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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伦敦的观众而言，这是一个微妙的题材。剧场的观众寥寥无几，而且显得很不自在。[64]剧中有三位主演，包括一名年轻演员斯蒂芬·雷。他后来评价称，伦敦观众对于这部戏的反应“冰冷而无知”。[65]虽然雷是皇家宫廷剧院的一颗新星，但却是土生土长的贝尔法斯特人。他拥有迷人的外表，温和的面容衬托着探询的目光，蓬乱的黑发总像刚刚从床上起来一样。说来也巧，他和杜洛尔丝·普赖斯彼此认识：雷曾在皇后大学求学，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在民权运动期间相识。[66]后来他们失去了联系，普赖斯加入了临时共和军，而他成了一位著名的明星，在都柏林和爱丁堡参演戏剧，后来加入了皇家宫廷剧院公司。然而此刻，就在杜洛尔丝·普赖斯准备用炸弹袭击伦敦的前一晚，她竟然看着这个风度翩翩、聪明而迷人的年轻人扮演被误认为是共和军的民权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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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手们安排了黎明之前的叫醒服务。他们起床穿好衣服，办理了退房手续。接着，趁着还有好的停车位，他们将车开到了既定地点。[67]当天的交通罢工为汽车炸弹创造了理想条件：因为停车规则暂时取消，警察没有理会那些通常会被拖走的车子。四辆车全部开到了各自的目的地：希尔曼停在陆军征募办公室，海盗船停在新苏格兰场，沃克斯豪尔停在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科蒂娜停在老贝利。[68]到了7点30分，所有炸弹就位，定时器设置在当天下午2点50分引爆。[69]刚过上午10点，大部分组员登上了一辆从克伦威尔路前往希思罗机场的巴士，准备搭乘11点20分的飞机返回都柏林。[70]（普赖斯姐妹和休·菲尼将按计划乘坐稍晚一点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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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警察厅的警察那天也起得很早。[71]上午7点，当炸弹手们驱车前往目标地点时，特殊巡逻队在威斯敏斯特的加农路警察局收到了有关共和军即将发动袭击的情况介绍。[72]警察接到指示要出去寻找可疑车辆。上级特别吩咐他们在可能性较大的目标附近查看，比如政府大楼。[73]交通罢工增加了这项挑战的难度：就在他们需要伦敦市中心的车辆越少越好时，反而有大量汽车涌入城内。[74]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两名巡警在苏格兰场巡逻时，发现一辆绿色海盗船没有纳税证。经过一番检查，他们发现这是一款1968年的车，但却装着1971年的牌照。他们留意到了另一个异常之处：车牌照通常只有两个钻孔，而这辆车有四个。[75]透过车窗，警察看见一根弯弯曲曲的白色细绳从前排座位延伸到车后座，有一部分掩盖在车内的地毯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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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召集了一组拆弹专家，他们发现车后座下装有将近200磅炸药。[77]根据一名调查者评估，这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十分骇人”。[78]海盗船内散发着强烈的炸药味，盒子里的定时器正滴答作响。[79]其中一名炸弹专家抬起头，看到周围楼房的窗户边站满了观看他们作业的人。“让那些窗户边的蠢蛋赶快滚开！”[80]他吼道。拆弹小组的一名成员拿着连接定时装置的导爆索，与此同时他的搭档小心翼翼地将其切断。[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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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没有爆炸，他们拆除了引信。[82]在查看定时器的时针位置后，调查者推断其引爆时间原本在下午3点左右。[83]但由于时钟的分针被去掉了，所以具体时间很难确定。[84]他们很快意识到了两件事。其一，假如城内还藏有其他炸弹，就必须在下午3点前找到它们。其二，定时器上长长的引信表明，炸弹手可能试图在爆炸之前逃出境外。所有港口和机场的特殊部门官员都收到了一份公告：封锁英格兰。[85]关闭所有出口点，对每一个准备离境的爱尔兰人进行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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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解释警方如何做到比炸弹手先行如此多步时，英国当局的说辞听起来仿佛这纯粹是因为他们撞了大运。[86]不过也有媒体认为，伦敦警方可能提前接到了城内即将遇袭的消息，而且涉及不止一枚炸弹。[87]对普赖斯姐妹而言，她们一直认为有告密者泄露了这次行动。[88]休·菲尼也有这样的怀疑，他后来表示：“我们被陷害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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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对的：炸弹任务过去几十年后，特殊部门的一名退休官员透露，炸弹引爆的14小时前他就得到了消息，他的信息来自临时共和军的一名高级成员。[90]这位官员提前了解到会有四枚炸弹，而不是六枚。他还知道炸弹小组包括一名年轻的临时共和军格里·凯利，以及“两个姓普赖斯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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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警方在伦敦市中心搜寻剩余的三枚炸弹时，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一座巨大的停车场，被静止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疯狂地搜寻可疑车辆，然而在对大致地点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定位剩余的任何一辆车。[91]炸弹完全可能在任何地方。临近下午2点，《泰晤士报》总部接到了警告电话，对方交代了汽车的地点和特征。然而即便如此，警局内部却发生了沟通上的失误，导致警方未能及时赶到剩余三枚炸弹的现场。《泰晤士报》的记者马丁·哈克比先于警察20多分钟找到老贝利外的科蒂娜。[92]在拆弹专家还未赶到，并且警察开始跑进周围楼房疏散人群的时候，宝贵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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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贝利大楼内正在审理几桩刑事案件：一间法庭里，毒品阴谋案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另一间法庭里，法官正在向陪审团陈述一桩谋杀案的判决。[93]突然间，有人冲进法庭让所有人离开——有炸弹即将爆炸，就在大楼外面。[94]法院对面有一家叫乔治的酒吧，里面坐满了下午来喝酒的客人。就在此时，有人跑进来大声说街上有炸弹。一些顾客直接往酒吧深处走，挤在酒吧的后面。[95]而其他人望着平静晴朗的午后，认为这绝对是一出恶作剧，并打算就这么待着。[96]自30年前的闪电战后，伦敦还未经历过严重的爆炸。这似乎是一件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有些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伸长脖子观看拆弹小组作业。[97]技术人员试图拆除炸弹的引信，但未能成功，前排座位下的定时器仍在滴答作响。临近3点，当警察还在努力疏散周围的人群时，一辆校车开了过来，距离科蒂娜不到50米。[98]车上有49名小学生，他们此行是为了实地参观圣保罗大教堂。[99]随着定时器的时针走向3点，孩子们开始下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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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部分炸弹小组成员坐上巴士前往希思罗机场时，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有关警方发现第一枚炸弹并拆除引信的新闻。炸弹手们没有听到这个公告，所以他们抵达机场时，并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当局追捕的目标。[101]据他们所知，任务正在按计划进行，他们即将顺利返回爱尔兰。他们来到1号航站楼的4号门，出示了英国欧洲航空飞往都柏林的机票，这趟班机的起飞时间是11点20分。[102]事实上，有些炸弹手已经登上飞机坐了下来。但就在这时，有官员进来命令所有人下飞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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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玛丽安和休·菲尼计划在12点30分搭乘爱尔兰航空公司的一趟班机。[104]等他们到达希思罗机场时，其余组员应该都已在返航的途中。然而当他们走进航站楼时，特殊部门的官员正等着他们。[105]“你们要飞往都柏林吗？”其中一名官员问，“请跟我来一下。”[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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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遭到了拘留，并被带往等候区接受盘问。但由于共和军计划让小组成员在所有炸弹还未爆炸之前离境，这些志愿军谁也没能编造出任何有丝毫说服力的借口。[107]有的说他们来伦敦是为了找工作[108]，还有的说他们住在贝尔格雷夫路，去当地一家酒吧喝醉了（这还算得上属实）。[109]他们给出的全是假名字——杜洛尔丝坚称自己叫巫娜·德夫林——同时否认彼此认识。[110]被问到炸弹的问题时，他们都面带愠色沉默以对。（有件事当时官方并不了解，他们后来才知道，炸弹小组有一名成员——也就是第十一个炸弹手——不见了。[111]其他人在机场被捕之前，他就溜走并潜入了伦敦地下。他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当局也未能将他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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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也不打算告诉你，”玛丽安·普赖斯对审问她的高级警官说，“你无权把我关在这里。”[112]她继续拖延，不愿开口。已经过了下午2点，警探们知道时间所剩无几。他们向玛丽安追问其他炸弹的下落，可她就是不说。玛丽安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盒式挂坠，她不断把它放进嘴里焦虑地咀嚼。跟她面谈的总督查突然意识到，那个挂坠可能含有某种类似氰化物的毒药。[113]他从她身上把它抢了过来，却发现那只是一个耶稣受难像。总督查越来越沮丧，骂她是个“邪恶的小疯子”，还说她要过很久才能重见天日。[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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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玛丽安·普赖斯什么也没说。她的举止有种机器人的感觉，就像出神了一样，其余的炸弹手也是如此。[115]警探们开始好奇，或许他们接受过一些有关如何对抗审问的指导。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件东西，就像被催眠一样全神贯注，什么也不说。[116]然而，快到下午3点时，玛丽安特意抬起手腕看了看表。[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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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查压住心中的怒火说道：“我是不是该认为其他炸弹的定时器刚刚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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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普赖斯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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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厅街上，吃完午饭的人们正在怡人的天气里慢慢往回走。这时，警方终于发现了停在陆军征募中心的希尔曼猎人。[118]警察冲进周围的大楼让所有人撤离。距爆炸还剩五分钟时，皇家陆军军需部队的一名炸弹专家砸碎车窗爬了进去，他试图解除引爆装置。[119]但现在没时间了，他又爬了出来。他用系在一根长绳上的挂钩抓住连接定时器和炸药的引信，然后躲到一栋大楼的拐角开始拉引信。他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于是请身边的一位警察队长帮忙。两人刚开始再次拉动引信，定时器的时针便走到了终点。[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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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簇火焰冲上了十几米的高空，希尔曼猎人被炸得支离破碎。[121]伴随一声沉闷的轰响，巨大的震颤将附近区域的人们从路面弹起。[122]方圆400米内，办公楼和商店的窗户全部被震碎。[123]爆炸的冲击波掀掉了警察头上的头盔，细小的玻璃和金属碎片朝四面八方飞去。[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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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爆炸的现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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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方升起了一团乌黑的蘑菇云，刺鼻的烟雾如巨浪般在建筑之间翻腾。[125]一根煤气主管道的破裂造成了更多烟雾喷涌而出，以至于消防员赶到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他们开始在灾难现场拉出水龙带。[126]人们的皮肤被碎玻璃划伤，在一片茫然中跌跌撞撞。[127]几十辆车被爆炸掏空，像纸片般拧作一团。[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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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的砰然巨响在整个伦敦市中心回荡。迪恩·斯坦利街上，当局刚刚找到并解除了第三枚炸弹，即英国三军广播服务大楼前的沃克斯豪尔·维瓦。[129]但等警方确认停在老贝利的那辆车时，已经为时太晚。一名警察跑向校车朝刚下车的孩子们大喊，让他们赶快逃命。[130]孩子们照做了，一边尖叫呼喊，一边朝一处拐角跑去。[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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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警方摄影师正在给科蒂娜车拍照，突然间他被甩到了街对面。[132]爆炸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乔治酒吧的外观被毁，酒吧间如同玩具屋里的房间暴露无遗。[133]一名警官在老贝利大楼内撤离陪审员时，被冲击波甩到了六米开外。[134]另一名警察正骑着自行车路过，结果被甩到了一面墙上，强大的冲击波扯掉了他的制服。[135]《泰晤士报》记者马丁·哈克比的脸和双手被割伤，后被送往圣巴塞洛缪医院。[136]人们血流满面，在浓烟中艰难前行，有的试图逃离，有的试图帮助其他人。[137]然而爆炸附近的整个区域都笼罩在浓密热辣的烟尘里，让人无法看清。[138]小学生们总算逃到了安全地带，但有许多受伤的人躺在人行道上。[139]遍地都是厚厚的碎玻璃，如同海边的沙砾，在人们的脚下沙沙作响。[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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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景在北爱尔兰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却和伦敦格格不入。[141]对那些年纪足够大的目击者而言，这就像闪电战的昨日重现。两枚引爆的炸弹造成将近250人受伤，救护车匆忙赶来救治伤者。[142]偏偏不巧的是，那个星期不仅赶上了交通系统罢工，当地医院的非医疗人员也在罢工。尽管如此，当看到流血的患者被抬进急救室时，人们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跑进医院提供帮助。[143]58岁的弗雷德里克·米尔顿是希尔盖特机构的看管者，就在老贝利隔壁。[144]他在爆炸中受伤，满身是血。但他拒绝了医护人员让他去医院的要求，坚持帮助其他受伤的幸存者。数小时后，米尔顿因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在医院去世。[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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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尸检结果表明，他的心脏病事实上在爆炸前就发作了，因此医疗证据不支持谋杀的指控。[146]杜洛尔丝·普赖斯将爆炸的人员伤亡归咎于英国当局，责怪他们在接到警告电话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定位并拆除炸弹，也没有及时警告民众。[147]炸弹小组的其他成员秉持同样的观点。[148]这显然是方便的托词，从道德角度而言，其虚伪显而易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普赖斯并没有完全说错。[149]警方在袭击过后亲口承认，他们的控制室出现了“人为差错”，老贝利的炸弹信息没有被准确传达，导致行动反应严重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