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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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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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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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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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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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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8—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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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 中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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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1748—1832）同小穆勒（J. S. Mill，1806—1873，又译作密尔）一起，被称为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欧洲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期，代表英国激进主义思潮，为英国的哲学、政治学、法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滑铁庐（Waterloo）打败了威风凛凛、显赫一时的拿破仑之后，英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夺得了南亚的整个印度，使其成为它的殖民地；其后，英国移民又在美洲建立了政府。随之，它的文化与学术思想，也注入全世界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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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专论学术文化，英国的功利主义，并不站在最先进、最完善的地位。但它在英国，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却不能不说是最有影响的力量。它站在与英国保守派对立的地位，代表英国人民中先进势力的气质和灵魂，鼓动英国人民要敢于和政（治）教（皇）合一的极权制度宣战。从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改革开始，英国激进派一直在闹事，经过近三百年的宗教战争，直至英国的克伦威尔（Cromwell，1599—1658）领导新教徒（Protestant）从事军事战斗，杀了英皇查理一世，终于发生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革命之后，英国遂成为两党（保守党与自由党）争雄制的比较自由的立宪国家，同欧洲大陆当时一直受罗马天主教影响的君主与教皇联合专政的极权政治国家，形成对峙的局面。同时，欧洲大陆国家中的激进主义者受其影响，也不得不走上从启蒙到革命的大道。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就是法国人民从反对大独裁者路易十四世国王开始的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四的后代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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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登上了欧洲激进主义的舞台。他的重要著作《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或译《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的正式出版，恰巧与法国大革命是同一年（1789年）。1792年，法国的革命政府还选他为法国荣誉公民。但是，当他亲眼看到法国罗伯斯比尔政权的倒台，看到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混乱，并不比英国的“光荣革命”更光荣，于是回过头来细心研究自己国家的“国粹”，力图推广自己国家的传统。我们真可以说，他就是英国的国学大师，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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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等人所主张的功利主义，在理论上并不完全是边沁等人所独创的。但是，把功利或效用（utility）组织成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确实是他和小穆勒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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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学术上，一个成功的思想体系，常常不会是一两个人的功绩，往往总是一个民族历史精神的表现或发展，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特殊的创造性产品。英国是一个滨海岛国。当欧洲大陆被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联合统治时（所谓“中世纪”），实际上形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大帝国，极端专制和保守。统治者自称信仰上帝，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使者，把上帝的信徒看作是自己的奴隶，要别人崇拜自己，以便压迫与剥削。但是，人世间有压迫与剥削，就有反抗；反抗失败，就逃走。岛国人民有一大好处，就是很容易逃往国外。英国的新教徒，又称抗议教，后来又以清教徒（Puritan）之名出现，最先乘“五月花”船逃到北美波士顿，成立一个国外的反天主教政府，即新教政府。它和英国国内兴起的苏格兰新教站在一起，同信仰天主教的北爱尔兰进行了经久不息的战斗。这一实际情况，使英国的激进主义潮流同全欧洲天主教保守势力的斗争加剧，由此带动了英国的学术、政治思想的演变。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由培根、洛克、休谟作先锋，以经验主义为纲，以现实的效用或功利为标准，注重效果，崇拜英国先哲培根的科学观和归纳法，探索自然界，利用自然界。这种重视现实与人的感觉和本能、本性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激励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的哲学家哈奇逊（F. Hutcheson，1694—1746），最早提出了我们要注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新口号，旨在使人知道，要消除或减轻人民的痛苦。比他略晚一点的李嘉图（Richardo，1772—1832），还提出“一切价值，都是劳动者所创造、所供给的，理应将其成果还给劳动者”。这等于说地主、资本家的财产，乃是由压迫或剥削所获得的。这比法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Proudhon，1809—1865）在《什么是财产》（1840）中提出的“财产是赃物”的说法，早了几十年。这些主张，对功利主义者有所启发。无怪乎边沁同主张社会主义的欧文（R. Owen, 1771—1858）结下了密切的友谊，并赞许他在英国选地实行社会主义新村的主张，但他对于新兴的社会主义却并不完全赞同。后来英国19世纪上半期的宪章运动，实际上是由边沁等人重视劳动价值与劳动人民的快乐或幸福权利的思想所养育的。边沁生前所发表的名著《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首先提出种种社会的重大实际问题，然后用立法和道德来解决，这是英国传统思想的特色。我们可以说，英国民族特色之重经验和实践，重以法治国，是为了道德。立法也是为了立道德之法，道德是立法的根本。同时，还可以说社会道德风气也有规则。这规则也和法律一样，不是悬在空中的玄想原则或是神与上帝的赐予，而是劳动人民自己建立或许可的。人人皆可能成为守法之人、合乎道德之人。功利主义者心中的“人民”和“功利”、“效用”、“快乐”是可凭数学方法准确地计算的。人民早就知道并实现了这一点。原来，道德秩序本是利害平衡的结果。劳动创造的新鲜事物，实现于人类实际生活中；它给予人类的快乐或功利或效用究竟有多少，也可作为决定社会的道德风气或人类生活的好坏程度的标准。因此，边沁坚决反对自古以来的苦行主义（Asceticism），赞许快乐主义（Hedonism）。由于思想激进，边沁肯定：人民均是诚诚恳恳的劳动者，凡是由劳动得到的快乐与效用，均同样有益于人类，不可歧视。至于他说的“人类追求的快乐或效用的多少、大小，均可用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一主张虽然也有不少人反对，甚至好友（例如老、小穆勒）也不表赞同，说他只重视快乐或效用的数量，而忽视劳动有质的差异，但边沁表示坚决不改。不过，他晚年撰写的《道德义务学》（Deontology，在他身后的1834年才出版），对保守派的直觉主义伦理思想却有所采纳，从而使他的功利主义更切合英国民族的妥协精神，——人们一般认为英国民族是一个注重妥协精神（Compromise）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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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同18世纪英国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地位有些相似。这使他成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民族思想的大功臣。甚至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分析哲学、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乃至罗尔斯的《公正论》（或译《正义论》），都可以说是英国国学功利主义的新形式或新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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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边沁的这部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经由北京大学程立显教授主持翻译为中文出版，这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事。程教授曾在英国留学多年，专研伦理学和社会公正理论。近三年来，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字斟句酌地研读翻译边沁的大著，终于把这部以艰涩难读著称的英文原著，译为较流畅易读的中文本，实属难能可贵。大家都知道，边沁是一位注重实际、深入社会生活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注重刑法研究的苦思冥想中随时写成的，不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书斋中一气呵成。所以，读他的这部大著，不仅中国人感觉很吃力，就是英国人读起来，也觉得不那么畅快。我国（含台湾地区）早已出过《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的中文选译和全译本，但译文的质量似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或者说不能尽如人意。现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部通畅可读的全译本，是一项很难得的成就，也是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十分可庆幸的贡献。我能先行阅读译稿，十分愉快。特此敬写短序，表达我的衷心祝贺，并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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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辅成，96岁病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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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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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 译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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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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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伦理学功利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同时又是一位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批判者、卓越的社会改革家。1789年，边沁倾注了多年心血写成的伟大著作《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1〕终于正式出版。它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功利主义的杰作，在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经典宝库中占有重要一席，对近代以来英国乃至全人类的道德、法治和文明进程，对现代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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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把他的《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当作一部政治与道德哲学类著作奉献于世。他所阐述的功利主义学说在英国甫一问世，就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主流派别。何以如此？简单地说，因为他所创立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鹄的的结果论道德理论，把功利原则（即最大幸福原则）奉为评价个人行为和社会立法的唯一的终极标准，既继承了西方快乐主义和幸福论的悠久传统，又充分反映了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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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头四章论述了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对功利原则做了精辟论证，对行为选择的功利估算法进行了说明，对背离功利原则的“反功利原则”（例如禁欲主义原则、同感原则与反感原则）进行了批驳。这部分内容可谓本书所论的“道德原则”的精华，经常被后人收入功利主义经典文献的汇编之中。但是，正如当代英国的法哲学家、著名的边沁研究者哈特（H.L.A.Hart）所说：“仅仅专注于该书开头几章对功利原则的简要阐述和辩护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样一来会产生‘该书主要属于道德哲学论著’的印象。尽管从中可以学到同道德哲学、心智哲学以及行为与惩罚哲学相关的许多东西，但这一印象仍然具有误导作用，因为它不但掩盖了该书的论题的多样性，而且忽视了边沁事业的特殊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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