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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偏见，一方面，使一般犯罪的刺激因素持续不断地存在，另一方面，也使抑制犯罪的行动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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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存在着这一偏见，许多人担心抑制财产犯罪，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担心由此而来的不计其数的不利后果。这些担心，使犯罪动机，更有可能失去自我监控、自我抑制，使犯罪分子，不再害怕法律的惩罚。我们希望人们形成有益的道德性格，希望人们可以在心灵中将即时自我抑制犯罪的观念扎根下来。但是，这些担心所产生的相反作用，则使这些希望不断地落空，甚至使其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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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大多数人的见解中，清除了我们所提到的偏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多数人开始强烈谴责针对财产所实施的犯罪，那么，我们几乎不会要求死刑执行者给予帮助，不会要求监狱看守者给予帮助。如果在公众观念中彻底清除了这一偏见，清新的公众观念，就会对一般民众的道德操守产生有益的影响，从而，大大减弱犯罪的诱惑力量。清新的公众观念，其所产生的抗拒这些诱惑的行为动机，也会比法律规定所催发的行为动机，更为有效。清新的公众观念，就会调动浩浩荡荡的充满激情的自愿者，为刑事审判尽心尽力，从而，提高法律的威慑力量，加强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人民充分了解了侵犯财产的犯罪的有害趋向，充分理解了惩罚犯罪的有益趋向和依据，从而积极将罪犯绳之以法，那么，禁止这些犯罪的法律，就会巍然屹立，持续有效。一个文明的民族，就会是法官的更佳助手，而根本不会成为警察的持枪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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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我们提到的偏见没有被清除，穷困潦倒的阶层人士，便不会担忧社会的反对意见，便不会停止对富有阶层的财产进行侵权犯罪。因为，任何人类的“群体”（public），是在其自身阶层中形成的，是在那些与其相互联系的人群中形成的。这个“群体”，是在这样一些人群中形成的：他们具有的赞同意见，使其中的个人幸运，他们具有的反对意见，使其中的个人痛苦。穷人的“群体”，是由穷人构成的。仅仅针对富有阶层的犯罪，显然不会引起贫穷无知的劳动阶层的关注，更不用说，这些阶层对富有阶层，原来就是极富敌意的。这些贫穷阶层中的人士，并不理解如此犯罪对所有阶层来说都是有害的。他们只是考虑，在财产之中，他们并未占有一席之地，只是考虑财产的享受，是以他们的辛劳作为代价的。出于这样的缘故，这些阶层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样的犯罪，是对掠夺者的掠夺，是对敌人的报复。他们同情地看待罪犯，绝对没有任何的敌视心理。他们极为容易赞同罪犯的逃匿，至少容易对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不会竭尽全力，去将其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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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深入研究犯罪原因的学者，以及深入研究减少犯罪的方法的学者，都在期待着改进刑罚制度，并且，希望这样可以带来显著的预防成果。而且，我也认为，运用明智的减轻刑罚的方式，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也认为，犯罪分子的逃匿，是源自刑罚本身的严厉苛刻，所以，用消除犯罪分子的内在忧虑的方式，同样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此外，用改善监狱规训（prison-discipline）的方式，用为已经遭受刑罚的罪犯提供另外救济的方式，我们同样可以实现我们的某些目的。毕竟，法律惩罚所造成的污点，终究是不能抹掉的。而且，这个污点，由于人们阻止已是不幸的罪犯去获得重新诚实的生活方式，终究会迫使他们，重新走向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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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怎样，除了在一般民众之中传播知识，没有什么可以消除罪恶的根源。除了作出这种努力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消除或减轻总在诱导犯罪发生的贫穷。除了作出这种努力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清除他们的偏见，矫正他们的道德感知，可以使他们处于一种文明见解所提出的约束之中。这种约束，在地位较高、修养较好的阶层中，则是潜移默化的，并且十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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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到的罪恶，以及许多我没有提到的罪恶，来自奴役一般民众头脑的众多偏见之中的一个偏见。只要将一般民众，从这一偏见中解放出来，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有益价值，以及许多我们隐而不谈的有益价值，自然就会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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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偏见，以及其他偏见，是可以从他们的头脑中驱散的。如果一般民众掌握了政治经济科学的基本原则，这一偏见，以及其他偏见，同样可以从他们的感情中扫除干净。由此出现的结果，可以使一般民众最为容易地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十分简朴的真理。虽然，这些真理，本来就是我们不得不遵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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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众，可能从来没有清晰地了解过这门科学提出的纸币功能、税收范围，以及其他更为精致的重要机制。他们对这些机制的看法（如果他们曾经的确想到过它们），总是来自权威的，而且，“来自权威”这样一种情形，是最为可能的一种情形。但是，如果将这些更为精致的重要机制和要求财产制度的真正理由加以对比，将这些机制和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人口增长原理的实际效果加以对比，这些机制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如果许多人清晰地理解了财产制度的真正理由，理解了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人口增长原理的实际效果（它们并不难以理解），那么，贫穷阶层的地位，才会真正有所提升，贫穷阶层的人们，才会真正从贫困走向富裕，从无可奈何的劳苦耕作，走向充分闲暇的精神享受，从野蛮幼稚，走向文明成熟，从不幸悲惨的奴役，走向要求尊重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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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再说两句，我想，我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更为富于想象的例子，来阐明一般民众有能力去清晰地理解伦理科学的主要原理，理解与伦理科学邻近相关的其他各类科学的主要原理。我可以表明，当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这些原理，他们就有能力清晰、正确地展开推理论说，而且，所有更为重要的派生出来的实践真理，就会自动地在一般民众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就会彻底荡涤与之对立的谬误和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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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政府诚实地而且充满热情地履行了上帝为其设定的最为重要的义务之一，亦即传播相应的知识，那么一般民众（在文明社会中）将会很快地理解这些原理，将会很快地获得清晰正确推论的能力。毕竟，如果我们必须依赖一般功利原则，去解释上帝为政府所设定的义务，那么，传播相应的知识，对政府来说，就是义不容辞的。这就有如使用正当的司法程序来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护本国公民的安全或者抵御外来敌人的侵略，对政府来说，是义不容辞的一样。在无谓战争中浪费掉的点点滴滴，可以为劳动阶层提供一个完整的说明，可以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知识，给予这个重要阶层。而这部分知识，与他们的欲望性质，是相互一致的，与他们为生存而奔波的辛劳，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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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一般民众的无知问题，显然是可以解决的。尽管，作为上帝的标记，作为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直接标准，以及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的直接标准，一般功利原则，其本身并不是容易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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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伦理科学的建立，必须依赖对功利原则的参考，必须依赖对行为趋向的观察和归纳，如果伦理科学的建立是一个关于已经获得的知识的事务，而与直接的良知没有关系，那么，（我承认）对一般民众来说，伦理科学中的更多内容，的确也只能是隐而不见的。这些内容，只好通过权威、示范或信念，而被一般民众所信奉。毕竟，考察人类行为的趋向，涉及十分广阔的领域范围，而这一难度，导致了只有相对而言数量极少的坚持不懈的研究人员，才有能力将功利原则和人们接受的实际规则，联系起来，才有能力判断这些规则与功利的建议或要求相互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还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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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般民众可以清晰地理解伦理科学的基本要素，理解其中的基本内涵，并且，可以清晰地理解更为重要的派生出来的实践真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可以摆脱所谓的权威束缚的，可以不再盲目地坚持陈规陋习，可以不再为寻求临时的指导原则，而随风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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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伦理科学的内容，其所带来的有益结果，还不仅仅在于这一点。如果伦理科学的内容广为传播，这门科学，就会相应地迅速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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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许多人的头脑充满了知识，他们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粗俗顽固的意愿，以及关于知识的愚蠢异议，就会被完美的愉悦和自由的联想所替代。我们这里所说的“许多人”，是指来自中产阶级较低层次的人士，以及来自劳动阶级较高层次的人员。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这样一种状态能够不断发展，读书思考的公众的数量就会日渐增长。善于读书和思考的公众，本身就是用书写、科学和哲学，来充实自己闲暇时光的。他们的见解，决定了伦理著作的成功，或者失败。而伦理著作的作者们，自然也会相应地关注他们的旨趣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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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当善于读书和思考的公众的数量依然有限的时候，当更多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人们，还未加入到读书思考的行列中的时候，伦理科学，以及所有其他与之邻近相关的科学，只能是缓慢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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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科学的主题和内容中，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妨碍这些科学向前发展的所谓巨大异常的困难，其本身就是无关宏旨的。这正是洛克先生的意见。而且，我本人也是十分赞同这一意见的。这一意见，与萎靡不振的观念，轻视民众的观念，以及此类观念所引发的偏见，是针锋相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追求真理或者希望追求真理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固执己见、排斥异己，那么，他们只会抱残守缺、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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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要大多数决定自己劳动命运的一般公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使自己的生活逐步地富裕起来，而且，不断地使自己的职业或者工作具有意义，充满“自由”，那么，他们自己就不会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固执己见，或者存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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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科学中，以及与之邻近相关的其他科学中，你的唯一确定的方针指南，就是一般功利。如果思考者和写作者，对一般功利原则坚持真诚的精神，坚持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他们就会时常运用新的真理，去丰富伦理科学，就会在伦理科学中，清除没有意义的导致谬误的内容。但是，少数阶层以及具体个人的特殊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终究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很难期待自身名誉依赖少数阶层的写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踏上社会的普遍幸福这一原则所指明的道路，并且，为普遍的幸福，去尽心尽力。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出现的固执己见，是洛克先生所迫切希望纠正的。然而，那些自身名誉依赖少数阶层的写作者，是不可能不固执己见的。他们知道，社会之中的一个微小部分，便可使其名誉如日中天，或者，使其名誉一落千丈。所以，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们都在使自己的结论，适合于狭隘阶层的偏见口味。或者，借用最伟大、最优秀的哲学家的至理名言来说：“他们以所谓极富想象力的时髦见解作为起步，然后，寻找论证手段，以表明其是美妙的，或者，粉饰和掩盖其中的丑陋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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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雷博士撰写的有关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了褊狭而又盛气凌人的兴趣，其自然而然的倾向是什么，说明了这一兴趣，是如何扭曲了原本目的是正当的研究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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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人一样，这位作者是著名的，是有影响力的。他是一个明智的人，而且富有善良之心。就其先天的能力来说，甚至就其后天的智慧和认知水平来说，在相当程度上，他适合于寻求道德真理的工作，可以向他人成功地传播道德真理。他有清晰的准确的理解能力，从心底里厌恶悖谬矛盾，厌恶那种真诚然而无用的反复思考。这位作者，从不过分蔑视劳动阶层，相反，倒是对劳动阶层的喜怒哀乐充满了同情之心，热情关怀。他知道，生活其中的人们，从来都是社会之中的大多数人。他感觉到，从清澈如水的理性的角度，以及持正普适的仁爱的角度去观察，这些人才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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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作者身处的不幸位置，给他带来了有害的影响。这种影响终究使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使他拥有的正确的理解能力，则是迷途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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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地研究一般功利原则所阐明的结果，对于学术上的进步而言，并非是最为明显的有效方法。这样一种研究，甚至不能成为一个提高声誉的有效捷径。因为，以社会基层为主体的一般公众，并非是公允的。他们不会以赞同的方式，去奖励，去鼓励，一个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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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公众接受了教育，而且，这种教育与他们所处的地位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帕雷博士就可以赢得大批来自中产阶层的读者，就可以赢得大批来自劳动阶层的读者。而那些大批即使是来自劳动阶层的读者，他们的收入，也是不菲的，他们的休闲时光，也是充裕的，他们的精神能力，也会因其职业职位的固有特性，而得到持续不断的提高和锻炼。对中产阶层的读者，以及所有劳动阶层中的较高层次的读者来说，一篇文笔顺畅、见解中肯的有关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文章，以帕雷博士的清晰、生动和深入浅出的英语风格，在抽象科学的著作中，是最为容易具有吸引力的，也是最为具有教益和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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