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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理论上或许听起来很诱人，但在实践中会带来重大挑战。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是约翰·休姆，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很精明的德里政客，比亚当斯年长11岁。休姆是温和派天主教徒心目中的英雄，曾多次谴责共和军的暴行。“他们炸毁工厂，却又抱怨失业，”他在1985年说道，“他们在教室里枪杀老师，杀死校车司机，在校园里杀人，却又跟我们讲教育。他们将人们致死致伤致残，还对医院发动袭击，却又告诉我们要保护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他们抢劫邮局，导致人们无法领取救济金，却又跟我们宣扬要保护穷人。”[59]在休姆看来，共和党运动的伪善——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选票配子弹的骗局——是那么处心积虑。“他们真实的战略和目标一目了然，”他说，“那就是，让军事羽翼尽可能制造不满和损失，失业的人越多越好。然后，让政治羽翼迎合人们的不满。总有一天，新芬党会在自相矛盾中自取灭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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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姆做出这些评论的六个月后，里德神父坐下来给休姆写了一封长信。[61]他表示：“我唯一的目的，是在当前局势延续的情况下，帮助那些可能被杀害的人。”里德指出，由于他在共和党群体内默默服务多年，他享有共和军的信任。“我确信，只要目前的局势能得到恰当处理，就能说服共和军结束他们的运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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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里德寄出这封信的时候，休姆已经公开表态，只要共和军继续暴力运动，他绝不会接受与新芬党对话。[62]休姆一直表示，他向所有人敞开对话之门，只要目标指向和平。[63]但是，共和军的行为无法激发这种慷慨。1987年秋天，共和军在恩尼斯基林镇的荣军纪念日引爆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了十个平民和一名英国士兵，并造成60多人受伤。[64]事后共和军宣布，这次爆炸是一次失误：其原定目标实际上是附近英国士兵参加的一个仪式。亚当斯为袭击进行了道歉，并撇清了自己的责任。[65]然而，爆炸受到了广泛谴责，它凸显了临时共和军被社会遗弃的处境。休姆批判这是一次“惨无人道”的袭击。[66]用这种方式激怒临时共和军可能不无危险：几个月前，共和军用燃烧弹袭击了休姆的住宅。[67]他当时不在家，但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在，最后她们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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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988年1月11日，休姆和格里·亚当斯在克隆纳德修道院会面。[68]他们此前曾多次交谈——不过都是暗中进行。[69]对休姆而言，如果被人发现他和亚当斯有来往，这将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危险。[70]但对亚当斯而言，倘若有人看见他和休姆这样的温和派对话，他将会面临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危险。一直以来，亚当斯都在临时共和军的队伍里小心行事，他的角色是运筹帷幄，而非冲锋陷阵。倘若有人怀疑他在发起某种停火谈判，人们可能认为他背叛了武装斗争。在1988年，这种判定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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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里德神父对于对话的信心是正确的。两个对手相谈甚欢。休姆体验了英国谈判方在1972年感受到的认知落差：他们听过无数有关格里·亚当斯的骇人故事，可当他真实地走进房间后，却看起来完全不似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怪物。[71]他英俊潇洒，一副乡绅派头，言辞坦率，并不是个一意孤行的人。他具备一个政客应有的品质。最初，亚当斯和休姆同意交换文件，其中将列出各自组织的立场，为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设定参照范围。在幽闭恐怖的贝尔法斯特，需要一定程度的间谍活动来为此次交换行动保密。[72]在两名英国下士被杀的当天，里德神父得到通知，让他参加凯文·布雷迪的葬礼弥撒——有人会在那里悄悄塞给他一份文件。在追思弥撒上，他拿到了一个棕色信封，里面装有新芬党的意见书。里德怀揣这份意见书离开了教堂，当他料理两名被杀的士兵时，意见书正装在他的口袋里。里德为其中一人做人工呼吸时，双手沾染了鲜血，随后血迹弄脏了信封。[73]离开士兵的遗体后，里德回到了克隆纳德修道院。[74]他把文件装入一个干净的信封，然后带着这颗脆弱而珍贵的和平种子抵达德里，亲手把它交给了约翰·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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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亚当斯最初入选议会时，英国政府解除了禁止其踏足英国大陆的禁令，以便他能在威斯敏斯特任职。然而，亚当斯无意在任何情况下现身议会。[75]整个20世纪80年代，亚当斯都在玩一个微妙的游戏。他于1983年当选新芬党主席。不过，他开始相信，他们最终必须实现和平：爱尔兰的统一无法单靠武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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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直接向共和军的普通士兵突然提出这个新论点，因为一旦志愿军知道了他的意图，他们可能将他从党内革职，或者直接将他灭口。与此同时，随着亚当斯对这场斗争的政治方面投入越来越多，他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共和军仍然是一个非法组织。一直以来，当志愿军被问到他们是不是共和军成员时，他们会拒绝回答，因为承认加入共和军足以被关进监狱。然而，随着亚当斯将自己的角色从游击队领袖重新塑造为政治家，他把这个策略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开始告诉人们，他一直都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物，一个积极的共和党人和新芬党领袖——但他不是志愿军，从未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过武装斗争。“我不是共和军成员，也从未加入过共和军。”[76]他会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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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任何关注共和军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荒谬的声明。亚当斯很早便被认为不仅是共和军的成员，更是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年轻时在葬礼上被拍过照片，头戴一顶共和军的黑色贝雷帽正立在侧。1972年，他从朗·凯什出狱。随后他前往伦敦，作为共和军代表团的成员同英国政府谈判。（多年后，当西恩·马克·斯蒂奥芬被问到，代表团所代表的是新芬党还是共和军时，他回答他们是共和军。被追问到其中是否包括亚当斯时，马克·斯蒂奥芬咆哮道：“包括他们所有人！”[77]）早在20世纪70年代，媒体就将亚当斯定位为共和军成员。[78]英国安全与情报部门也早已将他视为共和军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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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复活节起义六十周年纪念日，亚当斯在《共和党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用笔名“布朗尼”叙述了一位牧师到监狱看望他的经历。亚当斯向牧师辩护了暴力涉及的道德问题，提出准军事主义并不是共和军成员主动寻求的角色，而是外界所强加的无奈之举。[79]“对也好，错也好，我是一名共和军志愿军，”亚当斯写道，“我采取的行动涉及武力的使用，但只有实现民族真正繁荣昌盛的局面，我才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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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话的几年之后，亚当斯便开始声称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80]因此，即便当他在北爱尔兰武装斗争中占据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仍然否认自己参与过斗争。新芬党的总部位于福尔斯路一栋破败不堪的楼房里。这个地方发挥了政治办公室的效用，亚当斯可以在这里接受媒体采访，也可以会见选民。有反对者开玩笑说，这个自命不凡的新贵政党在全国每家银行都有账户，他们经常拿着枪到银行取钱。[81]面对这种指控，亚当斯抗议道，新芬党社区活动和竞选活动的资金并非来自准军事行动，而是源于抽彩、捐款和“蛋糕展销会”。然而，总部的外墙上，却是以举着冲锋枪的共和军枪手为主的彩色壁画。[82]这种矛盾将成为亚当斯新形象的标志：朴素的奇想混合武装叛乱，蛋糕展销会连带一抹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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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或许只是权宜之计。[83]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认为，亚当斯是共和军暴行的发动者，并且对其的怨恨由来已久。如果亚当斯承认自己是共和军成员，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逮捕他。事实上，1978年，英国政府曾试图以所谓的成员罪名起诉亚当斯，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似乎承认了自己的共和军身份。但他对指控进行了反驳，最终案件被撤销。[84]“当今社会，像临时共和军这样的非法组织却有着合法的政治羽翼，这使得像格里·亚当斯这样的活跃分子扮演着神秘的角色。”[85]1982年《爱尔兰人》一篇以亚当斯为专题的文章如是评论道，这是纽约的共和党支持者发行的一份报刊。文章补充道，亚当斯“对其角色的把握十分老练”。在一张采访照片中，亚当斯穿着一件高领毛衣，他对媒体对待他的方式表现得极为愤慨。他说，媒体经常向他提出“陷阱问题”，问他是否会“继续”纵容暴力。他补充道：“我有点受够了。”当被《爱尔兰人》问到，他是否认为血色星期五——也就是由布伦丹·休斯监督，结果在贝尔法斯特多处平民区域发生爆炸的行动——是正当行为时，亚当斯回答：“我绝不会试图为任何导致平民死亡的行动正名。”不过他继续说道：“因为杀害平民并非共和军的政策，所以我同样不会因为意外致死而对他们进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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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心设计的诡辩成了亚当斯的又一个标志，他总是那么言之凿凿，一口爱尔兰土腔从容不迫。许多亚当斯的批评者开始厌恶他对“遗憾”的谨慎表达。但是，亚当斯坚持认为，如果要对暴力进行道德评价，就应该将共和军和英国政府置于同一标准。“在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不幸受苦和死亡，”他指出，“爱尔兰政治中存在暴力，不只是爱尔兰单方的责任。是英国人首先用武力入侵了这个国家，并且为了继续留在爱尔兰，他们仍在使用武力。”[86]他补充道：“如果只靠投票，再多选票也无法把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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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一直深深扎根在社区中。作为西贝尔法斯特的国会议员，他对当地政治的日常琐事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他会沿着狭小的街道一路下行，身后跟着好奇的小学生和忠诚的助手，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当选民抱怨垃圾问题或者跟住房管理部门之间的争执时，他会共情地低声附和。“布赖恩明早会给他们打电话，然后过来查看情况。对不对，布赖恩？”[87]他会向他们做出保证，同时布赖恩或者其他助理会尽责地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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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的夹克、精心修剪的胡须，以及永不离手的烟斗，这些让亚当斯表现出一种时髦中略带浮夸的公共知识分子派头。他出版了一本书，依稀回忆了他在福尔斯区域度过的童年时光。[88]他时不时捋捋胡须，还任命了一名媒体助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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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格里·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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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芬党开始设立“建议中心”，就诸如福利金这样的一般问题为选民提供咨询。[90]这种从革命主力向零售型政治机构转型的刻意之举不免有些滑稽：有一天，新芬党大张旗鼓地决定，他们不再容忍“枪击膝盖骨”作为惩罚年轻人危害社会的手段。1982年，前德里枪手马丁·麦吉尼斯通过选举成为了北爱尔兰议会的一员。他郑重宣布：“经过多次讨论，共和军决定，朝一个年轻人的腿部开枪，致使他终身残疾，这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惩罚。”麦吉尼斯继续说道：“相反，我们希望采用一种社会融入性更强、更有预防性的方式。”[91]对于新芬党突然将自己重塑为一群善意的社区积极分子的举动，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将之比作“给自己立贞节牌坊”。[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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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亚当斯坚持表示，他从未亲自命令或参与任何暴力行动，但他不会放弃暴力手段。在当选新芬党主席后的首次演讲中，他清楚地表示暴力应该继续——和政治活动相辅相成。[93]的确，即使亚当斯开始思考并实践结束冲突的计划，共和军却实施了更为致命的行动。1983年圣诞节之前，共和军在伦敦哈罗兹百货商店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5人死亡，90人受伤。[94]（亚当斯说，炸弹“出了问题”。）[95]次年10月，一名志愿军在布莱顿大酒店的一个房间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96]撒切尔夫人和其内阁将在一次会议期间下榻该酒店。炸弹炸死了五人，但撒切尔夫人逃过一劫。共和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意味深长地阐明了恐怖主义的战略优势：“今天我们不走运。但是记住，我们只要一次好运就够了，而你必须每天祈求上帝保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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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辩解称，布莱顿爆炸案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他说，死亡“是英国人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悲哀症状”。这次爆炸并非如某些人指责的那样，是对民主的打击。事实上，它是“为了民主而实施的打击”。[98]虽然撒切尔夫人躲过了这次袭击，但她深受震动。私下里，她开始相信，临时共和军最终会成功。“我可能最终躲不过这一劫，”她会说，“但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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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和他的仇敌一样，认为自己会在冲突中毙命。1983年，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在试图阻止新芬党车队展示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国旗时将亚当斯逮捕。[100]1984年春，亚当斯在贝尔法斯特接受审判。这位西贝尔法斯特的国会议员面临扰乱治安和妨碍警察的指控。[101]一天，在庭审午休期间，他和几位同伴走出地方法院，坐上车准备开回西贝尔法斯特。在多年的潜伏生涯后，亚当斯养成了故意让行踪捉摸不定的习惯。[102]然而，对他的审判是一则重大新闻报道。众所周知，他当天会在贝尔法斯特中心出席庭审。他变得极度担心自己的安全，甚至申请了持枪自卫许可。[103]但这一要求毫不意外地被皇家阿尔斯特警队驳回。亚当斯开始预言自己的死亡，他说：“我想，我遭到暗杀的几率有九成。”[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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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法院后不久，汽车在霍华德街的车流里放慢了速度。这时，一辆棕色汽车开到了它旁边。两名枪手朝亚当斯和他的几名同伴开了十几枪。[105]亚当斯的颈部、肩部和手臂中了三枪，但没有要他的命。（车上另外三人也受了伤，但没有人死亡。）“基督说，拿刀的人必死于刀下，”听到枪击案的消息后，伊恩·佩斯利牧师表示，“我参加过太多格里·亚当斯喜闻乐见的葬礼，这让我对今天发生的事丝毫不感到悲痛。”[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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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手很快被逮捕，身份被确认为阿尔斯特自由战士的成员。不过，亚当斯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病床上断言，当局事先得知了袭击的计划，并希望它会成功。[107]亚当斯一直受到政治排挤的处境，从英国议会对枪击案的反应中可见一斑。没有任何议员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也没有任何对于暗杀行动的谴责。他们用冰冷的沉默回应了枪击案的消息。[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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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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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十九 蓝丝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