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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还有其他的家庭发生了亲人失踪的事。有一个叫玛格丽特·麦金尼的女人很令人敬畏，她的儿子布赖恩在1978年遭到绑架。“我走了，妈妈。”他告诉她，然后便坐进姐姐的车里开走了。他22岁，她从此再也没见过他。[44]过去的许多年里，有传言说布赖恩移居到了英格兰或者墨西哥。[45]麦金尼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她将之比作一种隐隐约约始终存在的牙痛。[46]最终，她召集了一群同样因为亲人失踪而遭受困扰的家庭。在多年担惊受怕的沉默后，能够敞开心扉向其他人倾诉这种长期以来失去亲人的创痛，就算谈不上宣泄，也能得到一些宽慰。[47]这些家庭多半已经不期望亲人能够活着回来，但他们仍然想寻回他们的遗体。“我现在能接受布赖恩不在人世的事实，”麦金尼说，“我无法接受不能去坟墓悼念他。”[48]多年来，她不愿更换儿子小时候所睡的床上的床单。[49]“我以前常常到他的床上，用他的衣服把我包裹起来，看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睡着后梦见他。”她回忆道。但每次醒来她都会发现，他依然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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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失踪者的家人找到彼此时，他们发现他们一直被一系列同样挥之不去、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所困扰：他们的亲人是什么时候被害的？他死前遭受过痛苦吗？[50]她有没有被折磨？他们埋葬他的时候他还活着吗？偶尔有人提供信息。亚力克·里德神父有时会听到一些消息，然后把有用的信息告诉失踪者家属。[51]一度有传言说，部分失踪者的遗体被埋在了俯视这座城的黑山上。[52]但一番搜寻后却一无所获。停火以后，这些家庭终于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众。为了赢得更多关注，他们佩戴了蓝丝带，以象征对失踪者的纪念，并将丝带寄给了诸如比尔·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重要人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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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康维尔一家和其他家庭最终披露这些真相时，媒体的反应十分震惊。他们没想到，在智利或阿根廷等地发生的可怕的国内冲突中才会听说的手段，竟然已经被用来对付英国公民。这是这些家庭非常乐意强调的一个相似之处：是那些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失踪者的母亲鼓舞了他们成立这个组织。[54]北爱尔兰问题期间的失踪人数不到20人。但由于这个国家非常小，每一起失踪都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科伦巴·麦克维，这个少年于1975年被共和军绑架，从此杳无音信；还包括罗伯特·奈哈克——一位风度翩翩的英国军官，他于1977年在南阿马从事卧底工作时失踪；还包括谢默斯·拉迪——一个32岁的纽里人，他于1985年在巴黎当老师期间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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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庭选择在和平进程和共和军停战期间努力寻求答案，这对格里·亚当斯而言着实难堪。就在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将目光超越冲突的地平线时，这些失踪者的家人直接点名向他发出了一系列越来越响亮而愤慨的质问。“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息传达给格里·亚当斯和共和军：我们的家人已经遭受了太多痛苦。请你们结束这场噩梦。”[55]谢默斯·麦肯德里在1995年说道。他继续尖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新芬党期望全面获得民主政党地位的态度是很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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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德里拜访过新芬党的领导层，要求他们安排内部调查，查明琼到底发生了什么。[56]有一天，他在超市撞见了亚当斯，并面对他脱口道：“格里，你以为我妻子是傻瓜吗？”[57]1995年夏末，亚当斯发表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承诺协助查找失踪者的遗体。[58]“我呼吁，如果有任何人知道这些失踪者的下落，请联系他们的家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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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第三部 最后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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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秘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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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比尔·克林顿到访德里发表了一次演讲。自三年前就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他批准了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这关键的一步结束了对新芬党的孤立，接受了亚当斯合法对话者的身份。[1]他还多次在华盛顿会见约翰·休姆。在德里，是休姆介绍了克林顿。他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个梦想：“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会在街头发生杀戮，不会有年轻人移居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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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登上市政厅外的讲台，圣诞节的灯光在上方闪烁。[2]他身着一件黑色大衣，看起来年轻、坚定、乐观。德里狭窄的街道上观者如堵，古老城墙的拱形门下也被挤得水泄不通。“对像我这样的访客而言，这座城市和一年半以前截然不同，那时这里还没有停战，”克林顿说，“如今，士兵不再上街巡逻，城墙也已向民众开放。”他提到了“握手言和”，并引用了希尼诗歌中的一段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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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别对坟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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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边寄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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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生中有那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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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已久的公正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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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升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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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希望和历史押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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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空气中洋溢着乐观的可能性。这次停火最终将于1996年结束，那年共和军在伦敦码头区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100多人受伤。[4]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英国政府拒绝在共和军解除武装之前与新芬党进行谈判。有些媒体猜测，亚当斯也许事先对这次爆炸并不知情——在他致力于和平进程的过程中，他可能逐渐遭到了共和军武装派别的疏远。不过，第二次停火于1997年发起，并得以维持。1998年4月，谈判代表们在希尔斯堡城堡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是贝尔法斯特郊外一座乔治王时期风格的官邸，他们就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5]新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他以三明治和巧克力棒为食，三天才出一次门。会议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人——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6]他寡言少语，有着极大的耐心。但是，他将自己竭力促成和平协议的承诺比作恐怖分子不妥协的正统观念；一位观察人士形容他拥有“狂热分子般的韧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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