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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他发现自己身处全新的森林环境中。执行夜间任务之前，他会在手和脸上涂上黑色颜料，并戴上一种古老的非洲丛林帽来完善伪装。他认为这种“涂黑”的办法能让他在距离远光线差的情况下被错认为当地人。[11]基特森就像英国作家吉普林作品中的人物，会钻入荆棘丛里寻找神秘的茅茅。当他在茂密的矮树丛里艰难前进时，他意识到人竟然可以如此迅速地适应最为陌生的环境。他有一本书记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经历，其中写道：“最初的片刻一切都很陌生，但过了一会儿正常生活反倒变得陌生起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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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基特森碰到一群从头到脚用白袍裹起来的肯尼亚人。他们的脸完全看不清，白袍只在其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部位留出了缝隙。当基特森询问这些陌生人的身份时，他得知这些人是茅茅，他们受到引诱背叛了自己的叛军伙伴，转而跟英国陆军合作。在白袍的掩护下，他们可以对一群犯人进行观察，然后告诉主事的英国人谁是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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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恍然大悟，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让他初次了解到“策反”的概念。[14]他很快意识到这一理念可以被拿来用作高效的武器。基特森明白，高质量的情报对镇压叛乱至关重要。而获取情报的方法之一，就是诱使部分叛军转变立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人如何能最有效地说服叛军出卖自己的同胞。显然，信任是关键因素，同意帮助敌人无疑是将自己的性命交到敌人手上。但信任的纽带可以培养。当基特森想争取某个新成员作为自己的特务时，他会带上他一起巡逻。深入丛林之后，基特森会把他的手枪交给对方，自己只留一把大砍刀。这是个冒险的举动，但基特森相信把武器托付给特务能向他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他“他绝对属于这个队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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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最终镇压了叛乱，但却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16]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肯尼亚人遭到屠杀，但人数可能达到几十万。大约有150万人被扣押，其中许多关在拘留营里。[17]审问期间，茅茅嫌疑犯被施以电击、烟烫，以及各种骇人听闻的性虐待。[18]这场残酷的战役过后，英国人还是于1963年从肯尼亚撤离。然而在英国国内，打击茅茅的行动被盛赞为一场巨大的胜利。1955年，基特森以其“在肯尼亚杰出的英勇表现”被授予十字勋章。[19]“我猜想自己的部分好运是不是因为，比起有些指挥官，我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恐怖分子一点。”他事后沉思道，“我好奇自己吸收了多少非洲人的心态。我是不是变得残酷无情、不可信赖了？这还只是他们不讨人喜欢的一部分特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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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基特森在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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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找到了自己的使命。[21]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有，但殖民地的叛乱层出不穷。1957年，他冒险抵达英属马来亚，在柔佛的丛林里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并第二次被授予十字勋章。接着他被派遣至苏丹统治下的马斯喀特和阿曼，在沙漠里打击叛乱。[22]随后他两次效力于塞浦路斯，平定塞浦路斯人中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战争，并被赋予权力亲自指挥营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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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基特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随后远离战场度过了平静的一年。在哥特式建筑和修剪整齐的方庭之间，他开始着手一项新计划：努力将他对反暴动的思考系统化。[24]在学习了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著作，并吸取自己的战斗经验后，他创作了一份手稿并为之取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低强度行动”。基特森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一论点成为人们后来思考反暴动的基础：重要的不仅仅是镇压叛乱，更要赢得当地群众的心。[25]书中还着重讲述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他提出了一个明显到几乎不言而喻的观点：如果你想挫败一场叛乱，就要清楚叛乱者的身份。等到1970年基特森完成这本书时，他成了英国陆军中杰出的知识分子型战士。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后，他晋升为陆军准将，并被派往英国最近一场小型战争的发生地：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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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利斯本的军队总部距贝尔法斯特8英里，包围在防爆墙筑起的防御工事内，墙外是垒起的沙袋和带刺的铁丝网。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在短时间内人数激增，从1969年夏天的2700人增加到1972年夏天的逾30000人。[26]这些士兵往往跟他们所对抗的准军事组织成员一样年轻和缺乏经验：刚刚成年的他们身材瘦长，满脸粉刺，遇事容易胆怯。他们分布于北爱尔兰的各个基地和兵营，有的被安排在临时营舍。[27]两个黑哨连的兵营设在了一处巨大的停机坪上，另一个连则住在汽车站里，士兵们睡在空车上。这些士兵被部署到北爱尔兰驻守四个月，然后再次轮换回到英国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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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可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众多武装派别集中在紧密结合的社区里。你随时可能死于狙击手的枪口之下，或者被简易爆炸装置炸得身首异处。有鉴于此，一些更懂得反省的士兵不得不思考：胜利会是什么样的？你该怎么定义胜利？他们来到这里为的是平定1969年夏天的动乱，可他们的到来只不过加重了人员的伤亡。他们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才能让所有士兵全部回家？[28]因北爱尔兰问题被调遣的军队不同于昔日跟纳粹作战的部队。它是一个针对殖民地骚乱而进行小规模作战的老练组织。但北爱尔兰算什么？它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吗，还是另一个躁动不安的殖民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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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兰克·基特森于1970年抵达北爱尔兰时，他并不是英军的总指挥。[30]但他是陆军第39旅的负责人，掌管整个贝尔法斯特，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他的职位。基特森的一位下属后来说道：“在他负责的区域，他就是行星围绕其旋转的太阳，他的话就相当于圣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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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确凿的情报是基特森到达时英军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论在共和党还是保皇派中，那些加入准军事组织的男女看上去跟平民百姓没什么两样。那么该如何识别他们呢？过去几十年里，共和军的成员相对稳定，年复一年都是些老面孔。但如今每周有大量新兵加入武装斗争，使得警方的旧档案亟待更新。然而军方惯用的草率手段只能令这一难题雪上加霜。“我刚到的时候，队伍常用的策略是让士兵站成一排，然后用催泪弹把目标地点搞得乌烟瘴气，惹得人们不断朝你扔砖头，扔到不想再扔为止。”基特森后来回忆道。“这个办法不太明智，因为催泪弹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伤害，令他们怀恨在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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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在《低强度行动》一书中写道，反暴动的目标应该是“将叛乱行动斩草除根”。[33]但你很难摧毁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基特森开始痴迷于情报。他常说，第一个挑战永远是“搜集正确的信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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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森尤其对贝尔法斯特旅的D连感兴趣，即由布伦丹·休斯操纵的破坏力最强的共和军分队。[35]英国士兵将休斯位于西贝尔法斯特的行动地盘称为“保留地”——就像印第安人的领地。[36]也就是说，如果士兵要踏足其中，就务必小心谨慎。士兵们会彼此之间谴责对手缺乏人性（有时也会向媒体指责）：“这些人简直是禽兽。”[37]休斯和他的同伴躲在暗处，混迹于人群中难以辨别。许多士兵驻扎在郊外的派力斯兵营，晚上你能在贝尔法斯特听见炸弹在兵营爆炸的声音，窗玻璃也随之剧烈震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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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中心的购物区发生爆炸时，你也许认为军方能顺利找到受惊或愤愤不平的百姓愿意帮忙提供信息。但士兵们却抱怨，西贝尔法斯特有一堵“沉默的墙”保护着共和军。[39]告密者被称为“叛徒”，数百年来爱尔兰文化将这类人贬低为最卑鄙的背叛者。因此跟英国人合作将被烙上深深的社交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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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丹·休斯并非唯一喜欢引用毛泽东那句有关鱼和大海的比喻的人。基特森也一样，不过他对这个观点做了自己的加工。你可以“直接用鱼竿或渔网来捕鱼，”他提出，“但如果依靠鱼竿和渔网还达不到效果，或许就有必要对水做点什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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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的一天，3000名英国士兵趁天还未亮突袭了整个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聚居区。[41]士兵们破门而入，把男人们从床上拽起来关进拘留所。根据《特殊权利法案》，当局可以不经审判对一个人进行无限期关押。这种手段在北爱尔兰被周期性地使用，但这样的规模前所未有。尽管当时有不少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参与恐怖行动，但那天逮捕的将近350名嫌疑犯中，却连一个保皇派也没有。这种悬殊的待遇更让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军队不过是宗教压迫的又一工具。在计划此次扫荡的过程中，军方依赖于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提供的情报。一名英军指挥官后来承认，以新教徒为主的警方成员“有着不同程度的偏见，其中许多人到了十分极端的地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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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列出的嫌犯名单不仅把苗头对准了天主教徒（而且还过时了），名单上还包括许多根本没有参与过武装斗争的人。由于爱尔兰有着以父亲之名为儿子取名的传统，结果有些年长的男性被错当成自己的儿子带走，身为儿子的又因为当局误以为他是父亲而遭到逮捕。[43]（当军方偶尔发现父子俩都在家但不确定应该抓谁时，他们索性将两人一起带走。）[44]在当天早上被抓的嫌犯中，将近三分之一于两天后被释放。[45]英军逮捕了一群自己无意拘留的人，而他们意图抓捕的大部分人却成了漏网之鱼。这使得原本就心怀怨愤的天主教徒更加愤怒。后来由英国国防部做出的一项官方调查承认，这场拘捕行动是“一次重大失误”。[46]一名参与此次扫荡的英国军官形容道：“这是一次愚蠢的行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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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爱尔兰最重要的反叛乱知识分子，弗兰克·基特森和拘捕行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48]然而他后来坚称自己并不赞同此次决定——相反，他提醒过上级这种手段会带来反作用。他并非不赞同在广义上实行这一做法，而是反对这次事件中的具体运用。[49]基特森对于在肯尼亚和其他地方实施的拘捕行动表示认可。他承认，“对于生长在自由国家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做法”。[50]但他辩论道，不管怎样，“将那些不关起来就会参与战斗的人逮捕入狱”，可以缩短冲突的进程。据说，他曾就不经审判把人们关起来的做法嘲讽道：“这好过要了他们的命。”[51]回头看这个观点也许让人觉得冷酷，但当时的英国媒体附和了这一看法。[52]《电讯报》表示，有些未经审判就被关押起来的天主教徒“承认宁愿待在监狱也不愿冒着被射杀的风险留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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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特森而言，北爱尔兰拘捕行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没有做到出其不意。[53]对情报工作略知一二的布伦丹·休斯没有在突袭中被捕，因为他事先知道会有这一出。军方在7月底来了一次搜查抓捕的演习，这在休斯看来像是一场搜集情报的行动。[54]他猜对了。军方设计这个准备阶段是为了确保名单上都是最新的地址。[55]有关军方意图的另一条线索，则来自贝尔法斯特郊外12英里的地方[56]：前空军基地的土地上正在新建一座宽敞的监狱，这是一个能关押大量囚犯的场所。假如你留心的话，会发现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实行大规模拘留，而是什么时候实行。布伦丹·休斯在突袭前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转入了地下。扫荡结束后，共和军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们自鸣得意地宣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几乎没有抓住任何临时共和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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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普赖斯不在被逮捕的人之列。突袭发生的时候，她出城去了伦敦。[58]军方冲着她的父亲来搜查过，但他也不在家。他清楚他们会来，所以已经逃走。然而杜洛尔丝儿时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被拘捕了。不仅弗朗西和他的父亲约翰参与了武装斗争，他所有的家人都是。弗朗西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这七个孩子后来都蹲过监狱。他的母亲玛丽·麦圭根是个强壮的女人。[59]那年夏天突袭发生的时候，她已经因为参加和平抗议而被关进阿马监狱服刑大约一年。凌晨4点左右，当弗朗西正在床上熟睡时，许多士兵突然破门而入。[60]他们把只穿着内裤的弗朗西从屋子里拽了出去，同时另一名士兵把他的父亲拖到了街上。约翰·麦圭根倒在了人行道上，可弗朗西无法过去扶他起来，他被扔进了一辆卡车的后面。[61]车开动的时候，弗朗西透过后车窗瞥见父亲还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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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圭根随后被警方关押了几天，出来之后他找不到自己的儿子。[62]弗朗西没有回家，所以约翰以为他一定还被关着。然而当他给克朗姆林路监狱——许多被逮捕的人都关在那里——打电话时，他们说没有弗朗西斯·麦圭根这个人。接着约翰给军方打电话，但对方说突袭中拘捕的所有人后来都移交给了警方。当时有许多人在街头丧命，约翰开始担心弗朗西可能死了。他找到自己认识的一个当地人，对方确认了他最可怕的怀疑。“停尸间有个男孩，”那个人说，“我想他是你家的弗朗西。”约翰悲痛欲绝地走到停尸间，并要求看一眼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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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另一个男孩，不是弗朗西。约翰感到如释重负。可如果弗朗西既没有死，也不在军方或警察手里——那他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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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圭根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连同另外11个人被一种特殊的命运选中。[63]弗朗西的头上套了一个厚厚的面罩，感官被捂住。[64]面罩有一股脏衣服散发的陈腐气味。弗朗西和另外几名囚犯被押上了一架威塞克斯直升机。他们飞行了一段时间，很难判断有多久。没有人愿意告诉弗朗西他们要去哪儿。然后，在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中，他听见了一个吞吸声，轰鸣随之变得更响。他意识到，尽管他们还在飞行，但有人刚刚滑开了直升机的舱门。现在弗朗西感到有手将他抓住，推着他移动。有人解开了他的手铐，他设法用双臂抱住膝盖，紧紧地裹住身体，把自己缩成一个紧凑的球。[65]头上的面罩仍然令他无法看见任何东西，他十分恐慌。现在他感到有手将他推出直升机的舱门，他开始下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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