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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特森而言，北爱尔兰拘捕行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没有做到出其不意。[53]对情报工作略知一二的布伦丹·休斯没有在突袭中被捕，因为他事先知道会有这一出。军方在7月底来了一次搜查抓捕的演习，这在休斯看来像是一场搜集情报的行动。[54]他猜对了。军方设计这个准备阶段是为了确保名单上都是最新的地址。[55]有关军方意图的另一条线索，则来自贝尔法斯特郊外12英里的地方[56]：前空军基地的土地上正在新建一座宽敞的监狱，这是一个能关押大量囚犯的场所。假如你留心的话，会发现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实行大规模拘留，而是什么时候实行。布伦丹·休斯在突袭前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转入了地下。扫荡结束后，共和军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们自鸣得意地宣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几乎没有抓住任何临时共和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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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不在被逮捕的人之列。突袭发生的时候，她出城去了伦敦。[58]军方冲着她的父亲来搜查过，但他也不在家。他清楚他们会来，所以已经逃走。然而杜洛尔丝儿时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被拘捕了。不仅弗朗西和他的父亲约翰参与了武装斗争，他所有的家人都是。弗朗西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这七个孩子后来都蹲过监狱。他的母亲玛丽·麦圭根是个强壮的女人。[59]那年夏天突袭发生的时候，她已经因为参加和平抗议而被关进阿马监狱服刑大约一年。凌晨4点左右，当弗朗西正在床上熟睡时，许多士兵突然破门而入。[60]他们把只穿着内裤的弗朗西从屋子里拽了出去，同时另一名士兵把他的父亲拖到了街上。约翰·麦圭根倒在了人行道上，可弗朗西无法过去扶他起来，他被扔进了一辆卡车的后面。[61]车开动的时候，弗朗西透过后车窗瞥见父亲还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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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圭根随后被警方关押了几天，出来之后他找不到自己的儿子。[62]弗朗西没有回家，所以约翰以为他一定还被关着。然而当他给克朗姆林路监狱——许多被逮捕的人都关在那里——打电话时，他们说没有弗朗西斯·麦圭根这个人。接着约翰给军方打电话，但对方说突袭中拘捕的所有人后来都移交给了警方。当时有许多人在街头丧命，约翰开始担心弗朗西可能死了。他找到自己认识的一个当地人，对方确认了他最可怕的怀疑。“停尸间有个男孩，”那个人说，“我想他是你家的弗朗西。”约翰悲痛欲绝地走到停尸间，并要求看一眼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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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另一个男孩，不是弗朗西。约翰感到如释重负。可如果弗朗西既没有死，也不在军方或警察手里——那他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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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圭根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连同另外11个人被一种特殊的命运选中。[63]弗朗西的头上套了一个厚厚的面罩，感官被捂住。[64]面罩有一股脏衣服散发的陈腐气味。弗朗西和另外几名囚犯被押上了一架威塞克斯直升机。他们飞行了一段时间，很难判断有多久。没有人愿意告诉弗朗西他们要去哪儿。然后，在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中，他听见了一个吞吸声，轰鸣随之变得更响。他意识到，尽管他们还在飞行，但有人刚刚滑开了直升机的舱门。现在弗朗西感到有手将他抓住，推着他移动。有人解开了他的手铐，他设法用双臂抱住膝盖，紧紧地裹住身体，把自己缩成一个紧凑的球。[65]头上的面罩仍然令他无法看见任何东西，他十分恐慌。现在他感到有手将他推出直升机的舱门，他开始下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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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刻又有手控制了他，而且他能感觉身体之下的地面。因为看不见，他以为自己掉下直升机后必死无疑，结果却发现只有几英尺高。直升机盘旋的时候离地面很近。那些控制他的人又推着他进入了一个神秘场所。[67]那是一个偏远的兵营，位于德里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旧飞机场。但当时的弗朗西·麦圭根头上仍带着面罩，他不知道这些。而且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由军方挑选的保密之地，因为它位置偏僻，不惹人注意，同时远离任何问责机制。[68]麦圭根和其他遭到拘留的人被脱光衣服由医生进行检查，接着他们经受了一系列程序，军方的官僚用语委婉地将之归类为“深度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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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数天，囚犯们被迫不吃不喝不睡，并以压迫性的姿势长时间站立。[69]他们被头上的面罩遮住了视线，同时要承受尖锐刺耳的噪音。纳粹战争期间，许多士兵沦为纳粹的战俘。英国人研究了这些战俘的经历，并从中学到了上述手段。一个月前刚刚卸任北爱尔兰陆军司令的安东尼·法勒霍克利[70]评论道：“共和军自称士兵，说他们在进行战争。所以一旦遭到俘虏和审讯，他们就要做好受恐吓的准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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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英军向士兵教授这些方法是为了抵抗残酷的审讯和折磨。[72]但最后这些手段从课程中有关防守的部分转移到了涉及进攻的部分。将近20年来，它们被用于对付英属殖民地的叛乱者——巴勒斯坦、马来亚、肯尼亚、塞浦路斯。但它们从未以书面语言的形式记录下来，而是由审讯者代代相传，一种对人类残暴行径的口头继承。[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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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职位是什么？”审讯者问麦圭根，“贝尔法斯特旅的参谋人员都有谁？”[74]他们想要名字，想要格里·亚当斯和布伦丹·休斯这样的名字，还有麦圭根的指挥官和跟他一样的志愿军的名字。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睡眠的缺乏、饥饿和持续的噪音令麦圭根的精神变得扭曲。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开始失去理智。当审讯者让他拼出自己的名字时，他会把名字拼错。当他们命令他从一数到十时，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把他拴在铸铁散热器上，手腕的皮肤因为手铐的摩擦变得红肿而疼痛。被关押的许多人开始出现幻觉。有一天，由于坚信自己无法活着出去，麦圭根将头撞向散热器，直到鲜血从脸上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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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拷问结束时，有些人身心俱损到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他们的眼神忧愁而空洞，其中一名受刑者将之比喻为“雪地里的两个尿坑”。[75]另一名被拘留者在开始审问时有着乌黑发亮的头发，拷问结束后却变成了满头白发。[76]（他在被释放后不久于45岁的年纪因心脏病突发去世。）[77]当弗朗西·麦圭根最终返回克朗姆林路监狱时，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个年长的男人忍不住失声痛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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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公共领域，没有记录表明弗兰克·基特森对“深度审问”的看法。但他很可能不会对此有负罪感。[79]粗暴的策略是他所主导的殖民地战役中的鲜明特色。在其有关反暴动的专著出版后，有一条评论指出：“书中没有提及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由英国签署的这几条公约中许多内容都和本书息息相关。”英国政府随后做出的一项调查发现，对所谓的“蒙面人”使用的部分审讯手段构成了暴力殴打。[80]然而在1978年的一项争议性决定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些手段尽管“残忍并有辱人格”，但不构成酷刑。[81]（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过后，当乔治·W.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实行自己的“强化审讯”技术时，官方正是依赖这项决定为酷刑的使用作辩护。）[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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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北爱尔兰问题的背景下，弗兰克·基特森的殖民地哲学最为具体的应用或许体现在MRF身上。[83]这是一支隐秘的精英部队，隐秘到人们连MRF三个首字母缩写词代表什么含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各执一词。[84]它可能代表“移动侦察部队”（Mobile Reconnaissance Force），或者“军事侦察部队”（Military Reconnaissance Force），也可能指代“军事反应部队”（Military Reaction Force）。MRF由大约30名男女混合的特种兵组成，从整个英国部队精选而来。[85]他们打扮成平民的模样，身穿喇叭裤和牛仔上衣，并且留长了头发。[86]军方内部称他们为防爆小组，因为他们的任务之一是侦察，他们要监视准军事组织可能安放炸弹的地方。[87]军方特意招募了爱尔兰出身的士兵，以便融入当地居民中间。[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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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F的成员驾车行驶在共和党人的飞地暗中进行监视。但他们也会离开车的掩护在保留地中心活动。他们有时乔装成扫街的清洁工，有时和流浪汉一起挤在路边喝变质的烈酒。[89]他们还爬进在骚乱中被破坏或烧毁的商店和住宅，开始建立秘密观察哨。[90]屋前的墙上有一块砖被取下来，让藏在里面的MRF成员能观察附近的情况。一名加入过MRF的女性曾挨家挨户卖化妆品，并借机搜集情报。[91]1971年12月，基特森写下了一篇名为“贝尔法斯特未来进展”的备忘录。[92]其中他阐明，向共和军发起战斗的一个关键手段是“建立并壮大M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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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支队伍的行动并不仅限于搜集情报，他们还会进行暗杀。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开着一辆不起眼的福特科蒂纳，但车座下却藏着一把斯特林冲锋枪。[93]他们必须不让武器露馅，一名MRF成员后来解释道，因为他们伪装得太好，假如经过军方前哨时被发现携带枪支，那么他们自己的英国同事“会开枪将我们击毙”。[94]那天在西贝尔法斯特从绿色货车里冲下来企图谋杀布伦丹·休斯的就是一支MRF分队。这些暗杀小组故意携带准军事组织使用的特定型号的武器[95]，如此一来，当有人遭到谋杀时，弹道会表明凶手是共和军或保皇派的人，跟军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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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制造混乱。”[96]一名MRF成员回忆道。假如人们相信事件由准军事组织负责，这将削弱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同时维持军方中立守法的裁判形象。这尤其适用于MRF在暗杀目标的过程中无意将无党派平民杀害的案例。1972年一个夏天的夜晚，格兰路公交终点站停着一辆小汽车，24岁的琼·史密斯坎贝尔坐在小汽车的副驾驶座上。[97]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射穿车窗击中了她的头部。当时，警方宣称“没有任何安全部队涉及”她的死亡，并暗示也许当地的“政治团体”（准军事组织的简称）跟此事有关。史密斯坎贝尔的家人逐渐相信是共和军射杀了她。事实上，40年以后他们才知道她其实死于MRF的枪口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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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基特森堪称操控媒体的大师。在一阵突发暴力事件过后，他会召来当地《卫报》的记者——一位名叫西蒙·温切斯特的年轻作家，到他所在的军队总部听取详情。[99]基特森继而会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详细说明相关事件的情况，引述军方关于受害者的机密情报档案。获得内幕消息的温切斯特倍感幸运，于是顺从地报道称，身份不明的死者原来是临时共和军的军需官或武器专家，又或是一名临时共和军的高级神枪手。温切斯特喜欢基特森，认为他是“小个子准将”，而且两人成了朋友。这名年轻记者会到基特森位于部队基地的家里拜访他的家人，并和他的女儿一起打牌。直至后来温切斯特才意识到，那个时期英方有关共和军的情报是多么粗劣，并开始怀疑自己照搬的许多信息完全是错误的。他最终断定并公开承认，他被基特森当作军方的“喉舌”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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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制造麻烦的特质令他成了共和军痴迷于弄清的对象。[100]临时共和军研究《低强度行动》后做了以基特森为主的宣传。在准军事组织驰骋的想象力中，他成了被夸大的对手——经常谈论却极少见到的“贝尔法斯特屠夫基特森”。[101]已经受到战时迷信影响的临时共和军开始把所有他们无法解释的怪事归咎于这位诡诈的英国军事家的头脑游戏，仿佛他是喜欢捣乱的促狭鬼。[102]绑架基特森的计划不止一次，但最终都一无所获。[103]据说临时共和军有一份“死亡名单”，上面写着重点暗杀目标的名字，首当其冲就是弗兰克·基特森。[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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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拥有死亡名单的并非只有临时共和军。随着MRF进行监视并搜集情报，部队有了自己的目标目录，情报人员已经获准在发现目标后将其当场击毙。在MRF位于派力斯兵营中心的秘密简报室内，墙上贴满了情报人员监视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这些是临时共和军的最大“玩家”——也就是他们的目标。[105]据一名前MRF成员所言，墙上的关键人物包括布伦丹·休斯、格里·亚当斯，以及杜洛尔丝·普赖斯和玛丽安·普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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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八 裂杯子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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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湖上漂着一座监狱。[1]这是一艘长约150米的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轮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被用来为皇家海军的潜艇服务。北爱尔兰问题爆发后，这艘轮船作为抵达贝尔法斯特的2000名英国士兵的应急住所被再次投入使用，接着又被改造为皇家监狱“梅德斯通”号——女王陛下的监狱。[2]轮船距离陆地六米远，在一个码头的海港上没精打采地漂着。监狱牢房由甲板下的两个简易宿舍构成。[3]犯人被囚禁在过于拥挤的闭塞空间里，睡的是三层床铺。昏暗的光线经由为数不多的几扇小舷窗透进来。一名囚犯直言，那地方“连猪圈都不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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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的一天，武装警卫押送一名备受瞩目的犯人登上了“梅德斯通”号。他就是格里·亚当斯。在潜伏数月之后，亚当斯在英军的一场黎明突袭中于贝尔法斯特的一所住宅被捕，此刻他被粗暴地领进了船舱。他受到了关押在此的亲朋好友的热烈欢迎[5]，但他很快开始厌恶这个地方，并将之形容为“冷酷而令人窒息的沙丁鱼罐头”。[6]亚当斯或许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但这并不代表他对生活的品质漠不关心。他喜欢享受美食，而船上的食物却让人难以下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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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还忍受着疼痛。他在被捕的时候拒绝承认自己是格里·亚当斯。相反，他捏造了一个假名字——乔·麦圭根——并坚称这是他的名字。他被带到警方的营地进行审问，最后，一名认识亚当斯长相的皇家阿尔斯特警官走了进来。他看了亚当斯一眼说道：“这就是格里·亚当斯。”可他满不在乎，继续负隅顽抗地表示他们抓错人了。亚当斯最近一直在深思对抗审问的技巧，“我的策略是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利用这种手段来对抗审问，”他后来回忆道，“我推断我能用不断声称自己是乔·麦圭根这种死缠烂打的办法来阻碍审讯的进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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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员痛打了亚当斯，但他就是不松口。他们试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人歇斯底里地掏枪扬言要毙了亚当斯，结果被另一个人拦下来——可亚当斯依然不为所动。直到感觉审问终于快结束时，亚当斯才承认大家早已知道的事实：他就是格里·亚当斯。[9]此时，审讯员和亚当斯就最基本的名字问题已经纠缠得太久，他设法避开了任何实质性话题。[10]“当然，这次我被迫用了装傻的策略，但我认为这帮我抵挡住了他们的盘问，”他后来评论道，“沉默是最好的策略。所以尽管他们知道我是谁，但这无关紧要。我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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