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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依靠“独立政治社会”的一个一般性定义（或诸如一个可以适用于这类社会的定义），我不可能彻底解决上面所提示的问题，尽管，我讨论了前一段落所涉及的论题。因为，个人成为特定社会成员的模式（或个人成为社会成员的原因），是因社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或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其不同的具体制度，在不同的社会中决定了这些模式的不同。例如，在某些社会中，外国人在其领土之内所生的子女，根据法律，或者无需自己的作为，就可以在其所生的领土之内成为正式成员。但是，同样一个人，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就不能成为正式的成员（或仅仅是个外来居民），除非他满足了某些条件，从而获得了资格（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法国民法典》第9条）。因此，只有联系一个具体的社会，上面提示的问题才能得到完满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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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两个观点的限定或解释：其一，一个主权政府不可能在法律上受到限制；其二，它不可能针对自己的臣民拥有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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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讲座，我已经明确地或含蓄地表明了，一个个人的主权政府，或者一个集合性质的主权者群体，在法律上是不可能受到限制的。就我所表达的意思来说，这一观点，是普遍有效的。但是，它需要一个适度的限定，更为准确地来说，它需要一个适度的解释。这个限定或解释，放在第六讲的结尾部分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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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来讲，一个主权政府，作为一个社会中的最高统治阶层，的确是不可能受到法律限制的。这个意思，是我在前面讲座中提出的观点。但是，作为另外一个主权政府的臣民（要么一般来讲，要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政府，是可能受到另外一个主权政府制定的法律（我们所说的直接严格意义上的法）所限制的。在这个假定的情况下，这个受到另外政府制定的法所限制的主权政治政府，具有两个角色地位，或者身份地位。其一，在自己的独立政治社会中，它具有主权者的角色或身份。其二，在另外一个独立政治社会中，它具有臣民的角色或身份。此外，如果我所假定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那么，其所具有的两种角色，其所具有的两种身份，在现实中就必须是显然易见的，就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另外一个主权政府，在对这个主权政府设定法律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将后者视为后者社会中的统治者。而且，根据这个假定，这个主权政府（其角色）是制定法律的另外一个主权政府的臣民。因为，前者对另外一个主权政府的服从，等于一个习惯性的服从。但是，即使另外一个主权政府在对这个主权政府单独制定法律的时候，将其视为自己社会中的臣民，后一个政府的主权，并不因为自己对前一个政府的服从，从而受到损害，即使这个服从是一个习惯服从。**让我们假定，我们自己的国王，是准确意义上的汉诺威君主。我们自己的国王，在英国是个权力受到限制的君主，并非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现在，作为汉诺威的统治者，即使他没有习惯地服从英国议会这一主权者，对他设定法律义务与他在日耳曼王国的主权，依然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为，在对他设定义务的时候，他在英国是被视为权力受到限制的君主（他没有被视为波恩的统治者），是被视为主权者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依然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波恩郡的主权政府在英国公债中存有资金。如果英国法律允许这一政府拥有土地，那么，这一政府就可以成为英国领土之内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公债的资金所有者。在这里，我们可以假定，波恩政府在英国是个土地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应该承担英国法律规定的有关地产的法律义务。但是，它并不会因为应该承担的法律义务，因为习惯服从这些义务据以制定的法律，从而失去了它在波恩郡的主权权力，或使这种权力受到损害。毕竟，它是在英国因为拥有土地（而不是作为波恩的具有统治权力的主权者）而需承担法律义务的，它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英国社会的一名成员，而需承担法律义务的，而且，由于土地是英国的，从而要受到英国法院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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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一些段落，我已经说过，一个个人的主权政府，一个由若干人组成的集合性质的主权政府，不可能对自己的臣民拥有法律权利（就人们准确接受这个词的含义来说）。就我所表达的意思而言，这个观点，是普遍有效的。但是，它需要一个适度的限定，更为准确地来说，它需要一个适度的解释。这个限定或解释，我现在开始说明或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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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来说，针对自己的一个臣民，针对自己主权政府属下的一个臣民，一个最高统治政府的确不可能拥有法律权利。这是我的观点，也是我的意思。但是，针对自己的臣民，如果一个主权政治政府是一个另外政府的臣民，那么，不论这个主权政治政府是另外政府的完整意义上的臣民，还是部分意义上的臣民，这个主权政府，都是可以拥有法律权利的。例如，让我们这样假定，一个俄罗斯商人来到了英国，并在英国居住下来。他与俄罗斯沙皇达成协议，向后者提供海军给补品。而且，英国法律，或者英国法院，为协议的强制执行提供了法律制裁的条件。现在，根据这些假定，俄罗斯沙皇根据英国的法律，针对一名俄罗斯臣民，便拥有了法律权利。但是，这名沙皇却没有通过自己的法律而拥有这种法律权利，或者，以沙皇的资格或角色，针对一个俄罗斯臣民而拥有这种权利。他是通过另外一个独立政治社会的法律，拥有针对一个自己臣民的法律权利。而且，他的法律关系的对象，一个臣民，不是作为他的臣民，而是作为另外一个主权者的臣民，出现在这个法律关系之中的。这名俄罗斯商人承担的相应法律义务，与沙皇对自己所有臣民的绝对统治权力，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毕竟，这名商人是因为来到了英国，并在英国居住，从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主权者的英国议会，虽然对这名商人设定了义务，但是，却没有干涉俄罗斯这一独立政治社会的主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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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251页的注释的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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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51页的一个注释中，我提到了一些图表。这些图表，是在康德《永久和平论》一书的封面空白页上草拟的。它们是用铅笔勾画的。显然，这些图表是由奥斯丁先生独自列出的，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更为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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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读者可以看到，在这些图表中体现出来的意见，不是奥斯丁先生自己的意见。在“表二”中，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他质疑了一个重要的假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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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表，原来没有数字标示。我主要是根据它们的原有位置来排列它们的先后顺序。——奥斯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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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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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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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针对康德著述中的这一分类，奥斯丁先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制定一项法律与执行一项法律，必然分属不同的程序。但是，不同的人分别执行两个程序，是否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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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任命代表的权力（power），时常被称做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这种权力是主权权力的一部分。——康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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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书中，涉及“表二”的段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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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政府（Regierungsart）的形式或种类，要比主权的掌握方式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形式或种类是任何事务不能相比拟的，尽管，一个民族的许多事务，或多或少依赖主权掌握方式对健全的共和国家的适应能力，而这种主权方式，是经过逐渐变革而获得的。其实，为了使主权掌握方式具有适应的能力，代议制（Representative System）是必要的。没有代议制（不论主权的掌握方式是怎样的），政府是专制的，独裁的。在古代，没有一个所谓的共和国知道这一点。而且，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们不可避免地在专制之中逐渐衰亡。最为持久的主权掌握方式，是个人的主权掌握方式。（康德：《永久和平论》，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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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注释中，康德提到了时常为人所引用的蒲柏（Pope）的一行诗句。他将其翻译为：“最精彩的，自然无与伦比。”（die bestgeführte ist die beste.）康德认为，如果这行诗的意思包含了“最佳管理是最佳管理”，“那么，蒲柏（用斯威福特［Swift］的表述来说）仅仅是在咏诵一个奇怪的事务，并且，这个奇怪的事务，是波普用来奖励自己的一座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如果这行诗的意思包含了“最佳管理也是一个最佳配置的统治”，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grundfalsch）。例如，针对主权的掌握形式来说，好的统治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有谁曾比提图斯（Titus）统治得更好？有谁曾比马库·奥列留（Marcus Aurelius）统治得更好？但是，提图斯留下了一个图密善（Domitian）作为自己的承继者，奥列留留下了一个康芒德（Commodus）作为自己的承继者。——奥斯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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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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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民主政府，或者多数人政府，必然是独裁的或专制的。——康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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