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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那些失踪者时，亚当斯往往断然否认他知道这种有争议的手段背后的决策。但是，这肯定是一种决策：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段怪诞而血腥的时期，在临时共和军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高层批准的情况下对人们执行处决，更不用说让他们失踪。[48]把尸体抛在无名之墓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一种政策。杜洛尔丝·普赖斯告诉埃德·莫洛尼，让人们失踪的决定是由贝尔法斯特旅做出的。该旅的成员“必须坐下来当机立断”，她说。[49]而格里·亚当斯就是贝尔法斯特旅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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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特里姆警察局，警察向亚当斯问及波士顿学院的采访。[50]据推测，他们重述了普赖斯和休斯等人的声明，并详细说明了他们对贝尔法斯特旅的结构所了解的情况。但是，亚当斯对这一切有一个简单而无可更改的回答。他们的理论只有一个问题：1972年他不可能是贝尔法斯特旅的指挥官，因为首先他从未加入过共和军。说到熬过审问的最佳办法，亚当斯曾回忆他年轻时被关进“梅德斯通”号之前遭到逮捕和审问的经历。在那次审问中，他固执地坚称自己的名字不是格里·亚当斯。后来他承认，整个伪装显然是一场骗局，但也是“用来抵挡盘问的一种支撑”。[51]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策略，这是他年轻时就拿定的主意。“所以，尽管他们知道我是谁，这也无关紧要。我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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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作其他地方的其他政党，如果从政者在涉及一桩臭名昭著的对有十个孩子的寡母进行谋杀和秘密埋葬的悬案调查中被捕，很可能会落得政治生涯迅速终结的下场。然而格里·亚当斯是特例。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不仅在北爱尔兰，而且在爱尔兰共和国蓬勃发展，并取得了远超其领导层最为雄心壮志的声望和影响。即便如此，该党派的命运似乎仍与其魅力超凡的主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新芬党不乏年轻世故的代表，他们是在北爱尔兰问题最糟糕的时期结束后长大的，没有准军事暴力有失体面的污点。这批新人并不缺乏抱负，但他们不愿，或者不能，将这些老共和军挤下政治舞台。当亚当斯有效阻止其恋童癖哥哥的真相浮出水面时，他所在的政党没有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发表不支持的言论。[52]新芬党仍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能力来呈现统一战线的表象，而其领导层现在辩称，逮捕格里·亚当斯无异于攻击新芬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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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一群艺术家在福尔斯路描绘了一幅新的壁画，画中的亚当斯面带微笑，旁边写着“和平使者，远见卓识的领袖”几个字。在为这幅壁画揭幕的集会上，马丁·麦吉尼斯宣称，这次逮捕“具有政治偏见”。他提到了未来几周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和欧盟选举，并表示警方在这个时候让亚当斯蒙羞，其目的在于损害新芬党的竞选前景。麦吉尼斯指责警察部门还存有“老皇家阿尔斯特警队愤怒的残余势力”，现在这些人准备“不惜一切政治代价算旧账”。[53]帝维斯公寓高楼耸立在远方，数百名支持者举着写有“捍卫和平进程，释放格里·亚当斯”的标语转来转去，下面是一张亚当斯的照片，与纳尔逊·曼德拉并排。[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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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吉尼斯发表讲话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他旁边。此人头发灰白且剪得很短，前额很高，眉头紧锁。他嚼着口香糖，手里为麦吉尼斯拿着演说稿。这个人就是博比·斯托里——共和军的资深执行者。[55]在共和党的圈子里，他被亲切地称呼为“大博比”。有鉴于那些声称格里·亚当斯因为和平使者的身份而招致对抗的天花乱坠的言论，大博比在这个场合的出现显得很不和谐。20世纪70年代，他在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共和军，最后蹲了20年监狱。[56]和平进程开始后，他成了贝尔法斯特的新芬党主席，但他经常被描述为共和军的头号间谍头目。事实上，据说他是2002年卡斯尔雷警察局盗窃案的策划者。[57]斯托里也被许多人认为参与了另一起抢劫案——北方银行抢劫案。[58]劫匪在这起案件中抢走了2600万英镑，这是当时英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银行抢劫案。[59]最重要的是劫案发生的时间：银行在2004年12月遭到抢劫，也就是《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几年之后。共和军已经不再需要钱来购买武器。事实上，劫案发生的时候，该组织正在放弃武器，由里德神父监督的解除武装的过程当时几乎已经完成。在新芬党的批评者看来，这起抢劫案巩固了共和军已经演变成黑手党组织的印象。“你可以说我陈腐，但以前是有规矩的，”杜洛尔丝·普赖斯在抢劫案发生后写道，“战争结束了，他们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要抢这些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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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比是亚当斯的密友，但他有着一副恶棍的模样。[61]他站在壁画前拿起麦克风，对可能促使当局“敢动我们的政党领袖”的傲慢态度怒吼起来。[62]“我们有话要传达给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和那些阴谋集团，”然后他说，“要知道，我们没有离开。”[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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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听到这些话的贝尔法斯特人而言，其中的暗示再清楚不过。斯托里十分有意地引用了北爱尔兰问题期间最著名的片段之一[64]：19年前，亚当斯在演讲的时候被一个起哄者打断，对方大喊：“让共和军回来！”接着亚当斯回应：“要知道，他们没有离开。”听到大博比的这番话，迈克尔·麦康维尔感到一阵寒意袭来。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一直在努力获取波士顿学院的录音带，并且对格里·亚当斯被逮捕感到高兴。[65]然而现在却有人发出了明确的威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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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也从这句话中听出了纯粹的恐吓。[67]“他的意思不是新芬党没有离开，”他说，“他的意思是共和军。”对参加“贝尔法斯特项目”的人而言，其中的信息十分清楚。“我根本不关心新芬党和政治进程，我他妈的一点也不在乎，”里奇·奥拉韦说，“我只在乎真相。”然而，斯托里却在告诉那些敢开口的人，他们不仅冒犯了格里·亚当斯，还冒犯了共和军。对奥拉韦而言，这座城市突然让他感到危险。共和军本身不必对他进行什么制裁。有了斯托里的这番说辞，一些渴望成功的毛头小子可能为了取悦领导层而响应战斗的号召。[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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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绰号“波士顿学院叛徒”开始以涂鸦的形式在贝尔法斯特各处的建筑上出现。[69]在一篇标题为“波士顿定时炸弹”的报道中，《周日世界报》描述了共和党圈子内对于“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恐慌状态”，并且曝光了另外一些据称接受过安东尼·麦金太尔采访的人员名单。“麦克斯做到了无数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警察没有做到的事，他把好人变成了叛徒。”[70]一位前共和军成员对这家报纸说。麦克斯已经告诉他的孩子们不要在有人敲门的时候去开门，并且开始查看他的汽车底部有没有爆炸装置的迹象。[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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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法斯特的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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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断对我进行恶意、虚假、阴险的指控，说我参与了琼·麦康维尔的谋杀案，”亚当斯在四天的审讯结束后被释放时宣称，“我没有参与对麦康维尔女士的绑架、谋杀和埋葬，我是清白的。”[72]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对他的指控是一场“骗局”，并强烈要求埃德·莫洛尼解释为什么他要在2010年对杜洛尔丝·普拉斯进行后续采访。“就是那次采访”，以及布伦丹·休斯和艾弗·贝尔的采访，“成了我被捕的主要原因”，亚当斯说。[73]现在重要的是专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他强调。“共和军不存在了，结束了。”[74]亚当斯坚持道，但斯托里的言论却让他的话不那么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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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亚当斯后，北爱尔兰警察局向公诉机关提交了一份关于他的文件，后者现在将决定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对他进行谋杀指控。[75]看起来亚当斯可能真的陷入了危险境地——这可以说是杜洛尔丝·普赖斯喜闻乐见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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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个时候，普赖斯已经死了。她非常清楚美国对她的波士顿学院采访上演的法庭之争，但她表示漠不关心。“我已经把它抛在脑后了，”她在2012年夏天说，“我不会为此睡不着觉。”[76]但是，她酗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意志也越来越消沉。次年1月，她因为醉酒从楼梯跌落而住进了医院。不久她主动出院回到了马拉海德的家里，继续喝酒，服用镇定药。她去世的那天，儿子丹尼早上出门之前看了看她，发现她在床上睡觉。[77]等他晚上回去的时候，她一点也没动。[78]“她没有呼吸，”他后来说，“我立刻明白她死了。”尸检发现，她的血液里有抗抑郁药物、镇静剂和抗精神病药物的有毒混合物。[79]（她死的时候体内没有酒精。）杜洛尔丝享年62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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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当普赖斯姐妹在监狱请求恩假为母亲送殡时，她们没有获得准许。[81]但在2013年，当局允许玛丽安离开监狱数小时，让她去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的老家为姐姐守灵。[82]第二天，安德森斯顿路沿街的灯柱挂起了黑旗，斯蒂芬·雷和两个儿子在冰冷的雨中抬着灵柩向圣阿格尼丝教堂走去，身后跟着长长的送殡队伍。[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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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头顶一圈白发、戴眼镜的牧师念诵了追思弥撒，他是雷蒙德·默里大主教。当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阿马监狱服刑时，他是那里的神父。1983年，杜洛尔丝和斯蒂芬在阿马教堂秘密结婚时，是他主持的仪式。“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活出了杜洛尔丝这个名字的含义，”默里说，“毫无疑问，她的洗礼名是为了纪念七苦圣母。”[84]他回忆了她早年在学生时代参加抗议的故事，以及她为绝食抗议付出的终身代价。[85]她的老朋友兼共同被告休·菲尼参加了弥撒。他指出，40年前，他和格里·凯利、杜洛尔丝以及玛丽安一同发起了绝食抗议。[86]如今，杜洛尔丝即将入土为安，菲尼在出席她的葬礼，玛丽安回到了监狱，格里·凯利则投身政治。凯利成了一名新芬党政客，并且早已和普赖斯断交，他没有参加葬礼。普赖斯的老指挥官格里·亚当斯也没有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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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外大雨倾盆。那是贝尔法斯特一个阴沉的冬日，寒风凛冽。随着送葬者走出教堂并开始缓慢地走向弥尔顿公墓，数百把黑伞陆续撑开。灵柩上包裹着一面鲜艳的爱尔兰三色国旗。有那么一会儿，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木筏，随着黑暗的浪潮在波涛起伏的海上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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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继续假装40年残酷的战争所带来的失去、牺牲、牢狱之灾和残暴没有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灵魂和精神造成影响。”普赖斯的老朋友贝尔纳黛特·德夫林在送葬者到达墓地后说道，她于20世纪60年代领导过学生抗议活动。“它击碎了我们的内心，它击碎了我们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的观点，它让每一天都变得艰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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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蒙·麦卡恩也发表了墓旁致辞。他谈到了普赖斯的矛盾，说他爱了她40年。“如果说杜洛尔丝有什么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她过于迫切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这是其他许多人想做却没能做到的，”麦卡恩说，“她是一个解放者，但却从未将自己从那些信念中解放出来。”[88]大雨不断冲刷着积水的地面，哀悼者们挤在雨伞下。“有时候，”麦卡恩说，“我们是理想的囚徒。”[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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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验尸官问丹尼·雷他的母亲是否说过想自杀时，他回答她没有直接表达过这种意图，但说过“她的病症有自我毁灭的特性”。[90]验尸官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因为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是，在普赖斯人生最后几年和她关系密切的卡丽·图米认为，实际上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布伦丹也一样，”图米提到休斯时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自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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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一部精妙绝伦的机器。”休斯在波士顿学院的采访中告诉麦克斯，他讲述了绝食中令人精疲力尽的变化过程。“身体会先消耗所有的脂肪组织，然后开始以肌肉为食，以延续大脑的生存。”在休斯和普赖斯结束抗议并试图重新融入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依然心怀旧怨，并不断在脑海中回放战争中最令人憎恶的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从未停止自我毁灭。验尸官对杜洛尔丝·普赖斯的官方声明是“意外死亡”。[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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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旁致辞结束后，送葬的人群安静下来，只剩下倾盆大雨和头顶灰暗的天空中一架盘旋的警方直升机遥远的轰鸣。[93]灵柩入土之前，有人把爱尔兰共和国的国旗取下，将这块被雨水浸透的鲜艳布料叠好，交给了普赖斯的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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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170285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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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二十九 这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