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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政府论两篇》（1690年）。洛克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辉格党反对查理二世高潮之际，他写作的《政府论两篇》，试图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说明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其与人民权利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洛克提出：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但自然状态缺乏法律规范，缺乏权力裁判，因而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因而如何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论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便成为《政府论两篇》的中心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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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论两篇》上篇中，洛克首先集中批判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君权神授和王位继承的观点。然后在下篇中，论述了国家理论和法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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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社会即将来临的前夜，洛克此书担负了为第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的历史使命，对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是洛克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在君主立宪下，手工工厂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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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他的政治法律学说不仅对英国，还对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他提倡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在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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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卢梭是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之一。在资产阶级为了向封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本主义统治而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中，他也是从自然状态出发，去考虑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其与人民权利的关系问题的。但时代前进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也发展了，卢梭考虑问题的角度是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现存社会的人性是坏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上回复自然。这一基本观点构成卢梭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并成为指引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发展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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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要阐明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及其解决，这是《社会契约论》的主旨。其中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光芒，照亮着人们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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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政治理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它的锋芒是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特权的；第二，它为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三，它对后来的思想家如罗伯斯庇尔、杰佛逊、潘恩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卢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至今仍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起着鼓舞作用，甚至“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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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学与经济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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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经济学本来是与伦理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动。由于工业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分工的发展，长达千余年的自然经济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发展为市场经济，商品生产成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4〕市场“成为人类生活的巨大中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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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方面通过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把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它使得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西方经济学从斯密到马歇尔，再到凯恩斯，正是围绕“如何维持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运转，以保证它平衡发展不致崩溃”这一重大问题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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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道德情感论》（1762年）。18世纪后半期英国正处在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的关键时刻，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适应反对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需要，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增长国民财富。该书就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线，从伦理学（利己主义）与哲学（均衡论）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但是在《国富论》中，他只是指出：市场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的，市场参与者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利是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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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问题，他在《道德情感论》中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因而《道德情感论》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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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论》从道德的高度，从对个人与社会的福祉出发，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和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在斯密的论述中，问题的关键是：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究竟指的是什么？斯密认为，关心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这就是同情，同情是人的本性。斯密实质上是说，同情（利他）和利己同样是人的天性。因此，斯密认为，只有当全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时，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定和进步。由此可见，《道德情感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用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道德情感论》说的是道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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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道德情感论》提出软的一手——道德自律（良心、责任心）。在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时，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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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1789年）。边沁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市场竞争的激烈使得“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6〕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为了实行更广泛的自由竞争，以取得更大的利润，把功利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奉为最高原则，力图把国家制度与追逐私利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协调起来。边沁就是表达这种要求的最早的代表之一，他的主要兴趣和影响是在法律方面，而他的伦理思想则是为其法学理论的实践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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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服从因果规律。追求快乐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因而苦与乐是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据此，他提出功利主义原则作为法理学的价值标准与人类行为的原因。他所谓的功利是指：外物有利于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社会幸福或社会利益是组成社会的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而功利原则既要考虑个人利益又要考虑他人利益，这就产生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的问题。法律就是利用人们避免痛苦的惩罚之心理；而道德则是利用人们追求快乐的赞赏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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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的主旨，实际上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的法律改革的任务，边沁把法律改革的理论基础放在道德哲学上，特别是以功利原则为指导。继斯密之后，边沁在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提出硬的一手——法律他律（制裁、惩罚）。这就是说，在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时，人不仅要追求私利（快乐、幸福），而且要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否则便要受到惩罚（痛苦、祸害），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快乐和痛苦）来达到“利益的人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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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19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市场流通成为重大问题。从生产向流通的转移，使得马歇尔的研究转向“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市场交换行为，并从微观方面研究市场参与者（居民户、厂商）的交换行为是如何进行的，从而明确如何维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并发挥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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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把边沁关于人类的行为的两种动机，即“快乐”和“痛苦”换成了“满足”和“牺牲”。认为追求“满足”促进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避免“牺牲”则制约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由这两种动机支配的，但由于动机是心理因素，在市场交换中只能通过货币来衡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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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均衡价格，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看做是由供给（卖方）和需求（买方）所达到的均衡来决定的价格。由于买者的主观愿望是无法直接加以衡量的，于是马歇尔间接地用买者所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即价格来加以衡量，从而把需求变成为需求价格，把“边际费用递减规律”变成为“需求价格递减规律”，得出所谓的需求规律，即：价格低则需求量多；价格高则需求量少。同样地，卖者的主观愿望则间接地用卖者所付出的生产费用，即货币生产费来衡量，并用货币生产费来说明供给价格，得出所谓的供给规律，即：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则供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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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就是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从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定出发，建立起市场均衡经济学，它刻画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1）市场价格决定于供求（买卖）双方力量的均衡；（2）市场均衡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3）市场参与者只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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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的主旨，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它的重点在“均衡”，在如何通过市场交换，把人类的两种动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维持平衡，以便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马歇尔把市场经济的发展放在均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从功利原则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通过这只手来达到“利益的自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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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进入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求关系，最终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陷入“经济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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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就是由于力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对此《通论》提出了以下的观点、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