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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警察局十分清楚麦克斯的批评，警局的人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公开评论。他是个话多的人，喜欢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们也乐于采访他。鉴于他有着对当权者讲真话的执着，那么当当局背信弃义的时候，他肯定不会保持沉默。但是，北爱尔兰警察局对他在2014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的话尤其关注。在谈到波士顿档案的敏感性和机密性时，他说：“我不会透露任何细节，但我把自己暴露在了跟其他所有人完全一样的风险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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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不仅作为采访者收集了共和党的口述历史，他还记录了一份自己的口述历史。[59]在给公诉机关的致信中，北爱尔兰警察局的警探提及了那次电视采访，并指出“他不仅谈论了自己的恐怖活动……而且反对北爱尔兰警察局获取采访的内容。言下之意，他担心在调查人员获取采访后，自己可能会遭到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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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的一天，麦克斯在德罗赫达的家中打开了一封波士顿律师发来的邮件。[60]“我写信是为了通知你，波士顿学院收到了一张随函所附的传票，要求获得你的‘贝尔法斯特项目’采访。”邮件说。当局声称，麦克斯被指牵涉多起罪行，从加入准军事组织，到1978年入狱期间持有仿造枪支，再到参与贝尔法斯特的爆破筒爆炸案行动。[61]麦克斯惊恐不已：整个口述历史记录了他在非法组织的生涯。他的叙述和其他前准军事组织成员一样，充满了他所犯下的违法行为。如果政府官员如他认为的那样想要抓他，如果这些罪行没有诉讼时效，那么政府可以欣然从他的口述历史中寻找线索，没完没了地对他进行莫须有的指控。[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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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克斯看来，政府的奸诈最能体现在对他粗制滥造的指控中。如果警方真的查看过他们自己的记录，就会发现麦克斯不可能参与爆破筒爆炸案——因为事发时他正被警方拘留。[63]眼下看来，当局最终不会对他正式提起诉讼，但这并没有令他感到安慰。麦克斯和妻子卡丽都已失业一段时间，而他们有孩子要抚养。事实上，他们到现在已经耗费将近十年时间专职处理“贝尔法斯特项目”造成的后果。他们依然担心共和军的报复，而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和政府对抗。麦克斯确信，政府对他的起诉纯粹出于报复——报复他对北爱尔兰警察局的公开批评，以及他拒绝配合当局确认Z的身份。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心里希望，要是他没有触碰历史，从一开始就拒绝承担“贝尔法斯特项目”，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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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工作仍然在乡村继续进行。2010年，彼得·威尔逊的尸体被发现。[64]他是一个患有学习障碍的年轻人，死于共和军之手。他的遗骸是在安特里姆郡一个风景如画的海滩被挖掘出来的。自他失踪后的几十年来，威尔逊的家人时常来到这片海滩，却对他的存在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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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录音带丑闻令受害者遗体定位独立委员会十分懊恼。[65]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公众担保，尽管波士顿学院一败涂地，但任何知道失踪者下落的人可以“用完全保密的方式”告诉委员会。[66]2014年秋天，他们得到的一则消息指出，乔·林斯基的遗体也许能在米斯郡一处特定的区域找到。曼彻斯特的退休警探杰夫·克努普费尔带领一组人马展开了工作。他们带上了一条寻尸犬和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并利用探地雷达寻找地下的反常现象。[67]到了12月，林斯基的侄女玛利亚抱持着谨慎的乐观态度。[68]“我们希望并祈祷能找到乔的遗体，让他得到体面的安葬。”她说。但是，他们一连挖掘了数月也没有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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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次年夏天的一天，有人在午餐时间大喊：“这里有东西！”[69]机械挖掘机停止工作，调查人员蹲在泥土里开始小心翼翼地用泥铲清理土壤。他们逐渐发现了一具骨架。尽管发现遗体的时刻难免有种苦乐参半的感觉，但沉默寡言、有条不紊的杰夫显得异常兴奋。有人通知了玛利亚·林斯基，她随后驱车前往现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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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小组夜间还在工作，大约到了8点30分，墓穴旁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调查人员在墓穴的尸骨下面有了新的发现：第二具人体遗骸。[71]搜索者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这里有两具尸体埋在一起，其中一人压在另一人身上。一直以来，他们都在寻找乔·林斯基。但他们发现的却是被杜洛尔丝·普赖斯送往刑场的两个三重间谍——谢默斯·赖特和凯文·麦基。[72]玛利亚·林斯基悲痛不已，但也为赖特和麦基的家人感到高兴。在谢默斯·赖特的追思弥撒上，他的姐姐布蕾吉发出了一项特别的请求，希望知情者提供有关林斯基和其他尚未找到的受害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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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都柏林的艾比剧院举行了新剧《塞浦路斯大道》的首场公演。这是由东贝尔法斯特剧作家戴维·爱尔兰创作的一部煽动性作品。这是一部粗俗的黑色戏剧，讲述了贝尔法斯特的保皇派埃里克·米勒的故事。他的女儿最近诞下了一个女婴，但埃里克却顿时起了疯狂的妄想：他觉得这个婴儿长得像格里·亚当斯。起初，这只是一个玩笑。埃里克问女儿，孩子的生父难道不是新芬党主席？有一次，当他和小婴儿单独在一起时，他拿起一支大记号笔在孩子的脸上画起了黑色的络腮胡子。“格里·亚当斯的大胡子是格里·亚当斯人格面具不可或缺的部分，”埃里克指出，“它象征着他对革命的热情，对宪法改革的热情。如今随着胡须的变白，它巩固了其幕后掌权者的地位和老去哲人王的身份。”[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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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由斯蒂芬·雷扮演。自从前妻去世后，他一直在电影和戏剧中稳步发展，至今尚未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谈论杜洛尔丝·普赖斯的人生或遗产。然而现在，他扮演了一个仍然备受格里·亚当斯困扰的角色。埃里克的妄想越来越严重，对他而言，亚当斯似乎代表了他作为贝尔法斯特新教徒和保皇派面临的所有威胁。他开始相信，这个婴儿实际上就是格里·亚当斯。当亚力克在当地的公园遇到一个叫斯利姆的保皇派枪手时，他吐露了心中的秘密：“我认为格里·亚当斯把自己伪装成了新生儿，成功地渗透到了我的家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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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利姆毫不犹豫地回应道：“这正是他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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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戏剧滑稽而荒诞，但却在可怕的暴力中结束。它审视了人们错乱的偏执，描绘了北爱尔兰这片土地被极度的反常所吞噬的情景，探究了人们深陷过去无法自拔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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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过去。”埃里克在某个时刻对斯利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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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是现在。”[75]斯利姆纠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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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埃里克说，“这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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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天，麦康维尔家的孩子在最小的弟弟比利因癌症去世后再次聚首。去世之前，比利和另外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为调查北爱尔兰社会福利机构中虐待儿童的现象出庭作证。“时间久了，我变得就像——怎么说来着？——就像机器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已经被高度体制化。”[76]他说。当比利因为癌症命在旦夕的时候，他向家人说出了自己的遗愿，他希望举行葬礼时让他遗体的脚先进入教堂，以此作为最后的反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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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如此坚强和难以置信地勇敢，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勇敢。”[78]比利的女儿在葬礼上说。琼被带走的时候，他只有6岁。他去世时享年50岁。“整个世界都知道一位普通贝尔法斯特母亲的名字，她爱她的孩子。然而在1972年12月，她被残忍地绑架、杀害并秘密埋葬。”一位牧师说。她的失踪是“不可原谅的恶行，致使比利和他的兄弟姐妹骤然陷入了一生的噩梦”。[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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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维尔家的孩子是否能如愿看到有人承担责任，这一点仍不清楚。迈克尔和他的兄弟姐妹出席了艾弗·贝尔案件的听证会，他们沉默地坐在旁听席上，作为一种道德见证。但在2016年12月的听证会上，贝尔的代理律师声称，他无法在这个案件中合理地接受审判——因为他患有血管性痴呆，不能“正确地遵从诉讼程序”。[80]政府宣称要检查贝尔的医疗记录，并亲自请专家诊断他的病情。[81]但是，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有人会因为这起谋杀案而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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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方表示不会控告格里·亚当斯后，海伦咨询了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律师事务所。在控告参与1998年奥马汽车爆炸案的四名正牌共和军的案件中，该律师事务所赢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百万美元的和解。该事务所表示，海伦委托他们探索对亚当斯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82]“麦康维尔家族会坚持到底，”迈克尔说，“我们已经为正义斗争了40多年，我们不会就此罢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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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三十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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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统计，大约有3300万美国人——差不多占美国总人口的10%——拥有爱尔兰血统。我是其中之一，我父亲的祖辈于19世纪从科克郡和多尼戈尔郡移民至此。事实上，我的澳大利亚血统多于爱尔兰血统——我的母亲来自墨尔本——但我在波士顿长大，这里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虽然从未踏足故土，却仍然对那里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我显而易见的爱尔兰名字，你或许认为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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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并非如此。如果说阿尔斯特的统一派“比英国人还英国人”，那么波士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有时似乎比爱尔兰人还要爱尔兰人。但我发现自己往往并不能领会诸如吉尼斯黑啤错用四叶草标志的老生常谈[6]以及部族团结的感性立场。我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波士顿，当时周围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共和军，即便当该组织犯下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行径时也是如此。我依然记得父亲告诉我，就在我小时候所住街道的当地爱尔兰酒吧里，有人会拿着装满钱的罐子，请求客人为“那些伙计们”筹集资金。酒吧上方挂着黑色的花圈，以纪念死去的共和军。但我对北爱尔兰的冲突从未特别感兴趣。尽管我有这样的血统，但我读到北爱尔兰冲突时那种事不关己的感受，就像你看任何其他国家的战争时会产生的感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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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从未写过有关北爱尔兰问题的报道，也没有特别渴望这么做。直到2013年1月杜洛尔丝·普赖斯去世，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她的讣告。文章叙述了她人生戏剧性的概况，但也提到了当时仍在发酵的波士顿学院秘密档案之争。作为记者，让我感到着迷的是集体否认的主题：各个群体的人们为了应对不幸或违法事件而告诉自己的谎言。我开始好奇，前参战人员的个人回忆档案竟然如此具有爆炸性：是什么让这些叙述在今天产生了如此大的威胁？在琼·麦康维尔、杜洛尔丝·普赖斯、布伦丹·休斯和格里·亚当斯交织的人生中，我看到了讲述一个故事的机会：人们是如何在毫不妥协地献身一项事业的过程中变得激进化的？个体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在历经磨练并终于有机会反思的时候理解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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