏文明社会的国内骚乱中，我们可以发现，四处蔓延的议论，对破坏结果起着决定作用，或者，对这一结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在语词战争中凸现出来的观念或者用语，对骚乱的决定作用和结果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些观念或者用语，不仅仅是借口，不仅仅是托辞，不仅仅是遮掩，而且，也不仅仅是外表粉饰，同时，又不仅仅是对立双方在帽子上所镶嵌的明艳花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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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有些英国人，追随柏克先生（Mr.Burke）的思考方式，仿效他的推论手段，被他的雄辩所感染，被他的雄辩所吸引，那么，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就会胎死腹中。那些陷入这场邪恶战争的愚蠢癫狂的大多数人，就不会除了自己祖国的“主权”之外，而别无所知，就不会除了知道自己所谓的对殖民地臣民拥有的征税权利（right）之外，而别无所闻。这场战争，终究是无谓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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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便知道自己祖国确实对殖民地拥有主权，或者，知道自己拥有主权这一事实已经是铁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同时，知道自己对殖民地臣民拥有所谓的征税权利，一个清醒智慧的民族，仍然是不会为这些观念所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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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自己的主权权力，对英国来说是否有益？不经殖民地居民的同意，就去实施自己的权力，是不是英国的利益所在？对北美殖民地臣民减免微不足道的税收，使这些臣民从一种压迫性质的沉重赋税中解脱出来，这样一种机会，对英国来说，难道会促使忍无可忍的殖民地臣民，去宣布庄严的独立？难道会让英国自己的孩子，陷入邪恶的战争，会让英国在平息北美起义的过程中，浪费自己的财富，并且牺牲自己的战士？难道会使税收必须从其而来的这片土地，荒野苍凉**？如果英国人的主导舆论或者感受，是以功利原则作为根据的，那么，这些思考，以及类似的思考，就会使他们作出另外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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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这些考虑和类似的考虑，潜入了英国公众的观念，他们就会谴责税收的方案，就会谴责镇压殖民地的政策，而且，英国政府自己也会抛弃这些方案政策。毕竟，只有当人民是无知的，从而没有明智的判断能力和建议能力，政府或国家的领导者，才会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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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考虑和类似的考虑，在英国公众的头脑中，已经导致了清醒的另外结论，战争所带来的昂贵代价，战争所带来的悲凉凄惨，就是可以避免的。英国与北美的关系，也就不会因此一刀两断。当它们为彼此的共同利益所吸引，从而，可以冷静地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纠纷的时候，主权者与臣民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会是平等的，具有同盟的性质，就会是亲密无间的，可以绵延持续。毕竟，两个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使它们深感困扰的相互敌意，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不过是最初争吵所产生的无谓憎恨的一个简单后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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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功利原则出发所得出的各种结论，并不能够符合多数民众的想法和意愿。他们既是无知的，又是愚钝的。躁动的反对者，不论其人数是多数的，还是少数的，除了自己所谓的权利之外，是不会听取任何意见声音的。“我们有权对殖民地的臣民征税，税金是我们应得的。税金就是我们的！这是不可争辩的！”这就好像权利完全值得自我凸现，是一个自恋物，自我珍惜，自我主张，可以独立于自己所带来的有利后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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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先生，本来是可以把他们调教得明白事理的，可以使他们头脑清醒，可以使用具有疗效的功利原则，“在他们的心灵中调节体温”。他询问过他们，如果强制性的战争方案获得了成功，那么，他们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敦促过他们要仔细权衡危险与损失，思考一下危险与损失所带来的好处，究竟在哪里。但是，冥顽不化的街头公众，就是死死抱住“权利”不放。不仅如此，他们居然肆无忌惮地对着柏克先生晃动脑袋，颐指气使，仿佛自己才是逻辑缜密、理论恢宏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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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英国和加拿大之间，或者，我们英国和爱尔兰之间，将要出现严重的分歧，我相信，依然将会有人像柏克先生一样，苦口婆心，陈说利弊。但是，意志的要求，就是大步向前的，其中理性的因素，总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应该承继我们祖先的优秀品质，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在行动之前，不要只想一蹴而就。英国是否应该保持现状？英国是否应该以战争为代价，来保持现状？这些问题，是有可能摆在我们面前的。**我认为，在我目前表达的希望中，是不存在任何浪漫情调的。毕竟，几年以前，人们似乎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巴林先生（Mr.Baring）所发表的精彩陈词，似乎已经普遍地接受了他所提出的一个忠告，亦即，我们应该放弃加拿大。（注：与“权利”有关的所谓“基本理论”（rationale），在第六讲中有细致的讨论。在讨论之后，有关主权政府权利（rights）的问题，也会有所涉及。——坎贝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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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面简略概述的反对意见的第二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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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有些情形的确是反常的、特殊的。针对这些情形，以功利考虑为依据的人们，是会直接地、临时地运用终极功利原则的。在这些情形中，推行与这个原则有关的理论，自然会遭遇一些所谓的困难。这些所谓的困难，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流行的反对意见，时常强加于功利原则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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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形中，功利原则，也会预支一个易于理解的标准，一个适当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我们有机会发现，一般良善所要求的行为是什么，以及由此而来的充满智慧和仁爱的造物主，其命令所要求的行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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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特殊反常的情形，相对来说总是稀有的。在大多数情形中，一般幸福的原则，要求规则得到遵守，要求与规则相互联系的道德感觉得到及时服从。如果我们的行为，真正和一般功利原则保持了一致，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不会以临时直接求助于这一原则的方式，由这一原则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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