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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访问最初的比赛并不平静。我团越是受到欢迎，来自美国国内和台湾的敌对势力就越恼怒，他们组织了“专业拉拉队”，我团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捣乱的主要方式是干扰比赛现场，叫嚷什么“投奔自由”、“弃暗投明”等五花八门的口号。仔细了解，捣乱的人数并不多，是特意组织的，挑头的就那么几个。闹事不得人心，他们的鼓噪都被广大爱国华侨、华人和美国观众排山倒海的欢呼和加油声所淹没。我们的运动员个个不含糊，很有一种大国风范，临乱不慌，镇定自若，比赛和表演不仅没有因少数人起哄受影响，反而精神气儿更足了。次日当地的不少英文和华文报纸赞扬我们的运动员友善、沉着、机智、大度。一家美国媒体称，“中国的乒乓国手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球艺征服了美国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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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日程全部结束后，美方安排我团在距旧金山约50英里的纳帕谷（Napa Valley）一个私人俱乐部休整，小结美国、加拿大之行，并为下一步访问墨西哥、秘鲁作准备。纳帕谷是美国第一个世界级的葡萄酒产地。在当地的年轻人中流传着关于土著语“Napa”的有趣解释，意思是“你会回来”。美方为我团选择此地作为休整和双方人员告别的地点，或许有一层“你会回来”的美妙含义。的确如此，双方人员日夜相伴，从起初的陌生、拘谨到后来无拘无束的坦诚交流、成为朋友，一起度过了一段和谐相处和友好合作的美好时光。当美国专机带我们驶离旧金山国际机场飞往墨西哥城时，在飞机舷梯旁的美方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运动员眼含泪水相互拥抱，依依惜别，希望早日再次相会。纳帕谷使我们记住那段播种友谊的时光，也提醒我们别忘了早日回来喜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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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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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情人有情。“乒乓外交”生动、壮丽的篇章已过去三十六七个年头。当年直接亲历这一事件的最年少者也已年过半百。甭说中美双方亲历这一事件的所有人员，就是我们代表团的三十几名团员也很难再次相聚，但每个人脑海里的那段记忆是永远抹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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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2004年1月，我奉派南下迎接途经上海访问的时任美国临时参议长史蒂文斯一行。在浦东机场的贵宾室，我与一位高个子美国男士对视良久，彼此都感到似曾相识。他试探性地问我：“很抱歉，请问你是否姓吕？”我答：“没错，我叫吕聪敏。你是？”“我是史伯明，英文Spellman，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当年我曾为中国乒乓球队做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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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逢实在让我感到惊喜。次日一早，史伯明从他上海的住家带来一张黑白照片，这是他整整珍藏了三十多年的中美双方人员的合影。在第一排靠右一侧我发现了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我竟然是那副模样：黑框眼镜，面庞清瘦，头发偏长而零乱，神情略显疲惫。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已无从查证，但我感谢他或她帮助我们找回当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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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伯明是个有心人，在我离沪返京的前夕，他特意翻拍了一张照片给我。每当我细细凝视这张照片，那次访美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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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从拉吉夫·甘地访华说起——简述20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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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22日，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不幸遇刺身亡，尼赫鲁家族第四代的杰出代表、印度历史上第六任总理结束了他47年短暂而传奇的人生。得知此消息，李鹏总理指示我立即与外交部联系，尽快以他的名义发唁电。此时，外交部已拟就电文，正待报批发出。李鹏总理致接任的印度总理钱德拉·谢卡尔的唁电说：“拉吉夫·甘地先生是印度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熟知的朋友，生前为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并请向拉吉夫·甘地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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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怀念、敬佩拉吉夫·甘地，是因为他在中印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抱着改善对华关系的真诚愿望来到了北京。这次历史性访问，使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同中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和谅解，成为此后20年来中印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此次成功的访问，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外交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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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关系由冰冷到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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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于1950年4月1日建交。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是友好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实现互访，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密切合作，这在当时堪称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不幸的是，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于冷淡，双方一度撤回了大使，但仍保持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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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似的发展目标和挑战，而且又是重要邻国，长期冷淡和对立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因此，在双方的努力下，70年代中期起，中印关系开始有所改善，1976年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2月印度外长访华，1981年6月中国外长访印。根据外长对话达成的谅解，双方官员分别就边界问题和两国总体关系进行了两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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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关系渐趋缓和但仍相当脆弱的时刻，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客人时明确指出：“现在中印两国并不存在相互威胁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番话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姿态，也是一个重要信号。中印之间没有理由相互敌视，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方对改善两国关系既表达了诚意，也显示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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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中国政府特使姚依林副总理赴印参加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英迪拉·甘地夫人的葬礼，会见了包括拉吉夫·甘地总理在内的多位印度政要，双方均表示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姚依林的新德里之行传达的政治信息是明白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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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一大难题，由此而形成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必然轨迹。1986年，印度议会通过一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法案，给渐有改善的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中方向印方进行了外交交涉。另外，1987年上半年边境地区的局势也不太平静。尽管如此，双方并未放弃谋求改善关系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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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印度外长蒂瓦里顺道访华，在同刘述卿副外长会谈时转达了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刘述卿积极回应：中国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重视同印度改善和发展关系。在同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印度外交国务部长纳·辛格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表示，目前两国关系已有了友好和稳定的发展，希望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从印度高级官员频繁传递的信息可以看出，印度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决策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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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政府首脑时隔34年踏上中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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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9日上午8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夫人索尼娅·甘地及随行的政府要员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不仅中印两国人民企盼已久，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大事。舆论评价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时隔34年，邻邦印度的总理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无疑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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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甘地起程来华的前一个月，印度执政的国大党（英迪拉派）作出决议，希望拉吉夫·甘地访华“除了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之外，开始一个两国关系恢复元气的富有活力的进程”，“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因为防止边境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对两国都有好处”。印度其他各政党也表示支持拉吉夫·甘地改善对华关系的外交行动。可见，对拉吉夫·甘地的中国之行，印度国内朝野是寄予厚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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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对话，谋求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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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拉吉夫·甘地的访问非常重视，接待规格之高是空前的。军委主席邓小平专门会见拉吉夫·甘地，从战略高度强调中印友好的重大意义。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先后会见。李鹏总理与拉吉夫·甘地举行大小范围会谈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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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坦诚、友好、谅解、务实的气氛中进行的。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感兴趣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对两国近年来在贸易、文化、科技、民航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双方可以在广阔的领域里互相学习，强调由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基本指导原则。双方一致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恢复、改善和发展中印睦邻友好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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