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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景在北爱尔兰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却和伦敦格格不入。[141]对那些年纪足够大的目击者而言，这就像闪电战的昨日重现。两枚引爆的炸弹造成将近250人受伤，救护车匆忙赶来救治伤者。[142]偏偏不巧的是，那个星期不仅赶上了交通系统罢工，当地医院的非医疗人员也在罢工。尽管如此，当看到流血的患者被抬进急救室时，人们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跑进医院提供帮助。[143]58岁的弗雷德里克·米尔顿是希尔盖特机构的看管者，就在老贝利隔壁。[144]他在爆炸中受伤，满身是血。但他拒绝了医护人员让他去医院的要求，坚持帮助其他受伤的幸存者。数小时后，米尔顿因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在医院去世。[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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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尸检结果表明，他的心脏病事实上在爆炸前就发作了，因此医疗证据不支持谋杀的指控。[146]杜洛尔丝·普赖斯将爆炸的人员伤亡归咎于英国当局，责怪他们在接到警告电话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定位并拆除炸弹，也没有及时警告民众。[147]炸弹小组的其他成员秉持同样的观点。[148]这显然是方便的托词，从道德角度而言，其虚伪显而易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普赖斯并没有完全说错。[149]警方在袭击过后亲口承认，他们的控制室出现了“人为差错”，老贝利的炸弹信息没有被准确传达，导致行动反应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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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英国检察官后来推断，共和军此次任务的目的是杀人，而且他们在炸弹团伙于机场被捕后才打出警告电话的事实也并非巧合。他提出，这通警告电话不过是共和军在得知战友被捕后的自私举动，他们想在紧急关头努力争取从轻处罚。[150]但不论炸弹手们如何冷漠、如何无能，他们前往伦敦的目的似乎不太可能是制造屠杀。“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在伦敦杀人，那这件事易如反掌，杀死平民太容易了。”布伦丹·休斯后来说。相比“血色星期五”，伦敦任务被设想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袭击，理想而言不会造成流血。然而强大的炸药不会给你任何铤而走险的机会，计划的展开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休斯并不是特别关注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更令他追悔莫及的，是没有把炸弹手们“藏在”英格兰——让他们在伦敦市内或者周围合适的地方隐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让他们单独或成组潜回爱尔兰。[151]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共和军试图让他们尽快离开，这一错误的决定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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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小组的成员从希思罗机场被带往附近的警察局。他们被脱去衣服，好让炸药的残留物接受司法鉴定。[152]杜洛尔丝·普赖斯光着身体被拍了照。[153]警方给他们提供囚服时，有些组员穿上了，但普赖斯姐妹和其他几人拒不接受。[154]这是共和党的原则：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罪犯，而是来自正规军队的被俘士兵——也就是政治犯。有了这个区别，他们不愿接受普通罪犯穿的囚服。杜洛尔丝和玛丽安用粗糙的监狱毛毯包裹身体。休·菲尼连毛毯也不要，他就这么明目张胆一丝不挂地站在牢房里。这些囚犯全部被分开。不过有一次，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讯问室里匆匆碰了一面。杜洛尔丝严厉地低声对妹妹道：“什么也别说。”[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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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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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二 贝尔法斯特十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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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瓦利戴是朗·凯什的一名囚犯，他在里面当勤杂工。[1]这要求他开着垃圾车到监狱的各个角落把垃圾装上卡车。任何一座监狱的生活，基本都归结于每日常规的枯燥重复，瓦利戴的工作也一样：值班开车，捡起垃圾，扔上卡车。有时，除了普通垃圾，瓦利戴会发现由于弄脏或破损而被丢弃的床垫。囚犯们会把床垫和垃圾一起放在带刺铁丝网的外面，铁丝网包围着他们生活的半圆形牢房。19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卡车停在了一间牢房外，有一个卷起的床垫扔在那里。当瓦利戴走过去捡起床垫时，发现它比正常情况重得多。[2]不过他还是抱起床垫扔到了卡车的底层。如果说瓦利戴没有对这张重量抵得上一个小个子男人的床垫表现出任何怀疑，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像香肠卷饼一样的垫子里，藏着布伦丹·休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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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早在被抓的时候就告诉过警方他意图逃出监狱，他并没有开玩笑。去年夏天，到达朗·凯什还没到36小时，他就开始和同党们密谋出逃的最佳策略。[4]格里·亚当斯认为，鉴于行动在武装斗争现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休斯在这些行动中举足轻重的带头作用，应该让休斯先逃出去，连亚当斯都要排在后面。[5]但迄今只有两个人成功从朗·凯什越狱——这是一座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且重兵把守的监狱——而且从本质上说，这两个人都不是“越狱”出去的。第一个逃狱的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儿时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也就是那位曾在秘密军事场所遭受酷刑的“蒙面人”。1972年2月的一天，麦圭根穿上一套借来的黑色长袍，混在来访的一群牧师中间，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走了出去。[6]18个月后，另一个叫约翰·弗朗西斯·格林的人利用完全相同的计策逃了出去。[7]（格林的哥哥确实是一位牧师，他来监狱探监时，两人交换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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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有神职人员想离开朗·凯什，他们很可能要接受更加严格仔细的检查。所以假如休斯想逃出去，为了谨慎起见，他必须另辟蹊径。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藏在垃圾车的底部搭便车离开。[8]这个策略让人联想到荷马的《奥德赛》，其中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紧抓在羊肚子下面逃出了巨人洞穴。[9]囚犯们为休斯制作了一个特殊的背带穿在身上，好让他能依附于卡车的底盘。他在牢房的一张双层床上进行了排练，抓住上铺的下方。不过，休斯在审问期间挨打受的伤还未恢复，他不确定自己的体力是否可以支撑他攀附在卡车下，直到车开出监狱的围墙。[10]所以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当时这可能令休斯感到失望，但结果却成了塞翁失马：几个月后，另一名囚犯马克·格雷厄姆试图用相似的途径出逃[11]，但卡车在跨过一道斜坡时折断了他的脊柱，导致他终身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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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临时共和军策划了或许是他们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一次越狱。共和军领导人谢默斯·图米被关在都柏林的芒乔伊监狱，一架被劫持的直升机在监狱的院子里从天而降，它停留的时间不多不少，刚等图米和他的几名同伴跳上去就开走了。[12]这种先例让休斯和他的伙伴们信心倍增，但也意味着监狱的安保措施更加严密。临时共和军知道，垃圾车每天会收集两次垃圾，然后才离开监狱开往垃圾场。[13]他们听说，卡车在获准离开之前，守卫会用一把长矛刺探所有的垃圾袋，以确保没有人藏在里面。不过，共和军在监狱里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网。[14]这些线人表示，守卫们最近没有用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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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休斯爬到一张旧床垫的中央，其他人帮忙把他卷了起来。[15]在托马斯·瓦利戴的协助下，他最后落到了卡车的后背上。车继续在监狱里行驶，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把垃圾扔到休斯身上。他要做的就是等待。可是廉价的监狱床垫里塞满了锯末，弄得到处都是。纤维状的锯末令人发痒，难以呼吸。休斯带了一个橘子，用来补充水分和血糖。他把橘子塞在嘴里，但锯末钻进了他的鼻子，令他呼吸困难。[16]卡车在监狱里不慌不忙地转悠，然后停了下来。[17]休斯听见瓦利戴小声告诉他，他们还不能离开监狱，卡车要等着收集更多垃圾。[18]他建议休斯起身溜回牢房。下午4点会清点人数。[19]要是休斯不见了，守卫会封锁监狱并拉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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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动。瓦利戴不见了，但休斯藏得很好，而且卡车迟早会离开。他躲在床垫里，看不见周围的情况。然而此刻，他清楚地听到了英国士兵的口音。垃圾车开到了英军的驻地，士兵们就住在那里。[20]卡车非但没有把他带出自由之门，反而直接将他送到了监狱最危险的地方。锯末渗入了他的双眼，他难受到有一只眼睛无法睁开。[21]休斯安静地躺着，期望不会有人发现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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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短暂而漫长的时间过后，卡车又开始移动起来，并朝出口开去。休斯非常清楚此刻会发生什么：卡车会跨过两道斜坡，接着右转离开朗·凯什。然而就在他们快到斜坡的时候，卡车又停了下来。休斯一动不动地躺着。突然间，一把巨大的长矛紧挨他的左侧猛地刺入了垃圾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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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接到的情报有误。休斯躺在那儿，不敢动弹。随后，长矛刺穿了他另一侧的垃圾袋。现在他决定直接站起来骂人，干脆投降算了，因为躺着不动无异于自杀。如果长矛再刺下来，肯定会要了他的命。他想象了这幅画面：长矛直接刺穿他的身体。[24]这么死实在太荒唐了，在垃圾车的后面像鱼一样被叉死，全身都是锯末，嘴里还塞着一个橘子。休斯在贝尔法斯特老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25]这太疯狂了。正当他准备向上面的人亮出身份时，卡车伴随着隆隆声再次启动。[26]它经过了第一道安保斜坡，接着第二道。最后，休斯感觉卡车右转了一下。这时他明白，他们已经离开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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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车沿着开阔的道路行驶时，休斯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折刀，试图划开床垫爬出去。但这把刀不听使唤，刀片直接弯向了后面。他又抓又踢地爬出了床垫，一些垃圾也随之被踢到路上。他担心司机也许会从后视镜里发现掉落的垃圾，不过卡车并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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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尔斯伯勒路的尽头，休斯知道有一个地方他们会向右急转弯，接着是一个左急转。这似乎是在不被觉察的情况下从车后跳下去的最佳时机。于是当卡车转弯的时候，休斯跳下了车。他注视着卡车开走，担心司机可能已经看见了他。但车继续朝垃圾场的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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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满身污秽地站在那里，一只眼睛肿胀得无法睁开。格里·亚当斯安排了一辆车在外面接应他。但由于卡车收集垃圾的时间远比预期要长，休斯显然已经错过了此次约会，那辆车不在那儿。不仅如此，这里也不是那种休斯能直接走进当地酒吧的地方，他不能像“七壮士”从“梅德斯通”号越狱后那样，指望里面的客人贡献自己的衣服和协助逃跑的车。相反，休斯发现自己此刻正在保皇派的地盘上。这里不但是敌人的区域，而且他和朗·凯什的距离也不够远。一旦他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他失踪了，士兵将涌向周围的整个地区。他必须到爱尔兰共和国去。他现在是北爱尔兰的头号通缉犯，而且他的时间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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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在外面引爆的时候，迈克尔·曼斯菲尔德正坐在老贝利顶楼的图书馆里。[27]巨大的轰隆声在楼下回响，他身上撒满了碎玻璃。[28]曼斯菲尔德32岁，是一名雄心壮志同时略显浮夸的英国律师，他有着蓬松的头发和浑厚的嗓音。[29]最近他打赢了自己接手的第一场重要官司，那是一起在老贝利进行的长达数月的诉讼。[30]被告方是所谓的“愤怒旅”，这是一群土生土长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保守派部长的家里安置炸弹，企图以这种方式引发全球革命。曼斯菲尔德在此次案件中的委托人叫作安吉拉·韦尔，这名年轻的女性最后被无罪释放。这起针对她的案件因为笔迹证据而翻案，曼斯菲尔德通过仔细检查彻底推翻了政府专家的证词。他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激进的政治思想，并发现那些引起棘手问题的案件吸引着他，促使他思考独裁权力和反抗的本质。[31]曼斯菲尔德用受理“愤怒旅”案件所赚的钱买了一辆车——一辆小型二手凯旋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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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通系统罢工，曼斯菲尔德在爆炸当天开了车去上班。快迟到的他担心自己找不到停车位，随后他发现停车限制被取消了。于是他心想，也许能在老贝利的正门找到车位。他很幸运，那里有一个空位，就在一辆绿色福特·科蒂娜不远的地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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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在爆炸中受的伤并不严重，但他的凯旋车被炸得体无完肤。[34]没过多久，曼斯菲尔德被问到是否愿意代表那些炸毁他车子的人接手案件，也就是年轻的爱尔兰炸弹手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法律界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富于进取的诉讼律师喜欢为声名狼藉的委托人进行辩护，尤其因为这种曝光往往能提升其业务的知名度。但共和军爆炸案被认为是对伦敦的严重侮辱，许多知名律师出于原则不愿接手这一案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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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愿意。他十分好奇地想见见姐妹俩。见面后，他立刻被两人的美丽和强烈的献身精神所打动。[36]她们蜷起双腿抱着膝盖坐在塑料椅上，向他讲述了天主教徒在爱尔兰北部所受的虐待，还有突袭拘捕事件，以及“血色星期天”。她们回忆了在伯恩托莱特桥上遭遇保皇派团伙的围攻。[37]曼斯菲尔德比她们大不了多少。他为自己激进的政治立场感到自豪，但他选择通过算不上革命性的法律职业来追求这些政治诉求。他猛然意识到，普赖斯姐妹选择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在真正意义上“游走于刀尖”的生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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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连同被捕的另外八人被指控共同谋划了“一场可能危及生命的爆炸案”。[39]通常而言，这种庭审会有一个公认的举行地点：老贝利。但经历爆炸后，老贝利大楼仍在维修中，同时政府希望加快诉讼的进程。[40]除此之外，在法庭上对故意毁坏该法庭的一群被告进行审判，或许会让人们觉得有失公允。因此，这桩于1973年秋开庭审理的案件，被重新迁至温彻斯特城堡大厅。那是一间壮观的13世纪会议厅，由中世纪石料、大理石圆柱以及彩色玻璃构成。1603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因密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判处叛国罪。[41]一面墙上挂着亚瑟王圆桌的巨大橡木复制品，一束都铎玫瑰上的绿色油漆散发着光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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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的入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