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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若假定任何动机激励某人采取或不采取某一行为，那么，为了论述的方便，认定这种动机产生了一种想象中的法则或命令，令该人采取或不采取该行为，则或许是有用处的。（参见第一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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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第四章“价值”、第六章“敏感性”的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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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想象出自动机的法则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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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第九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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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重要的”即“有价值的”。参见第四章“苦乐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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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见第二册“证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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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英国法律规定的责任年龄为14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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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第六章“敏感性”，第12、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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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严格地说，习惯只是一种虚构的东西。据说习惯是由行为或感觉所组成的，但它并不是什么同后者在性质上真正不同的东西，因而不可能是任何事件的原因。然而，这一谜团可以根据联系原理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对这一原理之性质和作用力的非常好的说明，可见之于哈特利论人的著作（普里斯特利博士的版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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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D·哈特利的《关于人及其精神、责任和期望的研究》（1749）一书的节略本，书名为：《哈特利的人类精神理论：论观念的联系原理》。该书由J·普里斯特利于177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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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J·密尔在《英属印度史》（1818）中经常使用该词（naib）的替代用词nawab或nabob。同这里一样，它们指的也是城市或地区的地方长官或副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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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二章“反功利原则”，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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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掩盖这种蒙骗（既蒙蔽别人的眼睛，无疑地也蒙蔽自己的眼睛），他们便塑造出自己所畏惧的幽灵，称之为“正义”。这个“正义”的命令，就是要修改（实际上被解释为“反对”）仁慈的命令。但在正义一词有所指的唯一意义上，它是个想象出来的角色，是为了论述方便起见而想象出来的东西，其命令是应用于某些特殊情况的功利命令。那么，正义就不过是在某些场合、通过某些手段、被用来促进仁慈目的之实现的一种假想的工具而已。正义命令不过是仁慈命令的一部分，它们是在某些情况下被应用于某些问题即某些行为的仁慈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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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第二章“反功利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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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第六章“敏感性”，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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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上文，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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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第七章“行为”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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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这里所假设的实例中的想法，源自于真实历史上的一件轶事，但在若干细节上与史实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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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当查理九世（1560—1574）要求路易·巴尔巴斯·德·贝尔东·德·克里永（1543—1615）暗杀胡格诺教派的领袖加斯帕尔第三·德·科利尼（1519—1572）时，他拒绝照办，尽管他过去是并仍然是天主教和君主制的强有力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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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参见第一册，“叛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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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同上，“单纯肉体伤害”项、“杀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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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参见第十一章“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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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参见论间接立法的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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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条注解起初的文字（1780年）为：“参见附录‘预防性制度’项”，但1783年版修正为上面的注文，而1823年版又忽略了这一修正。随着写作规划的展开，边沁关于“间接立法”的论述经历了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它是“刑法典方案”之附录的一节。后来有一段时间，它充当本书之第十八章。在《论道德与立法与原理》的扩展本中，作者在不同时期打算把“间接立法”列为第三十八章或第三十九章。但到了1782年夏天，边沁决定单独写一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杜蒙在《民法与刑法的理论》（1802）中采用了该文的一部分手稿。参见《边沁全集》，鲍林版，第一卷，第533—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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