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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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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二 贝尔法斯特十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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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瓦利戴是朗·凯什的一名囚犯，他在里面当勤杂工。[1]这要求他开着垃圾车到监狱的各个角落把垃圾装上卡车。任何一座监狱的生活，基本都归结于每日常规的枯燥重复，瓦利戴的工作也一样：值班开车，捡起垃圾，扔上卡车。有时，除了普通垃圾，瓦利戴会发现由于弄脏或破损而被丢弃的床垫。囚犯们会把床垫和垃圾一起放在带刺铁丝网的外面，铁丝网包围着他们生活的半圆形牢房。19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卡车停在了一间牢房外，有一个卷起的床垫扔在那里。当瓦利戴走过去捡起床垫时，发现它比正常情况重得多。[2]不过他还是抱起床垫扔到了卡车的底层。如果说瓦利戴没有对这张重量抵得上一个小个子男人的床垫表现出任何怀疑，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像香肠卷饼一样的垫子里，藏着布伦丹·休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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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早在被抓的时候就告诉过警方他意图逃出监狱，他并没有开玩笑。去年夏天，到达朗·凯什还没到36小时，他就开始和同党们密谋出逃的最佳策略。[4]格里·亚当斯认为，鉴于行动在武装斗争现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休斯在这些行动中举足轻重的带头作用，应该让休斯先逃出去，连亚当斯都要排在后面。[5]但迄今只有两个人成功从朗·凯什越狱——这是一座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且重兵把守的监狱——而且从本质上说，这两个人都不是“越狱”出去的。第一个逃狱的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儿时的朋友弗朗西·麦圭根，也就是那位曾在秘密军事场所遭受酷刑的“蒙面人”。1972年2月的一天，麦圭根穿上一套借来的黑色长袍，混在来访的一群牧师中间，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走了出去。[6]18个月后，另一个叫约翰·弗朗西斯·格林的人利用完全相同的计策逃了出去。[7]（格林的哥哥确实是一位牧师，他来监狱探监时，两人交换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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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有神职人员想离开朗·凯什，他们很可能要接受更加严格仔细的检查。所以假如休斯想逃出去，为了谨慎起见，他必须另辟蹊径。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藏在垃圾车的底部搭便车离开。[8]这个策略让人联想到荷马的《奥德赛》，其中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紧抓在羊肚子下面逃出了巨人洞穴。[9]囚犯们为休斯制作了一个特殊的背带穿在身上，好让他能依附于卡车的底盘。他在牢房的一张双层床上进行了排练，抓住上铺的下方。不过，休斯在审问期间挨打受的伤还未恢复，他不确定自己的体力是否可以支撑他攀附在卡车下，直到车开出监狱的围墙。[10]所以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当时这可能令休斯感到失望，但结果却成了塞翁失马：几个月后，另一名囚犯马克·格雷厄姆试图用相似的途径出逃[11]，但卡车在跨过一道斜坡时折断了他的脊柱，导致他终身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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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临时共和军策划了或许是他们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一次越狱。共和军领导人谢默斯·图米被关在都柏林的芒乔伊监狱，一架被劫持的直升机在监狱的院子里从天而降，它停留的时间不多不少，刚等图米和他的几名同伴跳上去就开走了。[12]这种先例让休斯和他的伙伴们信心倍增，但也意味着监狱的安保措施更加严密。临时共和军知道，垃圾车每天会收集两次垃圾，然后才离开监狱开往垃圾场。[13]他们听说，卡车在获准离开之前，守卫会用一把长矛刺探所有的垃圾袋，以确保没有人藏在里面。不过，共和军在监狱里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网。[14]这些线人表示，守卫们最近没有用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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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休斯爬到一张旧床垫的中央，其他人帮忙把他卷了起来。[15]在托马斯·瓦利戴的协助下，他最后落到了卡车的后背上。车继续在监狱里行驶，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把垃圾扔到休斯身上。他要做的就是等待。可是廉价的监狱床垫里塞满了锯末，弄得到处都是。纤维状的锯末令人发痒，难以呼吸。休斯带了一个橘子，用来补充水分和血糖。他把橘子塞在嘴里，但锯末钻进了他的鼻子，令他呼吸困难。[16]卡车在监狱里不慌不忙地转悠，然后停了下来。[17]休斯听见瓦利戴小声告诉他，他们还不能离开监狱，卡车要等着收集更多垃圾。[18]他建议休斯起身溜回牢房。下午4点会清点人数。[19]要是休斯不见了，守卫会封锁监狱并拉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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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动。瓦利戴不见了，但休斯藏得很好，而且卡车迟早会离开。他躲在床垫里，看不见周围的情况。然而此刻，他清楚地听到了英国士兵的口音。垃圾车开到了英军的驻地，士兵们就住在那里。[20]卡车非但没有把他带出自由之门，反而直接将他送到了监狱最危险的地方。锯末渗入了他的双眼，他难受到有一只眼睛无法睁开。[21]休斯安静地躺着，期望不会有人发现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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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短暂而漫长的时间过后，卡车又开始移动起来，并朝出口开去。休斯非常清楚此刻会发生什么：卡车会跨过两道斜坡，接着右转离开朗·凯什。然而就在他们快到斜坡的时候，卡车又停了下来。休斯一动不动地躺着。突然间，一把巨大的长矛紧挨他的左侧猛地刺入了垃圾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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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接到的情报有误。休斯躺在那儿，不敢动弹。随后，长矛刺穿了他另一侧的垃圾袋。现在他决定直接站起来骂人，干脆投降算了，因为躺着不动无异于自杀。如果长矛再刺下来，肯定会要了他的命。他想象了这幅画面：长矛直接刺穿他的身体。[24]这么死实在太荒唐了，在垃圾车的后面像鱼一样被叉死，全身都是锯末，嘴里还塞着一个橘子。休斯在贝尔法斯特老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25]这太疯狂了。正当他准备向上面的人亮出身份时，卡车伴随着隆隆声再次启动。[26]它经过了第一道安保斜坡，接着第二道。最后，休斯感觉卡车右转了一下。这时他明白，他们已经离开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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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车沿着开阔的道路行驶时，休斯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折刀，试图划开床垫爬出去。但这把刀不听使唤，刀片直接弯向了后面。他又抓又踢地爬出了床垫，一些垃圾也随之被踢到路上。他担心司机也许会从后视镜里发现掉落的垃圾，不过卡车并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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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尔斯伯勒路的尽头，休斯知道有一个地方他们会向右急转弯，接着是一个左急转。这似乎是在不被觉察的情况下从车后跳下去的最佳时机。于是当卡车转弯的时候，休斯跳下了车。他注视着卡车开走，担心司机可能已经看见了他。但车继续朝垃圾场的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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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满身污秽地站在那里，一只眼睛肿胀得无法睁开。格里·亚当斯安排了一辆车在外面接应他。但由于卡车收集垃圾的时间远比预期要长，休斯显然已经错过了此次约会，那辆车不在那儿。不仅如此，这里也不是那种休斯能直接走进当地酒吧的地方，他不能像“七壮士”从“梅德斯通”号越狱后那样，指望里面的客人贡献自己的衣服和协助逃跑的车。相反，休斯发现自己此刻正在保皇派的地盘上。这里不但是敌人的区域，而且他和朗·凯什的距离也不够远。一旦他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他失踪了，士兵将涌向周围的整个地区。他必须到爱尔兰共和国去。他现在是北爱尔兰的头号通缉犯，而且他的时间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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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在外面引爆的时候，迈克尔·曼斯菲尔德正坐在老贝利顶楼的图书馆里。[27]巨大的轰隆声在楼下回响，他身上撒满了碎玻璃。[28]曼斯菲尔德32岁，是一名雄心壮志同时略显浮夸的英国律师，他有着蓬松的头发和浑厚的嗓音。[29]最近他打赢了自己接手的第一场重要官司，那是一起在老贝利进行的长达数月的诉讼。[30]被告方是所谓的“愤怒旅”，这是一群土生土长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保守派部长的家里安置炸弹，企图以这种方式引发全球革命。曼斯菲尔德在此次案件中的委托人叫作安吉拉·韦尔，这名年轻的女性最后被无罪释放。这起针对她的案件因为笔迹证据而翻案，曼斯菲尔德通过仔细检查彻底推翻了政府专家的证词。他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激进的政治思想，并发现那些引起棘手问题的案件吸引着他，促使他思考独裁权力和反抗的本质。[31]曼斯菲尔德用受理“愤怒旅”案件所赚的钱买了一辆车——一辆小型二手凯旋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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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通系统罢工，曼斯菲尔德在爆炸当天开了车去上班。快迟到的他担心自己找不到停车位，随后他发现停车限制被取消了。于是他心想，也许能在老贝利的正门找到车位。他很幸运，那里有一个空位，就在一辆绿色福特·科蒂娜不远的地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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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在爆炸中受的伤并不严重，但他的凯旋车被炸得体无完肤。[34]没过多久，曼斯菲尔德被问到是否愿意代表那些炸毁他车子的人接手案件，也就是年轻的爱尔兰炸弹手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法律界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富于进取的诉讼律师喜欢为声名狼藉的委托人进行辩护，尤其因为这种曝光往往能提升其业务的知名度。但共和军爆炸案被认为是对伦敦的严重侮辱，许多知名律师出于原则不愿接手这一案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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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愿意。他十分好奇地想见见姐妹俩。见面后，他立刻被两人的美丽和强烈的献身精神所打动。[36]她们蜷起双腿抱着膝盖坐在塑料椅上，向他讲述了天主教徒在爱尔兰北部所受的虐待，还有突袭拘捕事件，以及“血色星期天”。她们回忆了在伯恩托莱特桥上遭遇保皇派团伙的围攻。[37]曼斯菲尔德比她们大不了多少。他为自己激进的政治立场感到自豪，但他选择通过算不上革命性的法律职业来追求这些政治诉求。他猛然意识到，普赖斯姐妹选择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在真正意义上“游走于刀尖”的生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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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连同被捕的另外八人被指控共同谋划了“一场可能危及生命的爆炸案”。[39]通常而言，这种庭审会有一个公认的举行地点：老贝利。但经历爆炸后，老贝利大楼仍在维修中，同时政府希望加快诉讼的进程。[40]除此之外，在法庭上对故意毁坏该法庭的一群被告进行审判，或许会让人们觉得有失公允。因此，这桩于1973年秋开庭审理的案件，被重新迁至温彻斯特城堡大厅。那是一间壮观的13世纪会议厅，由中世纪石料、大理石圆柱以及彩色玻璃构成。1603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因密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判处叛国罪。[41]一面墙上挂着亚瑟王圆桌的巨大橡木复制品，一束都铎玫瑰上的绿色油漆散发着光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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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尔丝和玛丽安·普赖斯的入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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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姐妹和她们的共同被告在开往温彻斯特的巴士上唱起了反叛的歌。[43]审讯期间，每天早上都有摩托车和警车组成的车队护送这些被告出入。[44]爆炸事件引发了如此歇斯底里的情绪，以至于诉讼进程的安保投入极端到近乎戏剧化。[45]为了防止汽车炸弹袭击，整个周边地区都实施了全天停车禁令。警方的神枪手在附近的楼顶巡查。[46]（这可能并非全无道理：后来发现，共和党试图买下被告们被关押的监狱正对面的一栋房子，以期挖一条直通牢房的地下隧道，把他们救出来。[47]结果这栋房子的当地女主人由于感情原因重新考虑了出售房子的打算，计划也随之流产。）当巴士在全副武装的警卫的护送下驶向大楼时，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对外面的观众亮出了胜利的手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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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审判是一桩大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电影《放大》中的角色而闻名的女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自愿为被告支付担保金，并贡献出她在西汉普斯特德的房子供他们歇脚。[49]（炸弹手们没有被释放，谁也未能接受她宽宏大量的提议。）英国公众和媒体尤其关注杜洛尔丝和玛丽安。[50]她们被冠以“恐怖姐妹”的绰号，并被刻画成了危险至极的人物。对《泰晤士报》而言，杜洛尔丝成了政治激进主义和反主流文化不稳定性的典型代表，称她“热衷于广义的暴力世界革命，并支持切·格瓦拉、黑豹党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多重目标”。[51]姐妹两人中她可能占主导地位，报纸继续评论道，但“在玛丽安的轻声细语和表面的单纯之下，藏着一个精通游击战艺术的19岁少年”，对步枪的娴熟使用为她赢得了“阿玛莱特寡妇”的绰号。[52]《每日镜报》在两姐妹身上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趋势，并陈述道：“一直以来，女性被认为是被动而热爱和平的造物，她们只想待在家里看孩子。这个传说最终在爆炸和枪击的巨响中灰飞烟灭。”通俗小报直接将普赖斯姐妹和巴勒斯坦劫机者莱拉·哈立德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女性的暴力行为是女权主义的危险副产品——是一种“致命的解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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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开庭的时候，首席检察官彼得·罗林森爵士——一位温文尔雅有着悦耳嗓音的大律师，报纸将其誉为“司法界的劳伦斯·奥利维尔”——指出，汽车炸弹虽然在伦敦前所未有，但在北爱尔兰却司空见惯。[54]“那些安置汽车炸弹的人可以躲到安全的地方，”罗林森说，“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在数英里外安然无恙。这是一种十分懦夫的行为。”[55]当罗林森展示那天可怕的详细情况时，他专门指出杜洛尔丝·普赖斯是团伙的领头人，“这个女孩在此次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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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两人表现得坚决而反叛。除了19岁的威廉·麦克拉尔农在开庭第一天服罪外，所有被告都坚称自己无罪。[57]杜洛尔丝说，她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飞往伦敦，是为了和妹妹以及她们的朋友休·菲尼一起度个短假。她用了巫娜·德夫林的假名字，是因为作为知名共和党人的女儿，她经常被当局找麻烦，提供假名字几乎已经成了第二天性。[58]两个女孩在法庭上出言不逊，无所顾忌，甚至有些斗志昂扬。当控方展示出迈克尔·曼斯菲尔德那辆被炸毁的凯旋车照片时，她们暗自发笑。[59]（曼斯菲尔德可高兴不起来，他告诉两人幸好他当时没在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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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十周的庭审中，被告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太极”。然而有大量间接证据将他们和此次犯罪活动联系起来。在为期数天耗费12个小时的一项陈述中，罗林森详细陈述了爆炸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每一个被告的具体指控。[60]当杜洛尔丝在希思罗机场被官员拦下的时候，她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帆布购物袋。[61]里面除了布赖恩·弗里尔的戏剧节目以及所谓的“大量化妆品”外，警方还发现了两把螺丝刀和一本活页笔记本。[62]笔记本里有几页写满了闲散的笔记：其中一页记录了对圣母玛利亚的神学思考，另一页写着一份食物清单和对应的卡路里含量。[63]不过，调查者还注意到有几页纸被撕掉了。一名专业法医证人检查了笔记本剩余的几页，并向陪审团揭示了所写内容若隐若现的印迹。那是一幅炸弹定时器的示意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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