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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叫来的是当地一名心脏外科医生。[49]但由于来得十分仓促,他什么设备也没带。于是有人找来了针线和一把镊子,医生把镊子插入休斯手臂的伤口,摸索着抓取切断后嵌入肉里的血管末端。[50]最终医生用镊子的尖端夹住血管的断面后,把血管拉下来以便能仔细缝合。这个粗暴的过程是在医生近距离的注视下操作的,没有麻药可用,但休斯不能大声叫喊,因为军队还在外面的街上巡逻,试图找到他。医生处理伤口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一辆萨拉森装甲车开过来正好停在了屋外,强大的引擎隆隆作响。屋里的人全都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不知道是否会有人端着步枪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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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亲自到来对休斯而言意义深重,因为他是冒着风险这样做的。根据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特殊分队所言,亚当斯原本是临时共和军巴利墨菲分部的指挥官,后来晋升为贝尔法斯特旅的总指挥,也就是整座城中最高的共和军领袖。[51]他已经被当局盯上,后者对他的通缉比休斯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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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亚当斯对休斯怀有深切的忠诚。除了两人之间的真挚情谊,对亚当斯而言,重要的是当休斯开始“避风头”的时候,他仍留在贝尔法斯特街头,而不是逃离城市躲进乡村,或者跨越边境到共和国去。他本可以逃至边境另一边不远的邓多克,这个地方几乎成了共和党人藏匿的避难城,他们会坐在酒吧里喝酒打牌。[52]但休斯留在了城内,没有离开D连忠诚的战士们,并且他从未放缓疯狂的行动节奏。“当地人知道他在那儿,”亚当斯说道,“而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动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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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亚当斯救了休斯一命,这让休斯没齿难忘。[54]他原本可以派其他人来,但他没有这么做。等医生缝合好休斯的伤口离开后,亚当斯命令他的朋友离开贝尔法斯特出去潜伏一段时间。这显然是一次针对他的定点暗杀,对方无疑会再次对他下手。休斯不愿离开,但亚当斯很坚持。于是休斯去了邓多克,订了一间提供免费早餐的旅馆房间。可他并不安于休养恢复,他蠢蠢欲动,等不及要返回贝尔法斯特。最后他只待了一个星期——而鉴于当时事态发展的速度,这一个星期让休斯感觉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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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站在空房子对面时,几名持枪者从绿色货车里跳了出来。就在那间空房子里,有人发现了什么。昨天夜里,一队英国士兵就是在屋前半遮的砖墙后度过了一晚。准军事组织并不是唯一为了服务其战术目标而将当地房屋占为己用的组织。这间位于D连腹地的废弃房屋,被军方用作秘密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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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军方秘密的内部记录中,一份有关此次失败任务的简短报告被留存了下来。[55]为了官方记录的体面,这篇由军方撰写并已解密公开的文章承认士兵们装扮成平民参与了一场“抓捕行动”,而非定点暗杀。英军在D连自己的地盘上从那个隐藏的观察哨对布伦丹·休斯和他的同伴进行了监视。这次他们没有成功刺杀或俘虏休斯,但现在他们知道了他的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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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七 小个子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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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杜洛尔丝·普赖斯和格里·亚当斯一样,弗兰克·基特森出生于有着家族传统的家庭。他的父亲过去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将[1],他的兄长也曾在海军服役,他的祖父加入过印度陆军。[2]基特森服役于英国陆军步枪旅,后来娶了一位上校的女儿。[3]不过当他在18岁成为一名士兵时,他的起点似乎有些太晚了[4]:那是1945年,基特森被派往德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唯一事情就是收尾工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尚无爆发的可能,所以基特森过起了绅士般的军官生活——看看歌剧、赛赛马、钓钓鱼——并努力压制心中不断冒出的怀疑,怀疑他也许已经错过了自己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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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他被派至当时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肯尼亚,协助镇压一场起义。[5]发动起义的叛军是神出鬼没的茅茅组织。当基特森为此次任务打包行李时,他最大的恐惧是当他抵达肯尼亚后,这场“殖民地紧急事件”可能已经结束。那么他将又一次在没有参与战斗的情况下被迫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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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虑了。[6]抵达肯尼亚后,基特森立刻投入他所谓的“游戏”中。他是个有条理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雄心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为安全部队提供他们摧毁茅茅所需的信息。”他把纸片塞进了床边的《圣经》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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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矮小而健壮,下巴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总是身体笔挺,仿佛在阅兵,走路的时候肩膀摇晃,让人感觉他的身材变得更高大了些。他戴着一顶流苏装饰的军帽,帽子下的脱发现象日益严重。[8]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照片里鲜有摘掉帽子的样子。他说话稍带鼻音,而且喜欢用跟体育相关的词汇,比如用“下网”来形容别人,以及其他交际性的表达方式。[9]人们知道他不爱闲聊。[10]军队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基特森的故事(几乎肯定属杜撰,但能说明他的特点),说的是一次晚宴上,基特森一位同事的妻子坐在他旁边,对方称她跟朋友打赌能让他“至少说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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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输了。”基特森回应道,接着整个晚上没有再跟她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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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他发现自己身处全新的森林环境中。执行夜间任务之前,他会在手和脸上涂上黑色颜料,并戴上一种古老的非洲丛林帽来完善伪装。他认为这种“涂黑”的办法能让他在距离远光线差的情况下被错认为当地人。[11]基特森就像英国作家吉普林作品中的人物,会钻入荆棘丛里寻找神秘的茅茅。当他在茂密的矮树丛里艰难前进时,他意识到人竟然可以如此迅速地适应最为陌生的环境。他有一本书记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经历,其中写道:“最初的片刻一切都很陌生,但过了一会儿正常生活反倒变得陌生起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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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基特森碰到一群从头到脚用白袍裹起来的肯尼亚人。他们的脸完全看不清,白袍只在其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部位留出了缝隙。当基特森询问这些陌生人的身份时,他得知这些人是茅茅,他们受到引诱背叛了自己的叛军伙伴,转而跟英国陆军合作。在白袍的掩护下,他们可以对一群犯人进行观察,然后告诉主事的英国人谁是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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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恍然大悟,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让他初次了解到“策反”的概念。[14]他很快意识到这一理念可以被拿来用作高效的武器。基特森明白,高质量的情报对镇压叛乱至关重要。而获取情报的方法之一,就是诱使部分叛军转变立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人如何能最有效地说服叛军出卖自己的同胞。显然,信任是关键因素,同意帮助敌人无疑是将自己的性命交到敌人手上。但信任的纽带可以培养。当基特森想争取某个新成员作为自己的特务时,他会带上他一起巡逻。深入丛林之后,基特森会把他的手枪交给对方,自己只留一把大砍刀。这是个冒险的举动,但基特森相信把武器托付给特务能向他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他“他绝对属于这个队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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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最终镇压了叛乱,但却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16]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肯尼亚人遭到屠杀,但人数可能达到几十万。大约有150万人被扣押,其中许多关在拘留营里。[17]审问期间,茅茅嫌疑犯被施以电击、烟烫,以及各种骇人听闻的性虐待。[18]这场残酷的战役过后,英国人还是于1963年从肯尼亚撤离。然而在英国国内,打击茅茅的行动被盛赞为一场巨大的胜利。1955年,基特森以其“在肯尼亚杰出的英勇表现”被授予十字勋章。[19]“我猜想自己的部分好运是不是因为,比起有些指挥官,我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恐怖分子一点。”他事后沉思道,“我好奇自己吸收了多少非洲人的心态。我是不是变得残酷无情、不可信赖了?这还只是他们不讨人喜欢的一部分特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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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基特森在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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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找到了自己的使命。[21]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有,但殖民地的叛乱层出不穷。1957年,他冒险抵达英属马来亚,在柔佛的丛林里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并第二次被授予十字勋章。接着他被派遣至苏丹统治下的马斯喀特和阿曼,在沙漠里打击叛乱。[22]随后他两次效力于塞浦路斯,平定塞浦路斯人中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战争,并被赋予权力亲自指挥营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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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基特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随后远离战场度过了平静的一年。在哥特式建筑和修剪整齐的方庭之间,他开始着手一项新计划:努力将他对反暴动的思考系统化。[24]在学习了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著作,并吸取自己的战斗经验后,他创作了一份手稿并为之取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低强度行动”。基特森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一论点成为人们后来思考反暴动的基础:重要的不仅仅是镇压叛乱,更要赢得当地群众的心。[25]书中还着重讲述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他提出了一个明显到几乎不言而喻的观点:如果你想挫败一场叛乱,就要清楚叛乱者的身份。等到1970年基特森完成这本书时,他成了英国陆军中杰出的知识分子型战士。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后,他晋升为陆军准将,并被派往英国最近一场小型战争的发生地: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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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利斯本的军队总部距贝尔法斯特8英里,包围在防爆墙筑起的防御工事内,墙外是垒起的沙袋和带刺的铁丝网。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在短时间内人数激增,从1969年夏天的2700人增加到1972年夏天的逾30000人。[26]这些士兵往往跟他们所对抗的准军事组织成员一样年轻和缺乏经验:刚刚成年的他们身材瘦长,满脸粉刺,遇事容易胆怯。他们分布于北爱尔兰的各个基地和兵营,有的被安排在临时营舍。[27]两个黑哨连的兵营设在了一处巨大的停机坪上,另一个连则住在汽车站里,士兵们睡在空车上。这些士兵被部署到北爱尔兰驻守四个月,然后再次轮换回到英国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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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可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众多武装派别集中在紧密结合的社区里。你随时可能死于狙击手的枪口之下,或者被简易爆炸装置炸得身首异处。有鉴于此,一些更懂得反省的士兵不得不思考:胜利会是什么样的?你该怎么定义胜利?他们来到这里为的是平定1969年夏天的动乱,可他们的到来只不过加重了人员的伤亡。他们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才能让所有士兵全部回家?[28]因北爱尔兰问题被调遣的军队不同于昔日跟纳粹作战的部队。它是一个针对殖民地骚乱而进行小规模作战的老练组织。但北爱尔兰算什么?它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吗,还是另一个躁动不安的殖民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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