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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率先恢复与中国正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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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底，中日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了该年度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金额为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协议。1990年，中日政治、经贸和文化科技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日本政府主要领导人对访日的中国国务委员邹家华、李铁映明确表示，日本无意按自己的价值观制定对华政策，日本政府将认真履行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此后不久，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中方恢复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的决定。接着，日本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重量级政要先后应邀访华，吴学谦副总理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日本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礼。两国在多领域的互访和交流相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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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中日关系在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全面恢复正常。在两国多位内阁成员互访后，海部俊树首相于8月访华，这是中日关系恢复正常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海部在京表示，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的支柱，日方愿意扎扎实实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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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与美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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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后，欧共体的立场与美国是一致的，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双边关系、干涉中国内政的步骤，使双方的良好政治关系和互利的经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对华制裁内容包括暂停双边高层接触，中止军事合作，冻结一批正在商谈中的合作项目等。所冻结的项目涉及科技、教育、财政、贸易、援助等领域。除少数西欧大国态度过激外，多数欧共体成员都不愿在制裁道路上走得太远，对欧共体的集体制裁措施有所取舍，他们更不愿与美国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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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的僵持，在日本率先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后，西欧国家也逐步恢复对华出口信贷保证、政府贷款、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1990年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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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小国家态度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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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奥地利等国在对华制裁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比较谨慎。他们虽然原则上表示支持欧共体的集体行动，但表态相当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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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葡萄牙为例。在欧共体讨论对华制裁问题时，葡萄牙明确反对把澳门问题列入欧共体首脑会议的决议，同意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五次会议如期举行。葡萄牙主要领导人相继表示，葡萄牙愿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孤立中国。葡中在澳门有共同利益，葡萄牙愿为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作出最大的努力。1989年10月4日，澳门总督文礼治访华，这是平息风波后访华的第一位在任的西方部长级以上官员。文礼治向中方表示：葡萄牙政府将以负责任的态度，依照国际关系中互相尊重的原则来处理对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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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些国家采取谨慎的态度，顾全对华关系的大局，才使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免受明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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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散去，艳阳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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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内政外交确曾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面对困难，中国人民显示了“登山不愁险，涉海不畏深”的精神和气概。西方舆论压我们，企图迫使我们屈服。但中国没有示弱，不仅阵脚不乱，反而更加稳定，改革开放依然认真推进；经济不仅没有滑坡，反而持续增长。正如邓小平同志1990年初对来访的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所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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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宣布制裁时气壮如牛，不可一世，但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泰然处之，不受挑动。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同中国恢复高层往来，有些制裁措施甚至从未付诸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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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心想整中国的人确实有，但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毕竟是多数。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对当时的形势同我们一样焦虑，对中国遭受无端指责和打压愤然不平。他们坚信公理和正义，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和声援。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肯定会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底。这一基本事实使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识了中国。在1989年下半年一次活动中李鹏同志对外宾讲，“乌云终归会飘散”。我们有理由拥有这样的自信。后来的事态发展应验了他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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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风景这边独好——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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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在西方国家宣布对华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与此截然不同的态度，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捍卫国家主权的理解和支持。尽管“那边电闪雷鸣，乌云翻滚”，而“这边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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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形容那是中国外交在艰难环境下取得丰收的时期，此话一点不错，突出表现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谊经受了风险的考验，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我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取得重要进展。我试从几个侧面勾勒那些曾使我们兴奋不已的外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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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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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之所以使我们深刻铭记，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对外关系在西方一片制裁声中取得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性事件均发生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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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印尼复交、同韩国建交，可以说，这是中国外交突破具有代表性的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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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印尼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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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两国关于复交问题的接触始于1989年2月钱其琛外长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葬礼的时候，钱外长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在被人们称为“葬礼外交”的活动中，中、印尼高层会晤恐怕是最具实质内容的重大成果了。此次会谈，双方达成的“三点一致意见”为两国复交确立了原则，奠定了基础。这“三点一致意见”是：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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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会晤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快。此后不久虽发生北京政治风波，但复交进程未受大的影响。钱外长与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在短短4个月内在纽约先后两次会晤。中、印尼中断外交关系23年来，印尼方没有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就复交问题磋商时，印尼方一直强调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本着“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就复交的技术问题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印尼方也采取务实和合作的态度。到1990年5月，涉及两国复交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访华，这是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中方对此访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会见阿拉塔斯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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