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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的一个星期五,一组共和军成员在整个贝尔法斯特的汽车站、火车站和购物区安放了将近24枚炸弹,这是前所未有的数量。[59]下午2点刚过,当城市挤满了享受盛夏午后的购物者时,这些装置开始引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枚炸弹爆炸。人们在尖叫声中争相逃走。[60]然而很多人逃离一个爆炸区后,却又跑到了附近另一个即将引爆炸弹的地方。有几辆汽车被炸成了碎片。[61]爆炸导致9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14岁男孩,另外有130人受伤。[62]整座城市对这场屠杀毫无准备,一层烟雾笼罩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一个女人在碎石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她看到地上有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她觉得它看起来像是从运肉的卡车上掉下来的,随后她才意识到那是人的躯干。[63]警察在碎石中间仔细寻找,他们捡起散落的人体残肢,小心翼翼地放入塑料袋中。[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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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德国发动闪电战后,这座城市从未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毁灭。”[65]《贝尔法斯特电讯报》如是称,并表示“这符合临时共和军一贯的麻木不仁和毫无悔意”。《爱尔兰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袭击的主要受害者不是英国军队,甚至不是大企业主,而是“贝尔法斯特和爱尔兰的平民百姓”。文章继续追问道:“真的有人认为这种手段能实现任何有价值的事吗?认为这个国家还能承受更多这样的记忆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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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布伦丹·休斯原本希望这会是一次“战绩辉煌”的大事件。然而当炸弹开始引爆时,他正在利森街上端着一把阿玛莱特步枪,他能听到爆炸发生的速度——轰,轰,轰。“太密集了。”他心里想。下福尔斯路区域的一些志愿军听到爆炸声都在欢呼雀跃,但休斯大声呵斥让他们离开街道。[67]他们安置了太多炸弹,高估了当局及时应对如此大规模灾难的能力。多年以来,休斯坚持表示他的目标不是杀人,只是要破坏财产。[68]不论他的真实意图为何,这段经历都令他充满愧疚。不过当时他没有多少机会深思此事,因为他被卷入了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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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停火前的一天晚上,休斯在贝尔法斯特。有个手下告诉他,一个叫乔·拉塞尔的共和军中了枪。休斯立刻前去看望拉塞尔,发现他用手紧紧按着伤口。[69]拉塞尔担心风险太大没有去医院,所以子弹还留在他的肚子里。休斯安排人送拉塞尔出境去了邓多克的一家医院。众所周知,这家医院愿意为受伤的共和党人提供治疗,并且“不问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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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疑团仍未解开:那个枪手是谁?[70]当时拉塞尔在家里,一个男人叩响了他家的前门,拉塞尔开门后,那个人朝他开了枪便逃跑了。拉塞尔告诉休斯,他认为袭击他的是正式共和军的人。[71]这个推测得到了乔·林斯基的赞同[72],林斯基就是那位温和的共和军情报官,人们叫他“疯狂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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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无营业执照的酒吧在整个贝尔法斯特遍地开花,人们把这些地方称作“地下酒吧”。许多传统酒吧都已被烧毁或炸毁,在这座众所周知嗜酒如命的城市里,这些非正规酒吧满足了人们的需求。离开安全的族群飞地到外面去已经变得十分危险,因此居民区的这些地下酒吧开门后,它们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安全方便的选择。[73]这些酒馆通常建在被遗弃的住宅里。到1972年末,整个贝尔法斯特大约经营着200间地下酒吧。它们每天都开门,营业时间不定。地下酒吧的酒多半是抢劫货车后偷来的,收入通常交给掌管所属街区的准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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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下酒吧由正式共和军经营,他们的成员也喜欢聚在那里。其中一间酒吧叫作“燃烧的灰烬”。[74](布伦丹·休斯曾对它纵火,他喜欢开玩笑说他把“燃烧的灰烬”烧了。)另一间正式共和军的地下酒吧是利森街上的“裂杯子”。[75]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酒吧的前身是一家卖二手陶器的商店。这地方并不起眼,屋内的地板正在腐烂,光线也很昏暗。[76]客人们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挤在一起喝酒。墙上贴着圣母玛利亚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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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对乔·拉塞尔开枪的人,休斯派了一队枪手前往裂杯子酒吧。[77]他们大步跨了进去,掏出武器守住门口。那晚有一位客人名叫德斯蒙德·麦金。[78]为了庆祝父亲节,他带着妻子玛格丽特和70岁的母亲出了门。麦金不是正式共和军的成员。巧合的是,他有一个儿子最近加入了临时共和军。然而当休斯的枪手命令所有人跪在地上并推搡麦金的妻子和母亲时,麦金错误地作出了抵抗。火花随着枪响喷射而出划过昏暗的酒吧,一颗子弹刺穿了麦金的大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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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枪的是一名年轻的临时共和军,才十几岁。[80]后来发现,当晚那些枪手闯入裂杯子酒吧时,他们可能都已经喝醉了。[81]麦金的妻子扑倒在他身上尖叫起来。但临时共和军不允许任何人叫救护车,他们害怕引起当局的注意。在漫长的15分钟里,他们全部待在裂杯子酒吧,眼睁睁看着德斯蒙德·麦金躺在地上失血而死。[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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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将当晚的枪击事件形容为正式派和临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83]乍看上去,情况无疑是这样。有一家报纸认为,此次事件或许会触发双方“全面开战”。[84]可事实上,德斯蒙德·麦金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一场糟糕行动中的附带损失。随着休斯深入调查是谁向乔·拉塞尔开的抢,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85]枪手根本不是正式共和军。相反,是他自己的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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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爱尔兰问题时期颠覆的所有社会习俗中,情爱关系极少被谈论。在天主教和苏格兰长老会结合的文化背景下,贝尔法斯特可能是一个过分拘谨的社会。但随着日常生活在暴乱中变得扭曲,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传统开始松动。无处不在的致命危险驱使有些人以一种新发现的——乃至不计后果的——高强度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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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修士”乔·林斯基年仅16岁时就进入了修道院。当他在20多岁离开牧师的职位返回贝尔法斯特后,他在科罗纳德区的一家纺丝厂找到了工作,并开始重拾他在祈祷和虔诚冥思的岁月中失去的青春。[86]用他一位亲人的话来说,他“沉迷于对女人的追求,做着正常年轻人会做的那些事”。[87]林斯基在修道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学习了历史,特别是有关爱尔兰天主教劳动阶层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历史。他并非来自共和党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怯懦的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参与这类行为。[88]他的哥哥在皇家海军服役,但林斯基最终决定加入共和军。他和杜洛尔丝·普赖斯走得很近,普赖斯喜欢他笨拙却温和的举止。“他是个成熟的人,但在人情世故上却很幼稚。”[89]她这样评价道。在布伦丹·休斯眼里,林斯基一直是个“怪伙计”,是上一辈的奇怪产物。[90]他聪明博学[91],是个老烟枪,口袋里装着一本关于他心目中的英雄爱尔兰革命家迈克尔·科林斯的书。[92]但他也会有些冷漠。[93]休斯不知道的是,乔·林斯基正和乔·拉塞尔的妻子有染。[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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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杯子酒吧的枪击事件过后,临时共和军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结果发现是林斯基命令一个年轻的共和军枪手谋杀他的志愿军伙伴——他情人的丈夫——乔·拉塞尔。[95]因为林斯基告诉枪手,拉塞尔成了当局的线人,枪手便信以为真地承担了这项任务。[96]然而当拉塞尔开门后,枪手一时间慌了神,朝他的肚子开了一枪便逃跑了。[97]休斯和手下最初开始四处打听寻找枪手的时候,他们询问了贝尔法斯特旅的情报官乔·林斯基。林斯基没有坦白自己试图谋杀情敌的事实,而是把罪责推给了正式共和军。[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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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意外杀人的概率虽然惊人,但却有一套复杂的内部机制来决定有些人是否该死。林斯基企图谋杀自己的志愿军伙伴,并为了掩盖罪行而导致另一个无辜的人丧命,他将因此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99]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程序,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内部问责机制,比起草率地对某人执行枪决,这种方式相对不那么主观臆断。尽管如此,共和军的军事法庭上很少有被判无罪的案例,而且鉴于林斯基罪行的严重性,他的命运看起来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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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共和军内部最近成立了一支新队伍。类似某些黑暗行动的政府计划,这是一个表面上并不存在的单位——一个被称作“无名氏”的微型精英小组。[100]“无名氏”的指挥官是一个认真的小个子行动者,名叫帕特·麦克卢尔。布伦丹·休斯叫他“小帕特”。麦克卢尔30多岁,这在当时的共和军中算得上很老了。[101]北爱尔兰问题爆发之前,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拥有实际的军事经验(以及对敌人非同一般的密切了解)。[102]麦克卢尔的作风谨慎而低调,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名能力出众、尽忠职守的士兵。[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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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并未被列入临时共和军严格的组织结构中,而是直接听命于格里·亚当斯。[104]布伦丹·休斯开始将他们视为“猎头者”——一个精挑细选的团队,执行危险而隐秘以及有时令人讨厌的任务。[105]麦克卢尔言谈温和,有些神秘莫测。[106]他和手下的士兵并无交往。他有自己的家庭,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不过他也关心自己团队的成员。一个冬天的晚上,巴利墨菲地区发生了大型枪战,他手下的几名年轻志愿军拿起武器声称要加入战斗。“不,不许去。”麦克卢尔告诉他们。他指出,英国士兵接受过夜晚射击的训练,但志愿军没有。“你们一看到街上有东西在动就会乱开枪,”他说,“你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脱下手套,然后开枪把你们干掉。”[107]“无名氏”的成员被带到乡下进行特殊训练。[108]他们住在一个偏远的农舍进行操练,有时要在指导员朝他们周围的水里发射实弹的情况下爬过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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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乔·林斯基出境上军事法庭——以及很可能送他上刑场——的责任落到了“无名氏”肩上,尤其落到了队伍中的杜洛尔丝·普赖斯身上。[109]她和朋友休·菲尼一起加入了“无名氏”,菲尼是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酒吧。玛丽安·普赖斯也加入了其中。虽然那年夏天的停火只持续了两个星期,但杜洛尔丝很高兴能从暴乱中暂时抽身。那段日子有一种让人忘乎所以的喜庆感:士兵们脱下防弹衣走在大街上,当地的孩子坐着他们的吉普车兜风。[110]和士兵们调情让杜洛尔丝有一种顽皮的满足感。[111]有一次,士兵们戴着贝雷帽邀请她跟他们一起合影,她答应了。[112]一位名叫伊恩·科登劳埃德的英国军官会到她位于安德森斯顿的家里拜访,和她聊天。[113]他肯定知道,或者至少怀疑过,她是共和军的成员。但他们会亲切而友好地探讨政治,仿佛他们是两个研究生,而不是一场血腥游击战中的敌手。有一次,科登劳埃德对她说,他愿意十年后再次来看望她,“到时候我们能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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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共和军杀人是为了以儆效尤:公开杀死叛徒是加强社会规范的一种手段。不过在乔·林斯基的案例上,临时共和军将打破这种传统。有一天,林斯基就这么不见了。没有军事法庭对他进行裁决的任何公告,也没有人被陈尸街头。事实上,临时共和军的普通士兵没有收到过任何解释,他们不知道对乔·拉塞尔开枪的真正凶手是谁,也不知道裂杯子酒吧枪击事件背后的丑恶故事。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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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林斯基的任务经常令他长时间离家,所以当他在1972年8月最初失踪的时候,他的家人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对劲。[114]有传言说乔在美国——说他去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就跟当时许多人的选择一样。这是有人在故意误传信息。有一天,林斯基身在纽约的外甥遇见了一个当地的爱尔兰共和党人,对方告诉他:“你刚好跟乔错过了,他上个星期还在这儿。”[115]三年后,当林斯基的母亲去世时,她以为自己的儿子一定还在美国活得好好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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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他早已经死了。共和军做出了一个令人纠结的安排,它或许代表了微小的善意,又或许是出于可怕的残忍——当乔·林斯基的死期到来时,送他上路的竟然是他的朋友。[117]杜洛尔丝·普赖斯来到林斯基姐姐的家里,准备带他出境。她没有告诉林斯基他是被召去行刑的。她说爱尔兰共和国那边有一个会议需要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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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基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他刚刚洗了澡,刮了胡子,手上紧握着一个旅行袋,仿佛他要去乡下度周末一样。他们上了车,向南朝爱尔兰共和国开去。林斯基没有多说什么,但普赖斯意识到他很清楚他们要去哪儿。[118]车上只有他们两人,他比她强壮,他本来可以将她制服。可是他就这么温顺地坐在那儿,腿上放着他的小包。有一会儿,他试图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但她说:“我不想知道,乔。我不想听。我现在有件很难的事要做。”[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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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车后座上,她在后视镜里看着他。我要把他带去码头,她心想。[120]我要把他带去码头,让他逃跑。他可以逃到英格兰,再也不回来。可她还是继续向前开。他为什么不跳车?她疑惑地想。他为什么不把我打晕然后逃跑?他为什么不想办法逃命?[121]但随着她越开越远,她明白了他之所以不能自救,正和她不能实施行动来救他一样。他们对独立运动的奉献不容许他们这样。[122]她曾立誓服从所有命令,而林斯基似乎选择了接受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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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达了莫纳亨郡,就在刚过边境不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路灯下等他们。[123]林斯基感谢她开车送他,并告诉她不要担心。他主动和她握了握手。[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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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再见的,乔。”[125]普赖斯说。但她知道这不可能,然后一路哭着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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