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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对其他可能的因果关系因素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合法性仍然能够单独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明显的影响（见表5.1）。在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节后的回归分析中，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更为强烈。[5]在对数据可靠性进行调整后，我们发现合法性的重要性相对增加了，这说明我们所测得的原始数据质量相对来说较差。分析结果还表明，其他因素对人们遵守法律也会产生影响。正如此前已经指出的那样，性别和年龄对人们遵守法律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此外，我们发现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也会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重要的影响。[6]有趣的是，人们对法律当局职业表现的看法如何，并不会对他们遵守法律的情况产生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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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主要着眼于合法性能否单独产生影响，并且对方程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通过分析，我们证明了合法性能够单独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这一预设。这一预设也可以通过“有用性”分析得到检验。在进行有用性分析时，首先将一组变量代入方程中，然后再把其他各种有关的变量也代进去。在方程中，有的变量之间的差异是通过第一次添加进去的变量无法解释的，进行有用性分析的目的，就是检验第二次添加进去的各种变量能否对此做出解释。[8]我们进行这种分析，主要目的是检验：对于人们在遵守法律的情况方面存在的差异，如果使用其他变量不能做出解释的话，我们使用这些态度因素——法律的威慑、亲友的意见、人们的个人道德价值观，以及人们对当局职业表现的看法及他们对当局合法性的评价——是否能够做出解释。或者说，我们能否根据这些态度因素来预测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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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各项因素对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影响：第一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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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为15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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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分数表明受访者相信不法分子被抓获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很大，相信亲友会反对他们违反法律的行为，相信触犯法律是不道德的；高分数的受访者一般对当局会给予积极肯定的正面评价，相信当局是具有合法性的。高分数的受访者主要具有下列特征：他们更多是女性，是白种人，是老年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高收入的人，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人；高分数的受访者更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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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分析表明，在这五种因素中，有四种因素对预测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合法性能够解释其中2%的变量（F（11486）=40.16，P<0.001）。威慑和亲友的看法这两种因素分别能够解释其中1%的变量（威慑，F（11287）=17.39，P<0.001；亲友的看法，F（11308）=17.68，P<0.001）。最具有解释力的是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这一因素，它能够解释其他因素不能解释的8%的变量（F（11418）=153.30，P<0.001）。人们如何评价法律当局的职业表现则对预测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没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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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分析证实了使用回归方程所得的分析结论：合法性对于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具有单独的决定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人们是否认同当局的合法性来预测他们是否会遵守法律。不过，这一分析结果还表明，在方程中，通过其他要素也可以预测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特别是亲友的看法和法律的威慑作用。不过，对于那些其他因素无法做出解释的变量，这三种因素同样也无法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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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组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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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第二轮访谈进行分析，我们再次得出合法性能够对人们是否遵守法律产生影响这一结论。就像在第一轮访谈中那样，无论是否对所测得的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整，当局是否具有合法性对于预测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都是重要的依据。[10]与第一轮访谈的结果一样，个人道德价值观、性别和年龄也都对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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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横向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因变量——人们在行为时遵守法律的情况——所反映的是人们发生在访谈之前的行为，而自变量所反映的则是受访者在接受访谈当时的看法。因此，实际情况有可能是这些因变量导致这些自变量的出现，而不是自变量的出现引起因变量的变化。使用定组分析的方法可以弄清楚，在纠正了这些问题后，合法性是否仍然有促使人们遵守法律的作用。在我们设计的定组分析中，我们把在第一轮访谈中获得的有关人们对当局的看法的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自变量，把在第二轮访谈中得到的关于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变量作为因变量。当我们将在第二轮访谈中获得的关于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数据作为因变量代入回归分析方程，并保持第一轮访谈中获得的自变量不变的时候，相关系数总体上下降了[11]，但仍然可以发现合法性对促使人们遵守法律有显著的作用。当使用定组数据进一步确认人们在行为时遵守法律的情况与人们对合法性的评价是否一致时，我们发现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的影响作用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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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定组分析时，我们同时考虑了两轮访谈中所获得的两种变量，即有关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看法的变量和与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有关的变量。之所以使用定组分析方法，是要进一步证实，用第一轮访谈收集的数据所进行的因果关系推论是可信的。如果通过定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认定合法性是一项用来预测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重要因素，我们就有更多的依据来确定合法性能够促使人们遵守法律这一说法是可信的。[12]定组分析表明，在两轮访谈中，合法性对促使人们遵守法律都有重要的作用。[13]正如横向分析得出的结论一样，在定组分析中，其他因素对于预测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两轮访谈中，性别和年龄都对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产生了影响，个人道德价值观也同样产生了影响。另外，在两轮访谈中，我们都发现威慑对人们遵守法律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亲友的看法和人们对当局职业表现的看法同样也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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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因素影响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第二轮访谈中所测得的相关系数总体上小于第一轮访谈中所获得的同类相关系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第二轮访谈中我们对各种因素在第一轮访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影响进行了控制。我们在进行第一轮分析时，没有对访谈前的同类变量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过任何控制，这是因为我们在那之前也没有对这些因素的影响作过什么检验。由于在第二轮访谈中我们对合法性进行了更精确的检验，因此在涉及合法性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这一问题时，这种副作用被抵消了，这样，我们在两轮访谈中得出的相关系数大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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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使用的各种分析方法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所要考虑的变量、所纳入的访谈对象以及对因果关系所作的假设方面则有所不同。我们预料到研究方法的差异会导致一些结论上的差异。实际结果也表明，情况确实如此。特别是，在使用其中一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时，一些因素显现出微弱但是在统计学上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在使用另一些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时，这种因素却没有显现出这种统计学上的重要性。不过，尽管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合法性的作用看起来却都非常明显。我们发现，不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变化，合法性能够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这一结论都是有力而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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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合法性的检验已经总体上证实了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能够产生影响，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是，合法性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作用，是因为人们将遵守法律视为一种义务，还是因为人们将其视为对当局的一种支持?我们已经指出，这两种类型的合法性都与人们遵守法律存在显著的零阶相关性。[14]要对此进行研究，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为适当的方法，那就是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进行这种分析时，我们可以把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作为因变量，把与上述两种类型的合法性有关的各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同时对以前的方程中所使用的其他因素（人口学和社会学因素）进行控制，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多元回归分析。通过这些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把遵守法律视为义务的观念，而不是把遵守法律视为对当局的支持的观念，对人们遵守法律具有更明显的影响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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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人们支持法律当局进一步分成人们支持警察和人们支持法院两种情况，并分别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们对警察的支持态度对促进人们遵守法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们对法官的支持态度对他们的行为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16]尽管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力都比较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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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组数据可以进一步拓展对合法性各要素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计了一种因果关系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我们根据人们对当局合法性的看法，来预测他们在不同时间点是否会遵守法律。我们将人们支持警察的情况和人们支持法院的情况分开进行研究。正如在其他类似研究中一样，在这次研究中所测量出的各个变量也可能存在误差，我们也对这些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了调整。在研究的两轮访谈中，我们都发现，无论是人们认为遵守法律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还是他们将遵守法律视为对警察的支持，他们的观念对他们遵守法律都产生了影响。[17]此外，在第一轮访谈中，我们还发现，人们是否支持法院也能够对人们是否遵守法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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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定组数据和横向数据的分析都表明，人们是否认为自己负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这一点，是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是否会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因素。尽管从统计学上来看，两轮访谈的结果都显示人们对警察的支持态度对他们是否遵守法律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一轮访谈的结果也显示人们对法院的支持态度对他们是否遵守法律也能够产生影响，但是在对所获得的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调整后，我们发现，我们所使用样本的数量越大，人们的支持态度对他们遵守法律所产生的影响反而越小。尽管与义务有关的分数存在很大的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来，人们的守法义务感对促使他们遵守法律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很引人注目。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大多数人回答说他们确实遵守了法律，同样，大多数人也回答说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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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何时对人们守法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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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认为法律当局具有合法性，他们通常更可能会遵守法律。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在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的影响程度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可能性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合法性何时会对人们遵守法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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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合法性的变化是否会引起人们遵守法律情况的变化，我们将第一轮访谈的受访者分成人数不同的几个亚组，然后对每个亚组内的受访者对当局合法性的看法与人们遵守法律的情况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在每种情况下，我们又对每个亚组再进行细分，以便尽可能获得最接近中位数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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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可能影响到合法性与守法行为之间关系的因素，是与人们遵守法律情况有关的问题中所涉及的其他态度性因素，包括：法律的威慑、亲友的意见、人们是否认为违反法律属于道德错误、人们是否认为当局职业表现良好。我们根据受访者所持的态度不同，将他们分成两组。比如，在认为法律具有威慑作用的一组受访者中，根据他们认为触犯法律是否有可能被抓获以及是否可能受到惩罚，我们将他们分成两组。在这两个亚组中，当局具有合法性与人们遵守法律之间的相关性强度并没有什么区别。[18]对于因为害怕亲友的反对而遵守法律的受访者，以及因为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而遵守法律的受访者，我们也将他们分成不同的亚组。在所有各种情况下，所分的各个亚组之间合法性与守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最后，我们根据受访者对警察和法官职业表现的不同评价，将他们分成不同的亚组，结果显示两个亚组在合法性与人们遵守法律的相关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我们发现，在认为当局职业表现令人满意的一组受访者中，合法性与守法行为之间具有非常高的关联性。[19]这一结果表明，如果人们对当局的职业表现评价较差的话，合法性与守法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就会降低。对于那些认为当局职业表现很糟糕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认为法律当局具有合法性的话，他们仍然很有可能会遵守法律，但是合法性对守法行为的影响力会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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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态度因素所作的亚组分析显示，对合法性与人们遵守法律的关系，这些社会学因素充其量只不过能够产生非常微弱的影响。如果受访者认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则无论他们认为自己违法后被抓获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无论他们认为自己的亲友会赞成还是反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或者无论他们觉得触犯法律在道德上是对还是错，他们都很可能会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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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们遵守法律，可能还受到受访者与法律当局以前有过什么样的接触经历这一因素的影响。对第一轮访谈中的652名最近和法律当局打过交道的受访者，我们进行了分析。我们从五个方面对他们的个人经历进行分析，包括：处理结果是否绝对令他们满意、处理结果是否与他们的期望相一致、他们所受到的对待是否与他们的期望相一致、处理结果的公正性、警察或者法官所使用的程序是否公正。[20]结果表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为他们认同当局的合法性而遵守法律，他们有什么样的个人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21]我们所检验的这五个方面，都与人们的个人经历有关，其中有一项对人们是否会遵守法律是非常关键的，即人们是否认为警察和法院所使用的程序是公正的。即使人们认为当局具有合法性，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么合法性对他们遵守法律的影响作用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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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法性对人们遵守法律没有决定作用，那么哪些因素可以取代合法性而发挥这一作用呢?答案是，在人们对法律当局的职业表现做出负面评价的情况下，以及当人们觉得自己在与法律当局打交道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时，亲友是否反对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他们是否会遵守法律。相反，在合法性无法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和受到制裁的危险在促使人们遵守法律方面的作用则没有什么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