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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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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之所以使我们深刻铭记，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对外关系在西方一片制裁声中取得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性事件均发生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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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印尼复交、同韩国建交，可以说，这是中国外交突破具有代表性的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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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印尼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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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两国关于复交问题的接触始于1989年2月钱其琛外长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葬礼的时候，钱外长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在被人们称为“葬礼外交”的活动中，中、印尼高层会晤恐怕是最具实质内容的重大成果了。此次会谈，双方达成的“三点一致意见”为两国复交确立了原则，奠定了基础。这“三点一致意见”是：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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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会晤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快。此后不久虽发生北京政治风波，但复交进程未受大的影响。钱外长与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在短短4个月内在纽约先后两次会晤。中、印尼中断外交关系23年来，印尼方没有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就复交问题磋商时，印尼方一直强调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本着“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就复交的技术问题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印尼方也采取务实和合作的态度。到1990年5月，涉及两国复交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7月1日，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访华，这是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中方对此访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会见阿拉塔斯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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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塔斯在京期间，双方签署了复交公报，决定1990年8月8日恢复外交关系，并根据苏哈托总统关于把复交和高层访问结合起来进行的建议和他对李鹏总理的邀请，双方商定李鹏于8月6日至10日正式访问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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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是个喜庆和吉祥的日子，中国总理踏上了千岛之国的土地。我作为李鹏总理的随员，亲历了这一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中国政府首脑自1965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尼。李鹏总理夫妇在阿拉塔斯外长夫妇陪同下由雅加达机场径赴位于市中心的独立宫，苏哈托总统夫妇、苏达莫诺副总统夫妇率众多印尼高官在此迎候。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堪称外交礼仪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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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在8月7日举行的正式会谈开始时讲的几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25年来，两国领导人没有交往，而在此期间，全球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两国都应该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改善双边关系，不要给后代留下负担”。他还说，“我们向自己和世人证实，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通过直接的对话和朝着积极的目标，任何歧见都可以解决，任何伤疤都可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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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上午10时，庄严的独立宫见证了一个人们期盼已久的历史事件。李鹏总理和苏哈托总统在此出席两国政府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钱其琛外长和阿拉塔斯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这一文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这一天起正式恢复。谅解备忘录说：印尼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两国政府达成谅解，印尼和台湾只维持民间性质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两国政府重申不承认本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立场。居住在印尼的属于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加入或取得印尼国籍的，均不再具有中国国籍。同时签署的还有两国政府贸易协定。上述两个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从此迈入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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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下午，李鹏会见印尼各界人士，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据我记忆，这是新中国成立至此次访问的1990年8月，中国领导人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现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最为完整的阐述，也是自邓小平同志1978年访问新加坡之后中国领导人就中国政府的国籍政策、华人华侨政策最为权威的表述。这一讲话和上述两个文件所述的内容被拥有庞大华人华侨人口群体的东南亚各国媒体广为报道，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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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韩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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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中韩两国隔绝40多年。1989年，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政治、军事对峙依旧，但僵持状态有所缓和，各类对话和人员往来增多。中国政府一贯真诚希望半岛局势缓和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中国同韩国虽无外交关系，但有经济贸易往来。特别是1990年韩国派出庞大代表团参加了北京举行的亚运会，此后不久双方又互设贸易代表处，人员往来增加，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出席在韩国举行的多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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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韩建交进程，要从钱其琛外长1991年11月去汉城（今首尔）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并会见卢泰愚总统说起。会见时，卢泰愚表达了在其任期仅剩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韩中建交的愿望。但中韩建交涉及的因素较为特殊，正如钱其琛同志在他的《外交十记》一书中所说，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朝关系，在于如何使朝鲜方面理解和接受中韩建交的现实。书中，钱其琛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与朝鲜主要领导人沟通的情况，包括李鹏总理访问朝鲜时做工作的情况。我参加了李鹏访朝时的会谈，对此也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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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建交的正式谈判始于1992年的5月，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7月，钱外长受江总书记委托专程赴朝向金日成主席作了通报，金主席对中方立场表示理解。8月下旬，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访华，两国外长于8月24日会谈，并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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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与稳定，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高度赞赏。两国宣布建交后一个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两国政府签署涉及经济、投资、科技等多项重要协议，中韩关系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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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韩建交，有必要专门提及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的独特贡献。卢泰愚自称他的根在中国。他自1987年末就任韩国第13任总统起，一直谋求改善对华关系、实现韩中建交。他在汉城单独会见钱外长，是他刻意精心安排的活动。他说，韩中两国一海之隔，鸡犬之声相闻，自古有着友好往来。近几十年相互隔绝是不幸的。韩方真诚希望两国早日恢复关系，并愿为此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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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建交秘密谈判开始后，卢泰愚十分重视，从原则到细节，都亲自过问。韩方着眼大局，很快就台湾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决定与台湾断交。韩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态度，解决了中方的主要关切，使建交谈判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卢泰愚本人破例在汉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韩中两国建交，并表示不久他将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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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27日，也就是中韩建交一个月后，卢泰愚偕夫人和女儿访问了中国。1993年卸任后又过了8年，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以老朋友身份，偕妻女再次访华，专门回到卢氏先祖最初落户之地——山东省长清县卢庄村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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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新加坡建交同样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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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965年独立并建国，迟迟没有同中国正式建交，主要障碍是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即新方既想与中国大陆建交，又想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而新方也自有其说法，用新加坡前驻华首席商务代表、新中建交谈判代表之一黄名光的话说，是受国际和地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基于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总体考量，有意把新中正式建交的时间放在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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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两国虽无外交关系，但李光耀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有其独特的方式。比如，新加坡政府于1971年10月25日发表文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赞成“两阿”提案。在此后的若干年，双方在联合国事务中保持良好的合作，两国外长多次在联大期间接触。两国经贸、文化等交流也十分活跃，1979年签署贸易合作文件，1980年签署互设商务代表处协议，并赋予代表处外交豁免权。1976年，李光耀总理访华。邓小平同志也以副总理身份于1978年访问新加坡，对中新关系乃至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双方高层互访以及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等国际会议中的成功合作，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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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东盟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印尼复交的重大突破，促使新加坡政府作出与中国尽快建交的决策。用李光耀的话说，“是把两国关系正常化提升到各自和大多数国家现有关系一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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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应李光耀的邀请，李鹏总理访问印尼后于1990年8月11日自雅加达直接飞抵新加坡，对该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李鹏担任总理后第一次访问新加坡，也是对李光耀访华的回访。在此前的1988年9月，李光耀访华，李鹏与其举行会谈，主要谈两国的经贸和科技合作。李鹏应李光耀的要求，全面介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情况。在此次访问期间，李光耀重申对李鹏的邀请。李鹏选择在新加坡建国25周年（8月9日）之际造访，显示了中方对新加坡人民的友情。李光耀率内阁全体成员出席欢迎仪式，显示了新加坡政府对中国的重视。新方给予李鹏热情友好高规格的接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双方已就建交的原则达成共识，建交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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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与李光耀会谈的中心议题是中新建交问题。李鹏重申：中新建交应该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加坡可以和台湾地区发展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李光耀表示赞同李鹏表述的原则。双方商定尽快完成建交谈判。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在今后几个月内建立外交关系。中方以徐敦信副外长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与新方的黄名光、许通美大使等，经过两轮共约10天的谈判，终于就建交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史上继中、印尼复交之后的又一件大事。10月3日，钱其琛外长与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纽约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建交公报。4日，两国原商务代表处随即升格为大使馆。在当月晚些时候，李光耀总理访华。这是中新建交后新加坡主要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李光耀以总理身份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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