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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等问题。为搞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委，祝秋生同志和我奉领导的指派，专程分赴南京和武汉等地进行调查，尽可能找到仍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有关财产和设备的下落。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几件事满意了结。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案件的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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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次活动共有600多名加拿大官员和商界人士参加，周总理亲自出席，盛况轰动京城。夏普为促成加中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会见他时给予高度评价。夏普结束北京的活动后，前往石家庄参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欢迎会上，他正式宣布加政府承认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历史性贡献。这一举动表明，加政府把纪念白求恩不仅仅看做民间活动，更重要的是当做两国传统友谊的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行为。这一年，其他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中国矿业和冶金代表团访加，中方乒乓球、游泳和跳水三个代表团和加方滑冰、篮球和羽毛球三个代表团互访。事实表明，建交为两国关系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有幸亲历上述活动，见证了中加建交初期双边交流的活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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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夏普访华之后，特鲁多于1973年10月以总理身份正式访华，共庆中加建交三周年，把中加关系推向了高潮。在特鲁多成功访华的基础上，中加关系维持了长达15年的平稳发展期。我1979～1985年底在驻加使馆工作，亲历和见证了高层的多起互访、总领馆的开设、家人团聚备忘录生效、互派记者、城市结好、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经贸联委会和加中贸易理事会的成立、加首次对华提供发展援助基金、开展白求恩纪念活动等一系列事件。在这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两位副委员长、4位副总理、多位部长相继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总督、多位部长也相继访华。领导人的互访对发展两国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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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上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1989年夏季遭受挫折。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肆意攻击和指责，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参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中加关系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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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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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加拿大自由党重新执政上台，曾在特鲁多内阁担任部长的克雷蒂安出任总理。同是法裔出身的他继承特鲁多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他在蒙克顿大学演讲时表示：“加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把人权与贸易挂钩”。一个西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以这样极具理性的语言谈论对华关系，是难能可贵的。克雷蒂安政府的外长乌莱特在加国际事务学会渥太华分会讲话时表示，加拿大外交有四大支柱，即经济伙伴关系、环境与发展、和平与安全、法制与人权。“经济伙伴关系”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核心。为此，加拿大奉行“亚太优先、中国优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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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中加建交24周年之际，克雷蒂安访华，带来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出访代表团，包括两名部长、10个省中的9名省长和两名联邦直辖地区的行政首脑及350名企业家。克雷蒂安说，他带来了真正的“加拿大国家队”（Team Canada）。访问期间，除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发展合作项目意向书”外，企业之间共签署54个经贸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为50多亿加元，成果丰硕。此访后不久，加中贸易理事会第14届年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克雷蒂安访华最重要的后续行动。我参加了以上活动，见证了这段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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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加建交25周年之际，李鹏总理应邀访加，这也是对克雷蒂安访华的回访。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同李鹏访问，并在此前率先遣组赴加作准备。李鹏此行是中国总理时隔11年再次访加，意义重大。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合作建设秦山核电站、人力资源开发、卫生部之间的合作等内容。我记得克雷蒂安在蒙特利尔举行盛大欢迎宴会的情景，包括特鲁多等曾为中加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加拿大人士在内的2000多位客人欢聚一堂，共庆中加建交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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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加拿大，这是继李先念主席1985年访问加拿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加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保持和巩固了中加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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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加议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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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与加拿大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比较早。就加方来说，应归功于资深政治家奥斯汀参议员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九届和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我先后担任中加议会协会副主席和主席。双方协会共举行10次会议。总的看，加拿大议员普遍支持发展对华关系，但2006年1月加拿大大选中保守党获胜上台，对华关系消极因素增加。由于保守党一贯标榜以“人权、民主、自由、良政”为核心的价值观，并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内政考虑，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问题上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该党内阁成员和议员接连发表对华不友好言论，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加关系增加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突出反映在涉藏、人权和“东突”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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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加拿大议员轻信达赖的谎言，对西藏的所谓“人权状况”表示“关注”，对“藏独”分子在加活动采取暧昧和纵容的态度，特别是2006年6月，加拿大议会两院分别通过授予达赖“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的动议。加拿大还是境外“法轮功”主要活动地之一。加拿大政府和议会的错误做法助长了“法轮功”的嚣张气焰；在“东突”问题上加坚持错误立场，袒护“东突”骨干分子，借维护人权名义，炒作某些个案，干涉中国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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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方做工作，许多加拿大议员开始正视出现的问题。我从参与中加议会交流的经历中感到，加拿大议会对华友好力量有所增大，反华势力受到一定制约。但工作的难度仍然不小，加拿大不少新人进入政坛，对华缺乏了解，有些议员对华偏见较深，惯用西方的价值观评价中国的内政外交，为两国关系制造障碍。改变这一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双方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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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和整体看，中加关系虽有挑战和困难，但同样面临发展机遇，仍会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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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交几十年，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保持和发展中加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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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两国历届政府和议会在发展中加关系问题上有重要共识，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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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加两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历史积怨，发展关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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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加都是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加友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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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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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乌云终归会飘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