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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不愧是善思能言的美国政治家，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中国式口号，寥寥数语演绎得如此精妙，如此到位。庄则栋代表全团表示感谢，并转达我国领导人对尼克松的问候。他态度从容、热情，表达也很得体。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的情绪也很好，似乎仍沉浸在两个月前访华的美好回忆之中。他们与我们的运动员谈笑风生，无拘无束，祝代表团在美国生活愉快，访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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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掀起“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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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期间，代表团按照周总理在北京的嘱咐和乔冠华、黄华两位领导在纽约的交代，不仅球打得十分精彩，交友工作也做得很出色。所到之处，代表团成员总是落落大方，以真诚的微笑面对陌生而友好的美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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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隔绝，美国民众对中国很不了解，特别是“文革”带来的影响，更增加了他们了解中国的难度。他们十分关注代表团抵美后的有关报道，即使是代表团日常的生活细节也都成了新闻。比如，有一天我们集体参观华尔街，男士几乎清一色穿中山装，女同胞也是一身素色，行进时好像有一定队列，相当整齐。不少行人驻足观望，觉得非常新奇，拿出相机拍照。我们游览好莱坞环球影城，公司老板亲自陪我们观看西部片中“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特技场景。我们在迪士尼乐园和在国会山前广场的游览，以及在餐厅吃饭等，都成了有趣的花絮。当地媒体关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报道很多，其中不少是关于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等乒乓球名将的传奇描述。大量图文并茂的报道引起不少美国人的兴趣，他们渴望近距离看看中国运动员的风采，看看来自“神秘国度”的青年人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与“红卫兵”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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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团访美继尼克松访华后在美国又掀起一股“中国热”。因此，观赛者极为踊跃，场场座无虚席，在每个城市的比赛，几乎都是一场“盛典”，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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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访问最初的比赛并不平静。我团越是受到欢迎，来自美国国内和台湾的敌对势力就越恼怒，他们组织了“专业拉拉队”，我团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捣乱的主要方式是干扰比赛现场，叫嚷什么“投奔自由”、“弃暗投明”等五花八门的口号。仔细了解，捣乱的人数并不多，是特意组织的，挑头的就那么几个。闹事不得人心，他们的鼓噪都被广大爱国华侨、华人和美国观众排山倒海的欢呼和加油声所淹没。我们的运动员个个不含糊，很有一种大国风范，临乱不慌，镇定自若，比赛和表演不仅没有因少数人起哄受影响，反而精神气儿更足了。次日当地的不少英文和华文报纸赞扬我们的运动员友善、沉着、机智、大度。一家美国媒体称，“中国的乒乓国手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球艺征服了美国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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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日程全部结束后，美方安排我团在距旧金山约50英里的纳帕谷（Napa Valley）一个私人俱乐部休整，小结美国、加拿大之行，并为下一步访问墨西哥、秘鲁作准备。纳帕谷是美国第一个世界级的葡萄酒产地。在当地的年轻人中流传着关于土著语“Napa”的有趣解释，意思是“你会回来”。美方为我团选择此地作为休整和双方人员告别的地点，或许有一层“你会回来”的美妙含义。的确如此，双方人员日夜相伴，从起初的陌生、拘谨到后来无拘无束的坦诚交流、成为朋友，一起度过了一段和谐相处和友好合作的美好时光。当美国专机带我们驶离旧金山国际机场飞往墨西哥城时，在飞机舷梯旁的美方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运动员眼含泪水相互拥抱，依依惜别，希望早日再次相会。纳帕谷使我们记住那段播种友谊的时光，也提醒我们别忘了早日回来喜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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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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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情人有情。“乒乓外交”生动、壮丽的篇章已过去三十六七个年头。当年直接亲历这一事件的最年少者也已年过半百。甭说中美双方亲历这一事件的所有人员，就是我们代表团的三十几名团员也很难再次相聚，但每个人脑海里的那段记忆是永远抹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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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2004年1月，我奉派南下迎接途经上海访问的时任美国临时参议长史蒂文斯一行。在浦东机场的贵宾室，我与一位高个子美国男士对视良久，彼此都感到似曾相识。他试探性地问我：“很抱歉，请问你是否姓吕？”我答：“没错，我叫吕聪敏。你是？”“我是史伯明，英文Spellman，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当年我曾为中国乒乓球队做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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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逢实在让我感到惊喜。次日一早，史伯明从他上海的住家带来一张黑白照片，这是他整整珍藏了三十多年的中美双方人员的合影。在第一排靠右一侧我发现了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我竟然是那副模样：黑框眼镜，面庞清瘦，头发偏长而零乱，神情略显疲惫。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已无从查证，但我感谢他或她帮助我们找回当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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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伯明是个有心人，在我离沪返京的前夕，他特意翻拍了一张照片给我。每当我细细凝视这张照片，那次访美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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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从拉吉夫·甘地访华说起——简述20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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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22日，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不幸遇刺身亡，尼赫鲁家族第四代的杰出代表、印度历史上第六任总理结束了他47年短暂而传奇的人生。得知此消息，李鹏总理指示我立即与外交部联系，尽快以他的名义发唁电。此时，外交部已拟就电文，正待报批发出。李鹏总理致接任的印度总理钱德拉·谢卡尔的唁电说：“拉吉夫·甘地先生是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熟知的朋友，生前为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并请向拉吉夫·甘地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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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怀念、敬佩拉吉夫·甘地，是因为他在中印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抱着改善对华关系的真诚愿望来到了北京。这次历史性访问，使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同中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和谅解，成为此后20年来中印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此次成功的访问，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外交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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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关系由冰冷到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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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于1950年4月1日建交。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是友好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实现互访，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密切合作，这在当时堪称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不幸的是，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于冷淡，双方一度撤回了大使，但仍保持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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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似的发展目标和挑战，而且又是重要邻国，长期冷淡和对立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因此，在双方的努力下，70年代中期起，中印关系开始有所改善，1976年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2月印度外长访华，1981年6月中国外长访印。根据外长对话达成的谅解，双方官员分别就边界问题和两国总体关系进行了两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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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关系渐趋缓和但仍相当脆弱的时刻，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客人时明确指出：“现在中印两国并不存在相互威胁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番话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姿态，也是一个重要信号。中印之间没有理由相互敌视，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方对改善两国关系既表达了诚意，也显示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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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中国政府特使姚依林副总理赴印参加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英迪拉·甘地夫人的葬礼，会见了包括拉吉夫·甘地总理在内的多位印度政要，双方均表示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姚依林的新德里之行传达的政治信息是明白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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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一大难题，由此而形成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必然轨迹。1986年，印度议会通过一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法案，给渐有改善的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中方向印方进行了外交交涉。另外，1987年上半年边境地区的局势也不太平静。尽管如此，双方并未放弃谋求改善关系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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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印度外长蒂瓦里顺道访华，在同刘述卿副外长会谈时转达了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刘述卿积极回应：中国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重视同印度改善和发展关系。在同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印度外交国务部长纳·辛格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表示，目前两国关系已有了友好和稳定的发展，希望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从印度高级官员频繁传递的信息可以看出，印度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决策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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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政府首脑时隔34年踏上中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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