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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受访者提供的违法行为频率方面存在的偏差，给他们报告的不同类型的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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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表明，具有以下人口学特征的受访者更有可能会遵守法律：妇女而不是男人（r=0.28，p<0.001）、白人和亚洲人（r=0.11，p<0.001）、老年受访者（r=0.38，p<0.001）、教育程度高的人（r=0.26，p<0.001）、高收入的受访者（r=0.24，p<0.001）、自由主义者（r=0.1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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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亲友的反对这一项目中，亲友的非正式制裁和道德上的反对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可能比较在意的是，他们的亲友是会通过剥夺他们的群体资源来制裁他们呢，还是仅仅认为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不进行制裁）。这一问题之所以令人困惑，是因为芝加哥研究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群体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上。因此，为了检验这种影响，我们使用了包括这些变量的数据。当然，区分道德上的反对与非正式的制裁对于芝加哥研究的目的来说并不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概念上进行这种区分就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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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没有给出第二轮访谈中检验威慑、亲友的赞同和个人道德价值观的作用的有关情况，因为这与第一轮访谈获得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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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将遵守法律视为义务有关的各个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很微弱（平均r=0.18）。非常可惜的是，受访者对各个问题的回答在分布状态上有些偏差，这导致不同问题之间的关联性被人为地降低了不少，以至于相关系数不能准确反映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实际上，这些问题之间的关联度很高，33%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这六项表述。这导致把遵守法律视为义务这一问题的得分分布有些偏差（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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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些修改后的问题之间的相关性也更强了（平均r=0.38），与人们是否认为遵守法律是自己的义务有关的问题的分数的分布状态也更为正常。不过尽管数据更趋向于正常分布，最后的分数仍然存在一些偏差（偏斜系数为0.14，标准误差为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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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于警察和法院来说，对他们两者的支持态度的各项分数相互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相对于警察平均r=0.51，相对于法院平均r=0.48）。另外，那些对警察持支持态度的人同样也对法院持支持态度（r=0.51）。两种支持的分数呈正常分布状态（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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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于那些把遵守法律视为义务的问题，各个分数之间的相关性r=0.22，p<0.001；对于那些把遵守法律视为对当局的支持的问题，各个分数之间的相关性r=0.1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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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关合法性的分数的分布状态，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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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口学方面的差异可以解释与义务有关的问题的分数中9%的差异；可以解释与支持有关的问题的分数中7%的差异；可以解释与合法性有关的问题的分数中10%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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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们是否把遵守法律视为一种义务，与他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r=0.21，p<0.001），与亲友是否反对（r=0.16，p<0.001），与他们觉得自己被抓获的可能性有多大都存在相关性（r=0.13，p<0.001）。人们是否把遵守法律视为对当局的支持，与他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r=0.12，p<0.001），与亲友是否反对（r=0.16，p<0.001），与他们觉得自己被抓获的可能性有多大都存在相关性（r=0.12，p<0.001）。合法性也与人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r=0.18，p<0.001），与亲友是否反对（r=0.17，p<0.001），与人们觉得自己被抓获的可能性有多大存在相关性（r=0.12，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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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第二轮访谈的样本中，有74%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认为警察对待有些人要比对待另一些人好得多，70%的受访者认为法院情况也是如此。但仅有19%的受访者回答说警察对待自己比对待别人差得多，同时也仅有19%的受访者认为法院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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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警察有关的14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r=0.45。由于与警察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再分，比如可以把与警察的接触分为向警察求助和被警察拦住两种情形，但是涉及法院的问题则无法再进行细分，因此与法院有关的问题要少一些。与法院有关的10个问题之间的平均相关性r=0.45。在第一轮访谈中，与警察有关的问题的分数和与法院有关的问题的分数之间的相关性r=0.51。第一轮访谈中人们如何评价警察和法院的职业表现，与他们是否认为警察和法院具有合法性之间的相关性r=0.45，p＜0.001。用于对警察和法院的职业表现进行评价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包括：法律当局总体上是否很好地履行了职责（工具主义的问题），警察和法院是否能够公平地对待人们以及是否能够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处理（规范主义问题）。我们发现，人们如何评价法律当局工作的质量，与他们如何评价法律当局的公正性之间同样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表明，受访者很难在抽象意义上将这两种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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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在从总体上评价警察和法官时，是很难区分清楚哪个是工具主义问题，哪个是规范主义问题的。这说明，我们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他们最近的个人经历上，这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如果只是检验人们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法律当局，我们就很难分清人们对法律当局的看法哪些是工具主义的，哪些是规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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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 [:17028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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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 第五章 合法性能否单独对人们守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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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在促进人们遵守法律方面，规范性因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合法性正是这样一项至关紧要的规范性因素，因为人们一般都认为，具有合法性是法律当局能够成功管理社会的关键所在。如果法律当局具有合法性，它就能有效运行并发挥作用。如果法律当局缺乏合法性，它也许就很难有效运作，就根本不可能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那些希望弄清楚怎样才能保持现行社会体系正常运作的人，就非常关心在哪些条件下才能让人们认同法律当局的合法性；而那些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的人们，则都尽力想弄明白怎样才能破坏法律当局已有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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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关于合法性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合法性在促进人们遵守法律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尚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芝加哥研究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看一看合法性是否确实能单独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我们要弄清楚，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人们认同法律当局的合法性，或者只要人们不认同法律当局的合法性，他们遵守法律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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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访谈：横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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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和守法之间的零阶相关关系非常明显，这表明当局具有合法性与人们遵守法律之间是存在联系的。[1]人们越是认同法律当局的合法性，就越可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如果在回归分析中只使用合法性来预测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大约能够解释人们在遵守法律方面的5%的差异。[2]根据受访者对法律当局合法性的评价分数，我们将不同分数的受访者分成人数大致相等的10个小组，然后分别对每个小组的成员遵守法律的程度打出分数。结果发现，当局具有合法性与人们遵守法律之间呈正比例关系[3]：随着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认同程度不断升高，他们遵守法律的程度也相应升高（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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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具有合法性和人们遵守法律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明显，尽管这一点可以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并不能说两者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因为我们在进行相关性分析时，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第三种变量所造成的影响，从而误以为这种影响结果是我们已知的这两种因素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如果两个已经检验过的变量都与一个没检验过的变量存在关联的话，这种错误就有可能会发生。因此，这样得来的两种已知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反映的就有可能不是这两种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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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合法性和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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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人类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这样的第三种变量进行控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合法性能否单独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使用这种回归分析方法，可以对方程中每种因素是否能够单独产生影响作用进行检验。我们使用了两种回归分析的方法：简单分析和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节后的分析。简单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假设，方程中所有检验所得的变量都具有同等的可靠性；而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节后的多元回归分析，则是在对不同变量的可靠性进行控制后，再使用这些变量进行分析。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采用了LISREL—VI结构方程程序（朱里斯考格和索伯姆1986年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