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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后来的描述中，杜洛尔丝称自己的童年是一场“思想灌输”。[49]但她一直保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也从不擅长隐藏自己的观点。早在青少年时期，她就开始质疑从小被灌输的某些教条。那是20世纪60年代，圣多米尼克的修女们再怎么努力也难以隔绝席卷世界的浪潮。杜洛尔丝喜欢摇滚。和贝尔法斯特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切·格瓦拉的鼓舞。[50]这位上镜的阿根廷革命家曾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切·格瓦拉最终被玻利维亚军方枪决，且被砍断双手以作为死亡证据，就像布蕾迪姨妈。这一事实只令她更迫切地将其加入自己心目中的革命英雄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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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杜洛尔丝却逐渐认为父辈所捍卫的武装斗争可能已经成了过时的解决办法，变成了一种历史的遗迹。艾伯特·普赖斯是一个坚定的健谈者。[51]他讲话的时候一只手揽着你的肩，另一只手永远夹着一根烟，以其个人魅力充满活力地向你讲述历史和趣闻轶事，直到你认同他的观点方才罢休。可杜洛尔丝争论起来时毫不怯懦，她会对自己的父亲说：“嘿，瞧瞧共和军吧。你们用的这个办法失败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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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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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的历史从某些角度而言确实是一段失败的历史。正如帕特里克·皮尔斯所言，每一代人都发动过这样或那样的叛乱。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共和军基本沉寂了。老一辈人依然会在爱尔兰共和国的南部边境集会，举办周末训练营，用过往战役中遗留的老旧枪支进行射击练习。但谁也没有真正将他们视作一支武装力量。爱尔兰岛依旧分裂，天主教徒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你们失败了，”杜洛尔丝告诉父亲，并补充道，“其他办法是有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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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开始在皇后大学校园内的一个礼堂参加集会[54]，那是一个叫作“人民民主”的新政治团体。和切·格瓦拉以及许多一起游行示威的人一样，杜洛尔丝认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整个教派分裂问题令人厌恶[55]，她开始相信：劳动阶级的新教徒也许享受了一些优待，但他们也常常面临失业的困境。那些住在贝尔法斯特尚基尔路上的简陋房屋里的新教徒也没有室内厕所可用。只要他们明白，爱尔兰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化能带来更好的生活，那么困扰了两个群体数世纪的纷争也许会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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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的领导人之一是来自德里的埃蒙·麦卡恩，这是一位放荡不羁、伶牙俐齿的年轻社会主义者。杜洛尔丝和他在游行中认识后，两人成了可靠的朋友。[56]麦卡恩敦促同行的抗议者不要将劳动阶层的新教徒妖魔化。“他们绝不是我们的敌人，”麦卡恩坚称，“他们不是穿着昂贵西装的剥削者，而是被体制愚弄的人，被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工厂主式的统一派所蒙骗。他们是普通人。”[57]这些人其实和我们站在一边，麦卡恩说，只是他们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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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是一座小岛，整座岛上最远的两端的距离也不超过200英里，只要一下午就能驱车从一个海岸开到对面的另一个海岸。然而，自从游行示威的队伍离开登戈尔广场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断遭到反示威人群的骚扰。这股反示威力量来自新教的统一派，他们热切地忠诚于英国王室，其领导人是44岁的罗纳德·邦廷。他体格健壮，长着一对招风耳，曾做过高中数学老师，也曾在英国陆军任军官。虽然邦廷过去持有比较进步的观点，但他后来受到了伊恩·佩斯利的影响。[58]佩斯利是一名极其反天主教的牧师，曾在邦廷的母亲临终前照顾她。邦廷是奥兰治党的一员，这个新教的兄弟组织长久以来将反对的矛头对准了天主教徒。他和他的拥护者不断地推搡和嘲弄游行队伍，企图夺下对方的抗议标语，同时举起他们自己的旗帜——英国国旗。有一次，一名记者问邦廷，就让这些人示威游行，不去管他们，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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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对魔鬼视而不见，伙计。”[59]邦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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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廷也许过于偏执，但他的部分焦虑在新教徒中普遍存在。时任英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泰伦斯·奥尼尔当年表示道：“在北爱尔兰，新教徒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因为通婚而受到罗马天主教徒的压制。”[60]倘若这种情况最后真的发生，谁也无法肯定伦敦会来拯救他们。对于英国“大陆”的许多人而言，这个苏格兰海岸附近躁动不安的省份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其他人则很乐意放弃北爱尔兰。毕竟，英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摆脱殖民地。借用当时一位英国记者的话，北爱尔兰的统一派“比英国人还要拥护英国，但英国人却对他们漠不关心”。[61]对“保皇派”，即支持统一的狂热分子来说，这让他们更加视自己为终极的捍卫者，守护其岌岌可危的国家身份。1912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他的诗歌《阿尔斯特》中写道：“我们明白，当千言万语道尽，/一旦屈服，我们将不复存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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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邦廷少校因为这场游行感到备受威胁，可能还有一层更私人的原因。这些穿着邋遢的示威者[63]唱着嬉皮士的歌，手里举着正义凛然的标语，而其中就有邦廷的儿子罗尼·邦廷。这位皇后大学的学生留着浓密的连鬓胡子，他在1968年夏天融入了激进政治活动的行列。[64]他绝不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新教徒。事实上，新教徒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传统由来已久。爱尔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之一沃尔夫·托恩就是新教徒，他曾在1798年领导过一场反对英国统治的暴力叛乱。然而罗尼无疑是游行队伍中唯一一个其父亲如此公然反示威的人。邦廷一手策划了这场恼人的反抗议活动，领导自己的保皇派队伍骚扰示威者，并用扩音器进行反天主教的谩骂。“我爸在那里丢人现眼。”[65]罗尼羞愧地对朋友们抱怨。但这种俄狄浦斯式的关系，似乎只让父子双方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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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赖斯姐妹一样，罗尼·邦廷加入了人民民主组织。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游行至德里的计划最好不要进行，因为他觉得会有“不好的事”发生。[67]警方已经对之前的几次抗议实施了暴力镇压，北爱尔兰绝非言论自由之地。由于担心天主教发动起义，爱尔兰早在分裂时期便通过了一项严苛的《特殊权力法案》，该法案制定了一种近乎永久性的紧急状态[68]：政府可以禁止集会和某些类型的言论，也可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人们实施搜查和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无限期关押。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中新教徒占有压倒性比例，它还有一个名为“特殊分队”的兼职副业，通常由极其反天主教的统一派武装人员组成。在概括特殊分队如何招募新人时，一名曾经的老队员说道：“我需要人手，越年轻越野蛮的越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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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游行队伍在乡村前进，他们不断遭遇统一派新教徒的要塞村庄。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总会出现一伙手持棍棒的当地人挡住学生们的去路，在外围陪同游行队伍的警察便会强令他们改变路线，绕道而行。[70]邦廷少校的部分人员一直跟着游行队伍，不断耻笑他们。其中一人背着一个兰贝格鼓[71]，也就是所谓的大力锤。不祥的锤击声在绿色的山丘和小村庄间回响，召唤着其他身强力健的人来加入反游行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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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的会有一场暴力冲突，这些学生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他们有些人很乐意接受这个想法。[72]美国的塞尔玛游行激起了警方的残暴镇压，而电视上转播的令人震撼的暴力场面，也许就是催生真正改变的导火索。[73]这些学生认为，最为棘手的不公现象可以通过和平抗议来解决。这是1969年，似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站在思想的前端。也许北爱尔兰的战线即将重新划分，再也不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也不是共和派与保皇派之间的较量，而是在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一场未来势力和过去势力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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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的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在距德里十英里的一处十字路口，一位抗议者手持扩音器说道：“很可能会有人朝我们扔石头。”前方看上去会有麻烦。从贝尔法斯特出发后，几天时间里，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进来，现在路上站满了数百位游行示威者。拿扩音器的人大声问道：“你们做好可能受伤的准备了吗？”[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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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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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晚，当游行者们在克劳迪村庄的一间礼堂席地而睡时，邦廷少校已经将他的追随者召集至德里，也就是他所谓的伦敦德里。[75]集会地点是位于福伊尔河岸的市政厅，那是一幢宏伟的石料建筑，镶嵌着彩色的玻璃。数百名亢奋的保皇派成员假借“祈祷会”之名聚集于此。在那里等待这些信众的，正是伊恩·佩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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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利是一位浸信会传教士之子，他有着激进的思想，其追随者狂热而偏激。在威尔士的一所边缘福音派大学受训后，他创建了自己立场强硬的教派。一米九的身高令佩斯利看上去十分高大，他双眼斜视，一口牙齿错乱无章。他会俯身在布道台上，头发光滑地梳向后方，颤动着颚骨慷慨激昂地抨击“魔鬼的罗马天主教”。[76]梵蒂冈和爱尔兰共和国正在秘密结盟，策划一场推翻北爱尔兰政府的邪恶阴谋，他如是争论。随着天主教徒稳定地积累实力和信众，他们会变成“一只随时准备撕碎猎物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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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利是一个有感染力的煽动者，他喜欢带领信徒游走于天主教的大街小巷，随时随地制造骚乱。他会用低沉的声音细说天主教徒为何是人渣，他们如何“像兔子一样交配，像害虫一样繁殖”。[77]他摇唇鼓舌，制造分裂，可谓煽动人心的好手。事实上，他如此的冷漠无情和赤裸裸的偏激，逐渐让有些共和派权衡之后认为，他或许对他们的运动有好处。“我们为什么要除掉佩斯利？”人们常听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妈妈克丽茜这样说，“他可是我们手上的王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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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里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但在保皇派标志性的想象中，这个城市依然是一座象征着新教徒抗争精神的鲜活丰碑。1689年，一支忠于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军队将德里包围，效忠于新国王奥兰治亲王威廉的新教势力抵挡住了这次围攻。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人们或许会为这种年代久远的事件制作一块教育性的牌匾。然而在德里，当地的新教组织每年都会以游行示威的方式纪念这次冲突。现在，佩斯利和邦廷提出，这些预备第二天早上进入德里的学生抗议队伍很可能会再次将德里包围。[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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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利告诉信徒，这些拥护民权的人或许假装自己是和平的抗议者，但他们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共和军”。[80]他提醒信徒，伦敦德里是一座抵抗天主教入侵的堡垒。他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为保卫这座城市再次挺身而出[81]，人群高呼着：“哈利路亚！”这就是佩斯利的一贯作风，他将人们怂恿至群情激奋时便退居幕后，绝不等真刀真枪落到自己身上。但作为他指定的副手，邦廷少校吩咐信众，任何想要展现“男子气概”的人应当“利用一切他们认为合适的保护措施”来武装自己。[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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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的夜幕下，在通往德里的道路上方，当地人开始在田里储备大量石头。[83]一位支持这项计划的当地农民提供了一辆拖拉机来帮忙收集石块。这些不是小卵石，而是刚从采石场挖出来的可观的大岩石，它们被一堆堆存放在精心安排的间距点，为一场伏击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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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说过，要进行一场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埃蒙·麦卡恩在最后一天的早上提醒杜洛尔丝和其他抗议者，“今天，考验我们真心的时候到了。”[84]游行队伍再次出发，他们缓慢地前进着，越来越惶恐不安。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上，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树篱。前方是一个瓶颈路段，老旧的伯恩托莱特石桥横跨在法汉河上。杜洛尔丝和玛丽安以及其他年轻的抗议者继续朝石桥艰难地行进。接着，在地面陡然升起的上方，一个男人在越过树篱的田里出现了。他戴着一个白色袖标，夸张地挥舞着手臂，做出一系列复杂的手势，就像斗牛士召唤一头看不见的公牛。[85]很快其他人开始冒出来[86]，强壮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田埂上，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俯视游行示威的队伍。现在路上挤满了数百人，他们被困在树篱中间，无处可逃。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上方的田地里，他们手臂上戴着白色袖标。接着有人投下了第一批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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