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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执委会会议和议联其他专设机构，确保不出现损害我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的事件。一旦可能出现，即设法解决在萌芽状态或出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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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联的人权委员会是最为敏感、最有争议的一个专设机构，每次大会都要发表一份列述各国议员人权受到侵犯的个案报告。这份庞杂的报告素材多半来自议员本人的申诉、大赦国际和其他人权组织的“调查”以及所谓“异见人士”和“流亡政府”提供的材料。报告虽无任何法律效力，但对被点名的国家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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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周密细致的工作，有效地防止了“五毒”兴风作浪的图谋，避免了有人利用议联及其人权委员会干涉我国内政情况的发生。这一成果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我方作为议联执委拥有的广泛人脉关系和知情渠道。议联15名地区执委中，9名来自发展中国家；亚太地缘小组26名成员中，19名是发展中国家，且多为我周边邻国。在诸如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他们与我方有相同或相近的利益和立场，是我方团结的力量。在人权委员会，有分量的成员中也有我们的朋友。他们对中国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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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世贸大会的早期，我作为指导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活动。当某些欧洲议员提出让台湾以“观察员”名义参加时，我方以议联是由主权国家议会组成这一硬性原则，否决了他们的动议。这再次证明，直接参与议联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策，能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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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确定大会议题及起草、审议大会有关决议时，积极主动建言献策，使文稿尽可能体现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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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方努力争取下，议长大会宣言和重要议题的决议写进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维护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内容。我方的这些建设性努力，有助于提高议联议事和决策的质量和水平，赢得了议联领导层和广大成员的赞许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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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回想起1996年在北京承办第96届议联大会的情况。那时，中国虽是东道主，但因不是议联决策层成员，在议题设置、决议起草、对非政府组织问题的处理等方面，碰到许多困难。因沟通不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心里没底。经过努力，那次大会取得成功，但克服重重困难办会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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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议员会议是议联的一个亮点。我方非常重视女议员会议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从加入议联起，20多年来总是派出得力的女代表与会。她们都是曾在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杰出女性或有重要建树的女学者、女教授，其中有的人多次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她们的独特经历是多数外国女代表所不具备的。中国女代表在会上非常活跃，抓住一切机会做工作，生动介绍中国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成功实践，深受与会者的欢迎。她们广泛接触各国姐妹，建立了友谊，出色地利用议联舞台开展“妇女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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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议联为平台，与各地区议会组织成员加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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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地区议会组织都是议联观察员，或派人与会，为我做工作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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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亚洲议会大会（Asian Parliamentary Assembly，APA）。其前身为成立于1999年的亚洲议会和平协会（AAPP），2006年11月在德黑兰会议上改为现名。我全国人大全面参与了该组织的筹建和历次会议的召开，并曾于2002年在我国成功举办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亚洲议会和平协会当初成立时确定的宗旨是“为亚洲各国议员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的论坛，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议联会议期间，我方主动与亚洲议会大会的主要成员国议员接触，就切实贯彻办会宗旨和加强我国与亚洲各国双边关系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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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亚太议会论坛（Asia-Pacific Parliamentary Forum，APPF）。该组织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于1993年初在东京发起成立的。机制的最大特点是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实质性交流，因此吸引了众多议员参加。中国是论坛创始成员之一，并于2004年1月在北京成功举办第12届年会。我们发现，出席议联大会的一些“常客”同时是论坛相对固定的成员，这为我们开展对话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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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议会世贸大会。这是由议联和欧洲议会于2001年共同倡议成立的新机制，目的是在世贸组织谈判进程中，为各国议员提供一个交流与贸易有关信息的平台，力求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议会的作用。我国是议会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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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创始成员，也是指导委员会成员。2005年12月，全国人大成功承办了世贸大会香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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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亚太议员环境与发展大会（Asia Pacific Parliamentary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APPCED）。该组织是在韩国国会倡议下于1993年成立的，我国是创始成员之一，并于1998年在桂林成功举办第六届年会。该组织虽不是议联观察员，但不少关注环发问题的亚太议员出席议联大会。当议联讨论环境与发展问题时，我团与这些议员及时交换意见，并就有关议题共同提出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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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亚欧议会伙伴会议和亚欧年轻议员会议。这两个组织都是根据亚欧首脑首次会议（曼谷）的精神成立的。我全国人大曾分别于2003年承办亚欧年轻议员会议第五届年会，于2008年承办亚欧议会伙伴会议第五届大会。在议联大会期间，我与上述两组织有关各国的议员保持接触，就包括涉台、涉藏、人权、“东突”等敏感问题在内的广泛议题交换意见，增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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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拉美议会（Latin American Parliament, PARLATINO）、太平洋岛国论坛议会大会（Forum Parliament Assembly, FPA）、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ASEAN Inter-Parliamentary Assembly, AIPA）。这三个区域性议会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我国一向支持他们的活动。全国人大均为三组织的观察员。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仍有一些与台保持“邦交”的国家，因此，拉美议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议会大会在我国涉台外交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拉美议会总部由圣保罗迁往巴拿马，我国与拉美议会关系中的涉台因素更加突出。我曾率团出席拉美议会在圣保罗举行的第22届年会以及迁址后首次在巴拿马举行的第23届年会，深感保持我国与拉美议会的友好关系十分重要。中国全国人大还为迁址后的拉美议会提供援助，改善办公条件。议联大会已成为我方与拉美议会保持接触的重要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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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其他相关对话机制。目前主要是G8+5议员会议，其主要工作是就气候变化问题开展议员对话。自该机制2006年在伦敦启动以来，我全国人大派团出席了历次会议。在议联大会期间，我方同G8+5成员举行会晤，就气候变化问题坦诚交谈，交流信息，双方都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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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七项内容看，议联为我们同各地区议会组织和论坛保持联系和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便利的大平台。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开展工作，是全国人大开展多边议会外交的一个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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