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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一个夏夜，莫洛尼和波士顿学院的图书馆馆长鲍勃·奥尼尔前去迪恩斯餐厅就餐。这是位于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一个高档优美的海鲜餐厅，由当地的一位主厨创办。他曾在伦敦的凯莱奇酒店担任厨师，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回到家乡。迪恩斯餐厅有着浓厚的新贝尔法斯特气息，给人一丝和平可能带来的世界性未来的印象。几个人将在这里和安东尼·麦金太尔见面。麦金太尔高大魁梧，一把山羊胡子凌乱不堪，前臂满是浓密的文身，以绰号“麦克斯”而为人熟知。他在南贝尔法斯特长大，16岁时谎报年龄加入了临时共和军，后因杀害一名保皇派准军事组织成员而入狱17年。[19]麦克斯在入狱之前未能完成高中学业，但他在监狱里厌倦了读《圣经》，而对教育产生了兴趣。他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他的母亲，她一直对他放弃学业感到失望。不过，这也是度过夜晚的好方法。麦克斯渐渐喜欢上了深夜里安静的时光，那时其他囚犯都已睡去，只剩下他独自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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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出狱后，麦克斯在皇后大学获得了荣誉本科学位，然后报名参加了博士生课程，他的导师就是保罗·比尤。在写完一篇有关共和党运动的论文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20]但这个学位并没有给他带来稳定的工作。在出狱之初，他一度沦落到入店行窃的地步。2000年，他认识了一个叫卡丽·图米的年轻的美国姑娘。[21]卡丽有着深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上满是雀斑，她在贝尔法斯特上学。他们坠入爱河，结了婚，还生下了两个孩子。埃德·莫洛尼初次认识麦克斯是在1993年共和党的一次葬礼上，这位前共和军成员随后成了他的一个消息来源。麦克斯既懂得学者的语言也熟悉街头的话语，莫洛尼认为他将是波士顿学院项目的理想采访者。比尤赞同让他以前的学生参与进来，想到学校也许会给麦克斯一些钱，他感到很欣慰。[22]2001年，波士顿学院收到了一个富有的爱尔兰裔美国商人资助的20万美元经费，以支持这个新方案。[23]他们计划对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前准军事组织成员进行采访。（起初，莫洛尼想把警方的证词也囊括进来，但这个想法最终被舍弃。）[24]至于保皇派的采访，莫洛尼招募了来自东贝尔法斯特的威尔逊·麦克阿瑟，他在保皇派的圈子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在皇后大学获得了学位。[25]在结束迪恩斯的晚餐之前，莫洛尼、奥尼尔和麦克斯一致认同，由于题材内容高度敏感，维持整个计划的保密性至关重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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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后来被称作“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方案，似乎解决了《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一个明显缺点。在努力实现和平的过程中，谈判代表们将焦点放在了未来，而非过去。该协议规定将释放准军事组织囚犯，其中许多人曾犯下残暴的行径。但却没有条款来建立任何调查真相并寻求和解的机制，让北爱尔兰人民处理过去30年中发生在他们国家的那些时而黑暗时而痛苦的历史。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就有这样的过程，让人们能站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27]这个案例有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交换政策：如果你道出真相，就能获得法律豁免权。南非的范例有其缺陷：评论家认为这些讲述并不完整，而且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但至少他们为此做出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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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在南非可行，部分原因也许在于，种族隔离之后有明显的胜负之分。相比之下，北爱尔兰问题则是以和棋告终。《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展望了一个“权力共享”的协定，但让人感觉谁也没有真正以胜利的姿态出现。协议带来了一些表面的变化：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更名为北爱尔兰警察局；民权抗议活动所质疑的结构性歧视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北爱尔兰一直致力于历史纪念活动，却没有正式的程序来试图弄清如何纪念，甚至理解北爱尔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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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亚当斯拒绝承认自己曾是共和军的一员，这使得本就令人不安的犹豫不决的情绪更加复杂。如果北爱尔兰人想知道，现在澄清他们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安全，那么亚当斯不断的自我否认表明，现在绝不是时候。“啊，暗号之地，握手、眨眼和点头。”[4]这是谢默斯·希尼就北爱尔兰问题创作的一首诗，《无论说什么，什么也别说》（Whatever You Say, Say Nothing）。即使人们怀着巨大的热情迎接新生活，过去的邪恶阴谋似乎将继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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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马丁·麦吉尼斯打破了共和军沉默的规则，承认自己曾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并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担任德里的副指挥官。[28]但麦吉尼斯是在调查血色星期天事件的背景下这么做的——前提是他将免于遭到起诉。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势头正劲，日益强大。表面看来，共和军已经被和平进程边缘化，甚至同意解除武装。但即便如此，共和军长期以来已经给爱尔兰人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这个准军事部队很可能不会就此消失。1995年夏天，有一次，亚当斯在贝尔法斯特的集会上演讲。他身着一套清爽的夏装，俨然一副政客的模样，不时查看手中的提示卡。但在他准备好的发言停顿的空档，人群中有人喊道：“让共和军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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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笑了起来，接着他俯身靠近话筒说道：“要知道，他们没有离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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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道“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一小群人而言，仍然笼罩在北爱尔兰上空的沉默和影射的半暗带，使得他们更加迫切地想为人们创造一个能坦诚谈论自己经历的空间。汤姆·哈奇是波士顿学院爱尔兰研究的教授，他也参与到了项目当中。他说，这个档案的目标并不在于传统的学术研究，而是致力于创建可供后世思考的文献素材。借用他堂而皇之的话来说，这是对“宗派暴力现象学”的研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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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将这一努力付诸实践，必须实现绝对保密的条件。同意讲述自身经历的人会收到一份合同，其中规定，他们的证词不会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公之于众，直到他们离开人世。不仅这些采访将秘而不宣，甚至整个项目的存在都要严格保密。受访者会讲述他们参与的犯罪行为。如果当局知道有这种供词，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得到它。埃德·莫洛尼认为，这也是波士顿学院作为此次口述历史贮藏室如此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在大西洋彼岸，不论从空间上还是法律上，它和英国与爱尔兰警方之间的距离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美国是一个中立之地。即使当局通过某种方式获悉了这个项目的存在，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波士顿学院的机构影响力的保护下，任何获取采访资料的企图都将毫无胜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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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麦克斯开始进行采访。他在共和党的圈子内有许多朋友。但即便如此，他也需要小心行事。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共和军是出了名的爱说闲话。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开口。每个人都开口了，只是他们倾向于在自己人中间这么做。要是有人犯下了臭名昭著的罪行，他可能在西贝尔法斯特无人不知，但如果你向记者或英国人这样的局外人透露一个字，那么你就是叛徒。[32]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过往，波士顿学院的采访者都是局外人。一旦有消息传出，说曾经的枪手向携带录音机的人吐露了心声，人们就可能遭到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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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言，麦克斯也是局外人。和许多临时共和军的基层士兵一样，他对《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大失所望。帕特里克·皮尔斯曾经写道：“如果有人以爱尔兰的名义，接受任何分毫少于脱离英格兰的‘最终协议’，那么他对爱尔兰民族的背信弃义是如此之罪大恶极，如此之不可饶恕……以至于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33]这种绝对主义形成了共和党观念的精髓：接受任何立场的改变无异于背叛。[34]在麦克斯看来，新芬党同意英国继续主宰爱尔兰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麦克斯认为，亚当斯出卖了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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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芬党领导层非常清楚这类观点，并开始诋毁像麦克斯这样的批评者，称其为“异议分子”共和党人，或者“和平进程的反对者”。共和党向来有着严明的内部纪律，而作为一个新兴政党，新芬党不遗余力地维持着对北爱尔兰问题与和平进程的特定叙述。新芬党的所有官员似乎从未偏离剧本。[35]如此一来，该党派保持了一位学者所说的“对共和党武装斗争记忆的垄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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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麦克斯对新芬党的批判立场，这实际上意味着，格里·亚当斯或任何与他结盟的人都不太可能同意坐下来录制口述历史。事实上，麦克斯甚至不情愿问他们，因为一旦新芬党领导层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有丝毫的觉察，他们几乎肯定会将之扼杀。他们会放出消息说，任何参与者都将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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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麦克斯找到了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再亲近亚当斯的共和党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竭力避免被人发现。他利用加密的邮件和莫洛尼沟通，同时尽量减少任何跟这一项目有关的纸质痕迹。[37]他会在背包里塞一个微型数码录音机，然后冒险到贝尔法斯特和其他地方进行采访。他和受访者多次见面，在数次采访中和每个人总共交谈十个小时甚至更久。当麦克斯完成对特定个体的采访后，他会把它们交给可靠的打字员进行转录。然后，他会把录音带和采访文本全部邮寄往波士顿学院，鲍勃·奥尼尔将在那里把它们收藏在伯恩斯图书馆最安全的地方——珍藏室。奥尼尔是“档案安全”专家，他出版过一本相关主题的书。[38]“要想成为负责的保管人，照看托付于你的宝物，所有图书管理员和档案保管员必须打起精神，毫不含糊地对待安全工作。”他坚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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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附加预防措施，当麦克斯将采访资料寄往波士顿学院时，他会隐藏实际提供口述历史的人员姓名，用一个字母取而代之。只有在另一组文件中——由各个受访者签署的合同，其中他们得到保证，他们的证词将被保密——代表每个参与者的字母代号才会和真实姓名联系起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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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麦克斯去见了一位他认识多年的前共和军成员，他们于1974年在监狱里初次见面。他们两人的关系不错，因此采访会在随意而亲近的氛围中进行。和麦克斯一样，此人也对和平进程失望至极，并且已和格里·亚当斯与新芬党割席断交。现在他有话要说。在麦克斯最终寄到波士顿学院的资料中，这个人的身份只用了代号“C”来表示。他的真实姓名是布伦丹·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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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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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一 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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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当安东尼·麦金太尔开始采访布伦丹·休斯时，他住在帝维斯公寓仅剩的楼房里。1993年，在一群积极分子对帝维斯建筑群恶劣的住宿条件发出强烈抗议后，琼·麦康维尔遭到绑架的公寓楼和其他所有低楼层建筑全部被拆除。[1]20世纪80年代期间，一群煽动者成立了所谓的拆建委员会，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帝维斯公寓变得无法居住。[2]每次有公寓空出来，这些自封的拆建队便会赶在第一时间拿着大锤冲进去，捣毁浴缸、水槽、马桶和电器装配，砸碎窗户，并把完好无损的门从铰链上扯下来。最后，政府推倒了整个建筑群，为新的住宅小区让路，取而代之的是井井有条的红砖住房，屋前有水泥建的小花园。帝维斯公寓建筑群仅剩的，是那栋二十层的高楼。英国军队继续占用着楼顶和最上面的两层公寓。[3]在他们下面的第十层楼里，住着布伦丹·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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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住所适合休斯，它高高在上地俯视着西贝尔法斯特的街道，而他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即使爆炸袭击已经停止，《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给北爱尔兰带来了和平，但在贝尔法斯特各种建筑的墙上，依然满是描绘武装斗争英雄的彩色壁画。年轻的布伦丹·休斯就在其中，他双眼漆黑，满面笑容。然而最近几年，休斯的情绪变得日渐阴郁。“欢迎来探监。”[4]他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有时，他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宁愿待在家里，独自喝酒抽烟。如今他到了知命之年，标志性的黑发已经变白脱落。他依靠残疾抚恤金生活。他曾在建筑工地做过各种卑微的工作，但除了年轻时在商船队的经历，他从未做过真正的平民工作，而且很难找到稳定的职业。“你无法真正从监狱走出来。”[5]他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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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里装点着许多切·格瓦拉（休斯的英雄）的照片：照片里的切·格瓦拉有的在笑，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咖啡。[6]休斯对偶像的这些形象感到亲切，但也感受到了其中的奚落。切·格瓦拉是在还算年轻时为政治信仰殉难的，这或许算得上一种幸运。1967年，他被玻利维亚军方处决时还不到40岁，他的皮肤依然光滑，胡子没有变白的迹象。但令休斯困扰的是，虽然切·格瓦拉在古巴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休斯和格里·亚当斯在北爱尔兰进行的革命却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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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斯眼里，《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象征着最终的妥协：共和党运动正式接受了英国人将继续留在爱尔兰的事实。休斯曾经杀过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而战。但如今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党运动的领导层可能早已准备好接受低于绝对胜利的结果，并事先决定不告诉像他这样的士兵，休斯认为这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做法。对休斯而言，这是一种极其有针对性的战略手段：他直接把责任归咎到他最亲近的同志格里·亚当斯身上。在他公寓的一面墙上，一个带相框的照片和切·格瓦拉的纪念照挂在一起。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朗·凯什监狱拍的一张老照片，休斯和亚当斯用手臂搭在彼此肩上。亚当斯身穿一件宽松的八字领短袖，蓬松的头发落在肩头。休斯穿着一件紧身T恤，上面写着“墨尔本爱尔兰俱乐部”的字样。两人都在铁丝网的背景下咧嘴而笑。休斯对亚当斯已经再无好感，但他仍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以提醒自己过去的时光。[7]几十年来，他和亚当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绝不是一段平等的关系。最近，他开始悲观地开玩笑说，他就像共和军的武器，先是被利用，然后被丢弃——一如“解除武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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