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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驱使当局突然要求获得这些采访，但莫洛尼有一种猜测。北爱尔兰警察局虽然书面承诺要力争转型，但尽管警队换了名称，实际上却是换汤不换药。[9]几十年来，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视格里·亚当斯为主要敌手，一个在北爱尔兰问题过程中杀害将近300名警察的准军事组织傀儡。[10]北爱尔兰警察局的许多老手都失去过他们所爱的人——同事、童年伙伴、父亲——都是共和军一手造成的。如今他们意识到，在大洋彼岸的波士顿学院存有格里·亚当斯的前属下提供的证词档案。而这些秘密采访可能提供英国当局几十年来未能获得的证据：这些能让亚当斯锒铛入狱的证据不仅涉及他的共和军身份，更涉及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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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准备报仇雪恨。”[11]汤姆·哈奇在电话会议上对莫洛尼的猜测表示同意。“他们是想找到证据对格里这样的人定罪，”他补充道，“我绝不会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档案来起诉他，因为这不是我们进行这项事业的目的。”哈奇的口吻很坚定。然而，当他和鲍勃·奥尼尔就项目的细节询问其他人时，莫洛尼认为，他从问题的字里行间觉察到，波士顿学院的态度或许并不像哈奇所说的那样坚决。[12]他们非常好奇麦金太尔和威尔逊·麦克阿瑟在进行采访时究竟做了哪些保证。关于采访的保密性，受访对象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承诺？在对保皇派进行采访时，麦克阿瑟说，他担保会有“坚不可摧”的机密性。在他们去世之前，他们的证词将不向任何人公开，甚至不承认他们参与过这个项目。麦克阿瑟提醒哈奇和奥尼尔，十年前首次讨论这个档案时，是他们自己用了“坚不可摧”这个词。当他遇到担惊受怕的参与者时，麦克阿瑟会告诉他们，“波士顿学院的法律顾问”已经对整个安排进行了审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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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当埃德·莫洛尼起草参与者要签署的契约时，他用邮件将拟定的内容发给了鲍勃·奥尼尔，写道：“建议先把这个交给你们的法律人员过目一下我们再用。”[14]第二天，奥尼尔回邮表示，他正在修改契约的措辞，然后向学校的律师征求意见。[15]但最后，他似乎并没有这样做。[16]律师很可能会建议他在契约中具体说明，其中包含的任何有关机密性的担保未必能使档案免于法院指令的影响。每位参与者签署的契约都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波士顿学院的任何律师都没看过那些协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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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用乐观的语气结束了电话会议，仿佛他们在比赛中冲破了阻碍，并将作为团队齐心协力地步入这场战斗。然而，尽管他们又来回发送了几封邮件，但那却是哈奇和奥尼尔最后一次跟他们“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搭档对话。[18]在5月底之前，波士顿学院移交了布伦丹·休斯的采访，依据是休斯现在已经离世，而且其口述历史的许多内容已经在莫洛尼的书中发表。[19]但是，虽然《来自坟墓的声音》出于法律和安全原因而模糊了某些人的身份，但休斯的采访文本和录音却没有经过这种处理。[20]得知北爱尔兰警察局获得了这份资料后，莫洛尼感到愤怒至极。“现在当局掌握了采取行动的信息，”他在邮件中告诉哈奇，“我以身家打赌，此时此刻，英国政府内部有大量律师团队正在想方设法逼波士顿学院交出其他潜在的受访者名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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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尼提议，为了避免一场“大灾难”，哈奇和奥尼尔应该将所有档案装进联邦快递的信封，并连夜寄给身在爱尔兰的麦克斯。波士顿学院或许没有胆量打一场冗长的法律战，但麦克斯有。莫洛尼说，麦克斯绝不会把录音和文本交出去，他更“乐于入狱”。[22]学者们在这个时候把材料寄至境外，可能会构成妨碍司法罪。但麦克斯认同莫洛尼的观点，波士顿学院有道德义务来履行保密的承诺，而且这比严守法律更重要。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故事托付给了“贝尔法斯特项目”，波士顿学院至少能采取一些非暴力违抗之举来保护他们。[23]既然当局拿到了布伦丹·休斯的材料，莫洛尼预测，他们“极有可能”会根据休斯提供的信息再次发送传票，以获取其他采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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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在邮件中简洁而不客气地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波士顿学院决不会将档案邮寄出境。他用一句事后来看十分讽刺的话指出，他们探讨过并向参与者保证过，波士顿学院是储存参与者的回忆最安全的地方。[25]校方同意为涉及普赖斯的传票据理力争，他们在上呈联邦法院的议案中提出，公开这份材料将违反与参与者定下的协议，损害学术自由，危害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同时将该项目相关人员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26]“共和军强加了一种跟黑手党‘拒绝作证’的概念相似的沉默法则。”[27]辩护状中指出。正因如此，像杜洛尔丝·普赖斯这样的人只有在得到“采访将被封存起来”的保证后才愿意参与口述历史项目。莫洛尼在宣誓书中指出，共和军成员向局外人揭露准军事组织生涯的详细情况“是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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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针对普赖斯的采访为何应该移交的问题，美国政府用自己的论据进行了咄咄逼人的回击。他们指出，莫洛尼、麦金太尔和波士顿学院“做出了他们无法履行的承诺——他们将隐藏谋杀和其他罪行的证据，直到犯罪者离世。”“贝尔法斯特项目”不是新闻工作，并且，作为法律问题，没有“学术特权”能保护采访不受法院命令的影响。[29]至于莫洛尼表示公开文档会带来危险的论点，政府辩称，莫洛尼自己对项目进行了广泛宣传。他还出版了一本以此为主题的书！麦克斯为这个项目采访布伦丹·休斯和其他人的消息公开后，他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暗杀。[30]所以这到底能有多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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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错误地提出，普赖斯的采访已经被记者塞伦·巴尔内斯在《周日生活报》的报道中解封并公开。[31]波士顿学院的律师在递交法院的档案中指出，这并不是事实——美国官方显然被巴尔内斯的把戏蒙骗了，巴尔内斯只是暗示，却没有明确表示他听过波士顿学院的录音。[32]然而到了8月，莫洛尼可怕的预测成了现实。[33]第二张传票到达了波士顿学院，要求获得关于“琼·麦康维尔女士的绑架案和谋杀案”的所有录音。12月，联邦法官做出了不利于校方的裁决，命令波士顿学院将录音和文本上交法院审阅。校方选择对这一裁决不予申诉，莫洛尼和麦克斯对此感到愤怒。因此，这两个爱尔兰人亲自雇用律师对这一裁定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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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这两个爱尔兰人而言，这桩案件已成定局：他们几乎没有可以援引的法律或宪法保护。不过，在法庭上进行努力的同时，莫洛尼和麦克斯以及卡丽·图米还在贯彻一个政治策略，向尽可能多的人寻求支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时任参议员约翰·克里和波士顿学院（他在这里获得了法律学位）以及爱尔兰关系密切。克里致信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敦促她就该问题同英国当局交涉，因为这些传票可能危害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34]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马萨诸塞州分部提交了一份反对这些传票的法庭之友案情摘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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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一争议代表着学术自由的危机，莫洛尼和麦克斯以及校方本身可能向波士顿学院的全体教员寻求过支持。然而，当传票送达的时候，大多数教职人员对“贝尔法斯特项目”已经心生不满。[36]由于档案之事一直密不透风，在莫洛尼的书出版之前，学校几乎没有人了解此事。在最初的构想中，这个项目本应有校方的监察委员会监督其学术的严谨性。[37]但是，就像校方律师从未看过那些契约一样，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落实。当项目的具体情况被披露后，部分教职人员对他们了解的信息提出了异议[38]：安东尼·麦金太尔虽然有博士学位，但他并不是经验丰富的口述历史实践者，威尔逊·麦克阿瑟也不是。此二人似乎都是他们的受访对象在意识形态上的同路人——在某些案例中，双方还是亲密的朋友。这绝不是学术客观的典范。除此之外，麦克斯还因为谋杀罪在监狱蹲了将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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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哈奇的资历受到了教职人员的怀疑。他是校长莱希的老朋友，似乎享受着一份没有多少实际部门责任的闲职。[39]负责伯恩斯图书馆的鲍勃·奥尼尔也一样。两人在学校都没有能够寻求到强大的学术支持。哈奇在给莫洛尼的邮件中表示，“愤慨的学者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40]在这个问题上，莫洛尼设法阻止研究生查阅档案的举动也没有给项目带来任何好处。[41]2014年，波士顿学院历史系最终发布了一份关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声明。此举并不是为了捍卫学术自由，而是为了澄清这个项目“自始至终”一直与该系没有任何关系。[42]“谁也不信任这个项目的可靠性。”[43]一位教职人员解释道。该系的讲师信仰学术自由，“但这个糟糕的案例实在不适用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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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尼和麦克斯向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结果败诉。[44]他们获得了暂缓令，禁止校方在他们向最高法院上诉之前交出这些采访。但在2013年春天，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此案。[45]为了确定哪些采访将作为对第二张传票的回应，即提交与琼·麦康维尔的绑架案和谋杀案相关的所有材料，法官威廉·扬向麦克斯请求帮助。[46]为了安全起见，波士顿学院的每一个采访都没有标注受访者的姓名，而是采用字母代号。但麦克斯知道他采访过的所有人的身份，而且可能记得其中有谁谈论过琼·麦康维尔。然而他拒绝提供帮助，并表示协助法庭会“使我逾越学术研究和警方调查之间的界线”。[47]扬法官继而向鲍勃·奥尼尔寻求帮助，但他也不同意，声称他没有看过那些采访。[48]于是在一个圣诞节，扬法官用几天时间亲自审阅完了共和派采访的所有文本。[49]他发现有六位参与者提到过琼·麦康维尔，但其中一人只是蜻蜓点水。[50]结果，扬批准移交涉及其中五名参与者的所有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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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名参与者是杜洛尔丝·普赖斯。麦克斯和莫洛尼两人一直坚定不移地表示，普赖斯从未在口述历史中谈及麦康维尔。“在‘贝尔法斯特项目’中，杜洛尔丝·普赖斯既没有提到琼·麦康维尔，也没有谈论她遭遇了什么。”[51]莫洛尼在2012年9月的一篇新闻稿中说。“有关那个不幸女人失踪的话题从未被提及，一次也没有。”[52]他在当月的一份宣誓书中写道。正如莫洛尼解释的那样，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法律含意。“事实上，安东尼·麦金太尔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采访明显缺乏任何能证明传票合理性的材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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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是事实。杜洛尔丝·普赖斯和麦克斯进行了大约15小时的录音对话，而且她在那些录音里一次都未提及麦康维尔。然而，档案中还有一组普赖斯确实谈论过琼·麦康维尔失踪案的录音，并且十分详尽。[54]不过，采访者并不是安东尼·麦金太尔，而是埃德·莫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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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当《爱尔兰新闻报》记者艾莉森·莫里斯前往马拉海德到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家里采访她时，“贝尔法斯特项目”早已结束。麦克斯和威尔逊·麦克阿瑟于2006年完成了他们最后的采访，而那些档案似乎完整无缺地躺在伯恩斯图书馆的珍藏室里。但在普赖斯和莫里斯交谈后不久，莫洛尼去都柏林拜访了她，目的是进行他自己的采访。他并非计划以她的故事为题发表自己的版本，而是以超越她和麦克斯对话的详细程度来询问她的过去，然后采用“贝尔法斯特项目”的同等条件来保护这次采访：直到她去世之后他才会公开她的叙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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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同意了。彼时，她正在圣帕特里克医院住院，接受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一天早上，莫洛尼去那里探望了她，两人在她的房间里交谈了几个小时。莫洛尼用数码录音机记录了这次对话。几天后，他们在医院外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再次见面。这一次，莫洛尼召集了一个小型摄制组来拍摄这次采访。两次对话中，杜洛尔丝表现得清醒而有条理，散乱的头发呈铂金色，眼睛涂上了睫毛膏。她向莫洛尼谈及了姨妈布蕾迪，她说共和军的武器库发生意外后，布蕾迪带着失明和残疾的身体回到家中，外婆多兰让全家人进行哀悼。布蕾迪的姐妹都不准外出跳舞，普赖斯说。“就像为活人守灵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布蕾迪的苦难迫使她加入了斗争，她说，因为这“维护了她所做的牺牲”。[56]她还谈到在伯恩托莱特桥被打和加入共和军的经历，以及在“无名氏”的生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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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洛尼问到让人们失踪的做法时，普赖斯说她一直不认同这么做。“帕特·麦克卢尔和我还有其他志愿军会相互讨论这件事，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多么好的主意，”她说，“但我们被告知，‘按命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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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这属于战争罪吗？”莫洛尼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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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的，没错。我认为这是战争罪，”她说，“我绝对主张并说过……应该把他们陈尸街头，让任何想要选择那种可耻人生的人感受对上帝和共和运动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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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送麦康维尔过境的命令之前，她参与让人们失踪的行动已经有一段时间，她说。在此之前，她并不认识这个女人，也没有听说过她。但麦康维尔已经承认自己是线人，普赖斯坚持道。她的家里被搜出了一个发射机，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普赖斯说，有共和军志愿军看到琼·麦康维尔出现在黑斯廷斯街的军营里。“她藏在一个有缝隙的毛毯后面，能透过缝隙往外看。”普赖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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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那些茅茅套着有缝隙的长袍为弗兰克·基特森指认他们的同胞一样，根据普赖斯所言，琼·麦康维尔也躲在毛毯后从人群中识别共和军成员。[58]只是，那个毛毯没有拖到地面，普赖斯继续道，而其中一名共和军“认出了她脚上的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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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康维尔被带走进行审问时，普赖斯补充道，她“招供了”。她说她当了线人。“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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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注视着莫洛尼说：“我们认为，告密者是最低等的生命。他们不配做人，死刑太便宜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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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和小帕特·麦克卢尔以及另一名志愿军到西贝尔法斯特关押琼·麦康维尔的房子里去接她，然后向边境驶去。[59]普赖斯的朋友乔·林斯基随她上车的时候或许清楚自己将被送往刑场，但琼·麦康维尔对此毫无察觉。普赖斯告诉她，他们会把她交给天主教慈善团体圣母军，后者将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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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把我的孩子们送去吗？”麦康维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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