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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郁夫自言自语仔细回味着“长远的战略高度”这几个字。在酒会区他同几位中国朋友交谈时表示：吴委员长讲日中关系的建构既是长远的又是战略性的，我很同意。日中交流非常密切，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应该友好。中日友好是大多数日本人的心声。当前，我们应鼓励中日两国的年轻人加强交往，加深理解，因为他们是支撑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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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前国会议员园田天光光听罢吴委员长的讲话激动不已，她深情回忆她的丈夫园田直当年以外相身份前往北京谈判的情景。人们不会忘记园田直先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以政治生命作担保，排除阻力和干扰完成缔约这一历史使命所作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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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贸促会理事长中田庆雄先生是位访华307次的“老友好”，是中日经济关系30年历程的亲历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见证者。吴邦国的讲话使他格外激动，他说，缔约25周年纪念不是路程的终点，而应成为发展日中关系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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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宾客中，有一位举止端庄的女士引起大家的注意，她就是日本著名演员栗原小卷，曾因主演电影《望乡》在中国家喻户晓。她向吴邦国委员长祝酒时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在两千年的友好交流中，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人民心灵深处有着对中国人民的憧憬与尊敬”；日中之间也经历过磨难与考验，有段“相互眺望血染的夕阳”的历史，“日本人心灵深处有着对中国人谢罪与悲伤的心情”。《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两国人民“值得自豪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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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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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委员长访日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做工作的着眼点，那就是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夯实中日关系的物质基础。他同工商经济界的对话在访问日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东京，他出席了日本五大经济团体举行的欢迎午餐会，就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发表了重要意见；在名古屋，他出席了由中日新闻社主办的盛大欢迎会，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中日关系”的演讲。这样规模的双边盛会在日本中部地区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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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发展，吴邦国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取得的。二是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风险，但有信心通过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三是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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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中日关系，吴邦国委员长阐述了三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地位及恪守三个文件的重要意义。他说：1972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开创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从法律上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1998年发表《中日联合宣言》，提出建立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新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明确了方向。吴委员长强调，30多年的经验证明，坚持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则，顺应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时代发展潮流，是中日关系顺利、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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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经济合作，吴邦国说，中日经济关系将长期呈现合作大于竞争的总体态势，前景广阔。中日双方应以互利双赢的思想开展合作，前提是不断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信任。中日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雄厚的资本、技术实力，无疑将继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优秀丰富的劳动力、日益扩大的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也可使日本充分受益。中日经贸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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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同友会领导人北城恪太郎代表主办此次午餐会的日本经济同友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贸促会和日中经济协会五团体致词时说，日方高兴地看到，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后，确定了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都是重要的。北城表示同意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优势互补、合作大于竞争的看法，认为今后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彼此的长处，做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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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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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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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外交感悟 Waijiao Ga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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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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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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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触过的外国领导人中，有一位使我由衷地敬佩。我欣赏他的传奇人生，赞赏他的政治远见，不能忘记他对不发达国家的关注，更不能忘记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善、理解和同情。他就是2000年逝世、曾担任过两届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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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到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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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2年4月。那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在访加，特鲁多亲切会见。我是代表团成员，有幸亲眼目睹这位为中加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的风采。时年53岁的他，潇洒干练，思维敏捷，哲理满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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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熟识他，他真正认识我，是在1973年10月他正式访华的时候，我作为外交部美大司主管加拿大事务的官员，在北京和外地与他相伴左右，逐渐成了朋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时，大凡有重要的访加团组与他会见，通常我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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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1984年退出政坛后，我曾到蒙特利尔市北区他的寓所看望他，送去他喜欢喝的中国西湖龙井茶。他仍是那么健谈，只要是说起中国的事，他总是那么兴致勃勃，对我说他退出政坛后很自由，常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希望早日以一个“加拿大普通公民”和老朋友的身份访华。他问候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还问起曾在渥太华做过治疗的邓朴方的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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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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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出生在一个法裔律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英语、法语俱佳，博学多才。他先后在蒙特利尔大学、哈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等世界著名高校求学和深造，打下坚实的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1948年至1949年，他曾花数周的时间背着行囊作环球旅行，到过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和解放前夕的中国上海。上海之行历经艰险，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中国百姓对新政权诞生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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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特鲁多先在工会组织担任法律顾问，后到枢密院当经济顾问。1952年，他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因有去过苏联和东欧的记录，一度被禁止进入美国。1960年，身为法学副教授的他，带一个小型文化考察团访华，走访了不少城市和乡镇，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回国后与杰克·赫贝尔合写了《两个天真汉在红色中国》一书，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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