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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交往多为美国议员来华，随来随接，没有严格的计划，中方去得很少。八届全国人大起互访渐有增加。九届时，与美众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到2008年底已举行10次正式会晤。十届全国人大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1月，与美参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层次更高，取名为“会议机制”，截至2008年底已举行4次正式会议和多次主席会晤。美议员在机制框架外的访华团组也不少，如众议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两院的外委会、军委会、财委会、情报委等专门委员会分别派出的团组，以及议员个人来访等。议会工作人员来访的人数就更多了。十届全国人大那几年，美议员访华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有时一年多达百余人次，议员助手多达300多人次。就中方来说，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访美团组也比以前增多了。总的看，交流是活跃的，也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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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两院现有议员共535名（参议员100名，众议员435名）。在本届（第111届）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占56席、共和党41席，独立人士1席，两席尚未决出；众议院中，民主党256席、共和党178席，尚有1席空缺。本届国会新当选议员中，参议院8人，众议院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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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来自不同的选区，代表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职业背景、宗教信仰、人生阅历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差异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也就是说，上述因素决定了他们履行议员职责和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政治倾向和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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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华态度而言，机械地给每个议员定性是不可取的，把500多名议员划分成若干类型也是困难的。总的看，美议员普遍重视中美关系，而且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对两国开展议会交流、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持积极态度。每次与我方会晤都是带着许多问题来的，直接表达他们的关切和兴趣。中方给出的答案即使不能令其满意，他们也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喜欢这种既有交流又有交锋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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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接触的美国议员，应该说多数是比较友好的，与我方交谈是坦诚的。国会数百名议员中，来过中国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并不了解中国，但他们有了解中国的愿望。即使与中国打过交道的议员也愿意与我方保持联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和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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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议员对中国究竟了解多少，他们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与我方讨论比较多的到底是哪些事？根据这些年的了解，我大体归纳为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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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多边和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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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我方交流时，美议员常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根本利益等多边和全球性问题与中美关系挂钩。他们的谈话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也反映出美方的诸多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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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望在反恐、防扩散等方面与中国加强磋商与协调，借重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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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2年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等报告外，美国于2003年又提出《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网络安全国家战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资产国家战略》等报告，其主要目标是反恐、防扩散、维护美国国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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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局势恶化，美处于进退两难境地，被迫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美议员在与我方会晤时毫不掩饰他们对美外交的这一最大难题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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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决伊朗核问题，美议员亦不乐观。多数人认为一味施压和孤立伊朗只会适得其反，主张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主要成员联合行动，通过外交谈判和经济制裁相结合的办法，迫使伊朗弃核。他们有一种理解：中国在伊朗有能源投资和贸易利益，中伊关系友好，在推动伊朗核问题解决方面，可发挥更大影响力。我以为，美议员若能理性地期待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有的议员曲解我对伊政策，说在对伊经济制裁问题上，中国不应该有所顾虑，更不应成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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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也是美议员经常主动谈及的议题，他们的主要关切有两点：一是担心六方会谈机制破裂，强调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和中美在此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二是对朝核问题处于僵持状态表示忧虑，对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美朝改善关系的前景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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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议员拿中非关系说事，特别是就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向中方发难，是近两年来双方会晤的一个突出现象。从其发言看，他们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和背景知之甚少，对中国积极配合联合国和非盟解决达区人道危机所做的大量工作视而不见，无理指责中国偏袒苏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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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美国会成员中主张就国际地区问题同中国开展积极对话、加强磋商与合作的人在增加，但也有人在谈到中国与伊朗、苏丹、委内瑞拉以及其他非洲、拉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能源合作问题时，无端攻击中国只顾经济利益而不愿承担防扩散、制止人道主义危机、提倡良政等方面的责任，并妄称中国与上述国家发展关系旨在削弱美国的影响。由此可见，我与美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和联合国事务保持磋商与协调的同时，也有摩擦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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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中美双方面临诸多共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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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能源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是双方经常涉及的问题。美议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发言非常踊跃，强烈表达他们的关切，并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在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当时的美国国会领导层表示同情和支持。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弗里斯特率多名参议员访华，同我国领导人和医务界就加强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坦诚友好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他们说，中国政府以果断的行动和科学的精神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避免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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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是近几年会晤的重要议题。多数议员主张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认为这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热点，也将是中美关系的热点。中美双方应加强信息沟通，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尽快就限制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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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议员非常关注能源安全问题，但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主张防范和对抗，另一种是倾向对话和合作。主张抗衡的人，借能源问题歪曲中国的发展战略，说什么中国的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影响经济和外交关系；倾向对话的议员，不赞同对中国一味批评。他们说，美国自身的问题也很多，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我们两国在同一条船上，有着同样的目标和利益，面临同样的挑战。一味指责中国是不公正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美中应加强合作，在开发新能源、提高效能、建设核电等领域相互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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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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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每次讨论的重点，通常是我方主动提出，涉及两岸关系、美台关系和台岛局势。美为维护其在台的既得利益，始终以台保持“不统、不独、不战”为出发点，实行“以台制华”战略。国会多次提出或通过亲台反华议案，早先的《与台湾关系法》和2002年2月提出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以及美国根据2005年发表的所谓共同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应对台海局势的“共同行动计划”，其目的都是要为美售台先进武器、扩大美台军事合作、维护美在台利益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在过去26年中，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美国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中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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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方会晤时，多数美议员表示欢迎海峡两岸对话、改善关系，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但不赞成中方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有议员公然指责大陆对台湾“打压”，渲染所谓大陆对台的导弹威胁，诬蔑中方拒绝放弃使用武力是导致两岸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