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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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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结交的另一个人名叫格里·亚当斯。亚当斯又高又瘦，来自巴利墨菲，曾在一家名为约克公爵的酒吧做酒保。[97]约克公爵位于市中心，酒吧内的天花板很低，最受工党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的欢迎。与普赖斯一样，亚当斯的家庭也有着卓越的共和党背景[98]：他的一位叔叔曾和普赖斯的父亲一起逃出德里的监狱。最初，亚当斯是当地一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该委员会曾反对建造帝维斯公寓。[99]他从未上过大学，但却极其能言善辩。他头脑机敏，善于分析，就像杜洛尔丝一样。他比她早几年加入共和军，并且已经在贝尔法斯特的领导层快速晋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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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小时候就和亚当斯见过面。那时他们都还小，她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他和家人坐同一辆车去参加伊登塔贝尔或波登斯顿的共和党庆典。但如今他再次出现时已然扮起了煽动叛乱的角色。普赖斯第一次认出他的时候，他正站在一辆卡车的后面对着一群人演讲。她惊呼道：“格里以为自己是谁啊？居然对着众人演讲。”[101]普赖斯觉得亚当斯非常有趣，还有些可笑。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戴着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她这样回忆道，他是个沉默而警惕的人。[102]普赖斯热情奔放，但她发现很难跟亚当斯展开交谈。他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神态，并亲切地称呼她“小孩”，可他只不过比她大两岁。普赖斯协助詹姆斯·布朗逃出医院的次日，亚当斯表达了对其行动安全的担忧：“报纸上说闯入医院的女性没有进行伪装。”他低声抱怨，并责备道：“希望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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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向他保证报纸上的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她们姐妹戴了金色假发，涂了鲜艳的口红，还围了花哨的头巾，“就跟冰球比赛上的两个荡妇一样”。亚当斯很拿自己当回事啊，普赖斯心想。不过她可以嘲笑任何人。为了安全起见，亚当斯从不在自己家过夜，而是睡在共和军不同的临时营舍里，其中有些根本不是住宅，而是当地的一些商家。他最近开始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殡仪馆过夜。[103]这让普赖斯觉得很滑稽，她开玩笑说他睡在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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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日子，”她后来说，“我应该感到惭愧，竟然觉得这很好玩。”[104]但事实就是这样。她刚满21岁。放在别的人家，父母或许会不赞同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的所作所为，然而对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来说，他们认为两个女儿不过是在继承家族的传统。与此同时，尽管你可以对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你不能责怪那个出手反击的人。“临时共和军是由最初为了抵挡那群保皇派而设置路障的人建立的，”艾伯特当时解释说，“我们最开始用石头攻击他们，可他们有枪。所以我们的人不得不到处找枪。要是就这样任人宰割，我们岂不成了十足的蠢货？我们先找来了一些猎枪，接着弄到了更好的武器。结果英国人又来了，他们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却闯进我们的家里为所欲为。你能怎么办？你只能用炸弹去对付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没有牵涉进来，今天的临时共和军或许不会存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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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英军遭到杀害，艾伯特会坦陈每个士兵同样都是人。“可他穿着军装，”他会指出，“那他就是敌人。爱尔兰人相信这是一场战争。”[106]他坚称自己反对死亡，但从根本而言这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让爱尔兰变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艾伯特·普赖斯总结道，“那么也许这一切都是值得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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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埃蒙·麦卡恩和一大群和平抗议者在德里集会。[108]仿佛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抗议的徒劳，英国伞兵竟然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13人丧命，并且有15人受伤。士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了枪。[109]结果这些声明都不是真的。血色星期天，这场将被永远铭记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爱尔兰共和主义。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邓多克听到了大屠杀的报道，这一消息令她们怒不可遏。[110]2月，抗议者在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纵火。[111]3月，伦敦暂停了不得民心的北爱尔兰的联合议会，并从威斯敏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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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杜洛尔丝·普赖斯抵达意大利米兰进行演说，协助宣传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的压迫。[113]她控诉了“集中居住制度”以及民权的缺失问题。[114]“如果说是我的政治信仰引导我参与谋杀，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115]她告诉一名采访者。她所采用的这种在句法上精心构思的托词，成了北爱尔兰问题时期人们描述自己参与行动的常见说辞。“如果我接到命令要除掉人民的敌人，我将毫无畏惧地服从。”杜洛尔丝在意大利露面期间有一张照片，她摆出一副逃犯的样子，用围巾将脸遮了起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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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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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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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五 圣犹大之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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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维尔家养了两条狗，一条是代表临时共和军的普罗沃，另一条是代表正式共和军的斯蒂奇。[1]亚瑟去世后，大儿子罗伯特原本可以担起家里顶梁柱的责任。可是在1972年3月，17岁的罗伯特因被怀疑加入正式共和军而遭到拘留。[2]琼·麦康维尔原本就性情柔弱，丈夫的离世更令她陷入了重度抑郁。“她好像放弃了。”[3]女儿海伦后来回忆道。琼不愿起床，似乎只靠着抽烟和吃药度日。[4]贝尔法斯特的医生已经开始给病人开“神经性药片”，也就是止痛药和镇定剂，其中很多病人要么会紧张性地身体麻木，要么会不由自主地大哭，无法应对自己的情绪。镇定剂在北爱尔兰的使用率高于英国的其他任何地方。[5]随着年代的推进，这种症状后来可能被描述为创伤后压力症。但当时有一本书称之为“贝尔法斯特综合征”[6]，据说这种疾病的起因源于“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不仅不易辨别敌人，而且暴力具有随意性，谁都可能无辜遭殃”。矛盾的是，医生们发现最易产生这类焦虑的并非那些活跃在街头容易成为目标的战斗者，而是躲在屋内不敢出门的妇女和孩子。[7]晚上，透过帝维斯公寓薄薄的墙，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会听到妈妈哭泣的声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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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渐渐变得足不出户。[9]有时她只在要买食物或者去监狱探望罗伯特时才会出门。这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冒险外出很不安全。贝尔法斯特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因为没有地方让你感觉真正安全[10]：你可能为了躲避枪战而冲进屋子里，却又因为害怕炸弹而再次跑出来。军方时常在帝维斯公寓巡查，到处搜索准军事组织的成员。1972年标志着整个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的暴乱高潮——在这所谓最血腥的一年里，将近有500人丧命。[11]琼的孩子们说，她数次用过度服药的方式尝试自杀。[12]最终她被送进了当地的珀迪斯伯恩精神病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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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帝维斯公寓尤其恐怖。[14]人们会熄灭所有灯光，整座庞大的建筑笼罩在一片漆黑里。对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而言，有一个特殊的夜晚将永远清晰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当时琼刚刚出院回家不久，门外发生了一场持久的枪战。枪声停止后他们听见了一个声音。“救救我！”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而且不是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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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你了，上帝啊，我不想死！”[15]呼救的是一名士兵，一名英国士兵。“救救我吧！”他哭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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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麦康维尔在孩子们的注视下从地板上爬起来走到门边。[16]她探向门外看到了那个士兵。他受伤了，躺在外面的走廊上。孩子们记得她返回公寓拿了一个枕头，并带着它爬到士兵身边。接着她开始安慰他，一边低声祈祷，一边轻轻抱着他的头，直到最后爬回屋内。[17]阿奇，也就是罗伯特入狱后家里最年长的孩子，为妈妈的介入而责备她。“你这样做只会惹麻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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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父母养大的。”[18]她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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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维尔一家再也没见过那个士兵，直到今天，孩子们也不清楚他后来发生了什么。然而第二天离开公寓时，他们发现门上有新的涂鸦文字：英国情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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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恶毒的指控。在贝尔法斯特战争时期的狂热氛围下，如果当地女性被发现和英国士兵鬼混，这将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用一种古老的方式羞辱那些被怀疑犯下这种越轨行为的女人：涂沥青和粘羽毛。[20]会有一伙人贸然找这些女人谈话，强行给她们剃头，用温热黏手的沥青涂在她们身上，然后拿枕头里装的脏羽毛倒在她们头上，接着像狗一样套住她们的脖子将她们锁在路灯柱上，让整个社区看到她们出丑的样子。[21]“英军的情妇！”人群会高喊，“英军的妞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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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有家室的男人被长期关在监狱里，留下妻子独守空房，再加上自以为是的年轻英国士兵经常在社区巡逻，这造成了人们对不忠行为的深切担忧。这种担忧不仅关乎婚姻，同时也和意识形态有关。涂沥青和粘羽毛的做法成了临时共和军的官方政策，其领导层公开为之辩护，称这是社会控制的必要程序。[23]当最初几个案例出现在当地医院时，困惑的医疗人员不得不向医院的建筑维修工人请教去除黑色沥青的最佳方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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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麦康维尔感到自己和家人是一片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25]他们因为太像天主教徒而被赶出东贝尔法斯特，却又因为太像新教徒而在西贝尔法斯特格格不入。被人在门上留下那些涂鸦后，他们本就寥寥无几的朋友再也不愿和他们有任何来往。[26]不论走到哪里，他们发现自己总会遭到敌视。阿奇因拒绝加入临时共和军的青年团而被他们打折手臂。[27]海伦和朋友遭到了一大群士兵的骚扰。[28]海伦后来表示，母亲拒绝参与“链条行动”——警方搜查公寓时人们将枪支手手相传的藏武器方法——的事可能导致一家人和邻居之间更加疏远[29]；琼担心一旦警方发现屋内有枪，家里就会有更多孩子被关进监狱。某一天，家里的两条狗普罗沃和斯蒂奇不见了。有人将两只狗推下垃圾滑槽，它们死在了那里。[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