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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沙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7月，钱其琛外长应沙特外交大臣沙特·本·费萨尔亲王的邀请正式访问沙特，就中沙建交问题举行会谈。7月21日，两国签署建交公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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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色列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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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以色列的建交历程更是一波三折。中东问题专家陈来元和张伟同志曾有生动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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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成立于1948年5月，当时新华通讯社曾发表文章表示欢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以色列也表示祝贺，并于1950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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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档案记载，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6月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同年9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移居以色列，此事成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传统友谊的一段佳话。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以关系的良好势头发生逆转，美国的施压使以色列失去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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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中东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1956年10月爆发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方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立场，致使中以关系进入漫长冰冻期。从“文化大革命”后的1977年起，中国从国际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全局出发，适时调整对以关系。中方“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等外交表态中的有关内容，体现了政策调整的精神，受到以方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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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底中东和会召开，阿以冲突各方终于坐下来谈判，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这是影响中东形势的重大转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面临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的问题，就中以双边关系而言，也有发展互利合作的现实需要。因此，尽快实现中以建交已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形势下，中以双方于1991年12月和1992年1月，花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建交谈判。1992年1月24日，钱其琛外长和以色列外长利维在北京签署《中以建交联合公报》，从此中以关系和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揭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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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邻外交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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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除了中国与印尼复交、中韩建交、中国与新加坡建交外，应该提到的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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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印关系呈现出改善的强劲势头。在拉吉夫·甘地总理1988年底成功访华的基础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重要标志是李鹏总理于1991年底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印度。关于中印关系改善的进程我在“从拉吉夫·甘地访华说起”一文中已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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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继1989年下半年中国同蒙古国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和同年10月中老两国两党关系全面恢复后，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越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越高级代表团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是中国睦邻外交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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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署了《中越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和《中越两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并就以下各项重要原则达成共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两国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应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中越两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恢复正常往来，两国之间存在的遗留问题将通过谈判予以解决。上述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和共识的形成，标志着中越两国两党关系开始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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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及时调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我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开拓了新的外交领域。1991年，苏联发生“8·19”事件，形势瞬息万变。在苏联国务委员会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独立后，中国政府于9月宣布承认该三国独立，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于12月下旬停止存在后，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和其他11个共和国独立，并于1992年与新独立的11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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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原则，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异同作为同有关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标准，同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和与中国毗邻的中亚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这些国家开展新型的友好合作，谱写睦邻外交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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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议会外交的重大实践——追忆两次世界议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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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史上，有两次活动占据特殊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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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李鹏委员长率团出席于2000年8月30日至9月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一届世界议长大会。此次大会是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简称“议联”）为加强两大国际组织的合作，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的历史性时刻，配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而召开的。因此，此次大会亦称“千年议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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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吴邦国委员长率团出席于2005年9月7日至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作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内容，联合国与议联商定在首脑会议之前举行议长大会，旨在结合审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情况，讨论如何抓住机遇，通过加强新形势下的多边合作，更有效地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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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议长大会均安排在两次首脑会议数日前举行，前后呼应，有机配合，凸显联合国和议联、各国政府和议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共同关注。两届议长大会是议联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通过会议，议联与联合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终以机制的形式得以确认，从而提升了议联作为最重要的世界性议会组织的地位，扩大了议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中国全国人大作为议联的重要成员，一贯致力于议联事务，派出最高级别的代表团与会，为会议的成功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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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议长大会召开时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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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议长大会举行的前一年即1999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最为剧烈的一年。世界上发生了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美国加紧全球战略部署，推动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遭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反对，“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抛出“人权高于主权”论调，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从而激化了围绕新世纪国际秩序的矛盾。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地区动荡加剧，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频繁。和平问题不仅没有解决，有时还很突出。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加剧，南北差距扩大，经济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发展问题依然是世界人民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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