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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经济合作，吴邦国说，中日经济关系将长期呈现合作大于竞争的总体态势，前景广阔。中日双方应以互利双赢的思想开展合作，前提是不断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信任。中日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雄厚的资本、技术实力，无疑将继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优秀丰富的劳动力、日益扩大的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也可使日本充分受益。中日经贸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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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同友会领导人北城恪太郎代表主办此次午餐会的日本经济同友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贸促会和日中经济协会五团体致词时说，日方高兴地看到，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后，确定了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都是重要的。北城表示同意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优势互补、合作大于竞争的看法，认为今后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彼此的长处，做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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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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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外交感悟 Waijiao Ga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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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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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触过的外国领导人中，有一位使我由衷地敬佩。我欣赏他的传奇人生，赞赏他的政治远见，不能忘记他对不发达国家的关注，更不能忘记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善、理解和同情。他就是2000年逝世、曾担任过两届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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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到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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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2年4月。那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在访加，特鲁多亲切会见。我是代表团成员，有幸亲眼目睹这位为中加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的风采。时年53岁的他，潇洒干练，思维敏捷，哲理满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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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熟识他，他真正认识我，是在1973年10月他正式访华的时候，我作为外交部美大司主管加拿大事务的官员，在北京和外地与他相伴左右，逐渐成了朋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时，大凡有重要的访加团组与他会见，通常我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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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1984年退出政坛后，我曾到蒙特利尔市北区他的寓所看望他，送去他喜欢喝的中国西湖龙井茶。他仍是那么健谈，只要是说起中国的事，他总是那么兴致勃勃，对我说他退出政坛后很自由，常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希望早日以一个“加拿大普通公民”和老朋友的身份访华。他问候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还问起曾在渥太华做过治疗的邓朴方的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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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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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出生在一个法裔律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英语、法语俱佳，博学多才。他先后在蒙特利尔大学、哈佛大学、巴黎政治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等世界著名高校求学和深造，打下坚实的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1948年至1949年，他曾花数周的时间背着行囊作环球旅行，到过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和解放前夕的中国上海。上海之行历经艰险，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中国百姓对新政权诞生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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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特鲁多先在工会组织担任法律顾问，后到枢密院当经济顾问。1952年，他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因有去过苏联和东欧的记录，一度被禁止进入美国。1960年，身为法学副教授的他，带一个小型文化考察团访华，走访了不少城市和乡镇，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回国后与杰克·赫贝尔合写了《两个天真汉在红色中国》一书，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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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起他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1965年加入自由党，并当选为众议员。他初入政坛即显露出犀利的政治锋芒和独到的政治见解，使政界同僚的眼睛为之一亮。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特鲁多由议员跃升为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直至荣任自由党领袖和政府总理。当时人们称其为自由党的“奇才”、加拿大的“政治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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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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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的内外政策主张有其鲜明特点：对内主张建立公平社会，扩大社会福利事业，援助欠发达省区，发展多元文化，促进不同族群和谐相处，把英语和法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推行；对外强调根据国家利益确定外交政策的布局，调整同各大国的关系，主张保持同美国传统关系的同时，大力开展全方位、多元化外交，发展同西欧、日本、亚非拉和当时的苏欧地区的关系。特鲁多主政以后，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把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摆在加拿大外交工作的突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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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的独特经历铸就了他的人生哲学，宽广的视野使他观察问题比较客观，比较理性。他对待古巴、中国，以及他处理对美关系的一些主张和思路都说明了这一点。他谋求与中国建交，是那么执著，因为他认定孤立中国、遏制中国、排斥中国“是个莫大的错误”。他说他不赞成把对华政策建立在无知、傲慢和偏见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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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建交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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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特鲁多是少有的比较了解中国的政界人士。特鲁多曾说，1960年那次访华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发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与他看到的实际情况竟有如此大的反差，他慨叹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他当时就想，应该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因为使中国摆脱孤立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推动加中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成了他多年奔走呼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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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担任皮尔逊总理驻议会秘书和司法部长时，曾多次力陈上述主张，均因皮尔逊慑于美国压力、担心影响加美关系，而未被采纳。面对如此不正常的状况，特鲁多日益感到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已不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加拿大处理对外关系的理念和方式已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主张加拿大应找回自己的位置，确立“自主外交”，改变过多受制于美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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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自由党领袖和总理后，他发现加拿大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们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如不加以改变，他的外交理念就不可能有效贯彻。为了顺利进行政策调整，特鲁多亲自挂帅，由他的外交顾问伊万·海德和新任外长夏普具体负责，从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展开全面听证和审议。一部集思广益、人们期待已久的外交政策白皮书终于问世，特定名为《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如此定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思是强调这部政策文件是根据加拿大的实际、体现加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而写的。这是加拿大“二战”后最为重大的一次外交政策调整，其主旨是：在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下，实事求是地估计加拿大自身的力量，使外交更好地服务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在不损及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下，在外交上加拿大要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政策，发挥加拿大在东西方之间的独特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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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加中关系正常化，是特鲁多政策调整的重要“突破口”。在他就任自由党领袖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就有6次讲话涉及加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他明确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加中建交，是他致力实现的目标。他在温哥华的一次集会上说：“把一个代表世界1/4人口的国家的政府在外交上孤立起来显然是行不通的。我赞成根据加强两国交往的适当条件，通过外交承认等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为国际秩序和稳定作出贡献。”在1968年5月底的一次政策讲话中他又强调：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上许多重大问题是不能得到完全和持久解决的。要把我们的对华政策放在加拿大在整个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范畴内看待。过去我们集中关注大西洋和欧洲事务，而忽视了加拿大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让其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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