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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政治范畴的问题专业性很强，比如能源问题，这是近两年讨论较多的一个议题。起初，美方有的议员出于对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发言时对我国与某些国家开展石油合作的政策提出质疑。我方没有回避，而是因势利导，开展积极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消除对方的误解，同时把话题逐步引到中美两国议会应推动中美在节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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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时，我方专门介绍了中美科学家共同研究利用核聚变发电方面的合作情况。我没有想到，这个纯属科技范畴的问题引起美方议员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不可能搞明白元素氘和氚聚合产生能量的科学原理，也不可能了解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神奇之处，但他们从中方的介绍中了解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就开始了核聚变研究的合作。听了这一番背景介绍，当初对中国能源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议员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缓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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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词汇是平时困扰翻译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许多过去是学理工科的，熟悉经济、工业和科技，交谈极其务实，提问极其专业。吴邦国同志访问日本、韩国时参观电信企业和汽车工厂，温家宝同志在一往访国参观光纤厂，80年代中期李鹏同志在加拿大考察詹姆士湾水电站，后在巴西考察伊泰普水电站，等等。他们与对方的交流非常专业，非常深入，交谈非常自然和顺畅，重要原因之一是翻译的口译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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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翻译的敬业，他们临场的出色发挥全得益于平时的学习和事前的认真准备。我跟参与重大活动的不少翻译人员都比较熟悉，他们告诉我，接到重要的翻译任务就像接到作战命令，必须立即动手作准备。如果任务是特别专业的，就设法了解企业或研究团体的背景、运营情况、工作原理、工艺流程和产品特点，必要时向专家请教，一些关键的专业词汇还要记牢。前面讲的中美议员讨论能源合作时，我们的翻译就请教中科院在合肥研究基地的专家，记熟了有关核聚变的专业技术词汇，顺利地完成了翻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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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外交往中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也是一篇大文章，内容虽然不同于科技专业那么生僻，但范围广泛。欧美议员各有各的关切，想起什么问什么，即使事先定了议题，经常也会跑题，这就要求译员不仅熟悉国际知识和动态，还要熟悉如何用外语准确表达，使对话和交流产生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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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外交部的朋友讲，部里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每天必读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和外电信息，而且尽可能多读外电的原文，同时还要关注我们国家内政外交的动态和对重大问题的表态。可见，翻译必须脑勤、眼勤、耳勤、手勤，始终处于求知好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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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同志一向对外事干部和翻译干部非常爱护，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成长，体察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翻译在宴会上一心工作，经常吃不上几口饭或干脆不吃饭，领导同志总是提醒服务人员别忘了给翻译留饭。从毛主席、周总理到我们党和国家现在的领导人，同外交干部和翻译人员都很有感情，经常在外事接待和出国访问时抽时间同翻译人员谈心，遇有重要的涉外问题，或修改文稿、准备谈话，还经常找翻译一起商量，一起斟酌措辞，鼓励他们提看法、出主意。经常给中央主要领导做口译的同志可以讲出无数关于领导人关爱翻译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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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大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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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造诣精深的外事翻译干部，他的成长历程必定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没有捷径，也不能取巧。我国翻译界的前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我1963年入外交部时的考官冀朝铸大使，生动讲述了他踏上外交之路的传奇经历，也忆及翻译工作给了他见证历史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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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冀本人口述、卓成华记述整理的文稿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1956年秋，周总理设宴招待尼泊尔贵宾，这是老冀头一次给周总理做口译。当时，总理脱离讲稿临时加了一段话，老冀思想开了小差，照念原来的讲稿，漏翻临时加的话，总理大声打断，“不、不，小冀，翻错了，你太紧张，赶紧换一个翻译吧”。老冀讲述50多年前受到总理批评并被当场换下的尴尬处境时，流露出一种真诚。虽然他漫长的外交生涯成就斐然，但他仍不忘这件似早该尘封的小插曲，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成长道路上一份刻骨铭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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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冀在他的口述稿中还说：周总理对我第一次的出丑并没怪罪，第二天仍让我为他当翻译。从那以后，我不敢在思想上有一丝放松。就这样，我成为周总理的第五任英文翻译，曾随总理访问亚、非14国，直到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为止。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教育，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所以刚到周总理身边时，他称我为‘洋娃娃’。他说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懂政治，而了解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必须了解本国历史与文化。总理告诉我必须通读《资治通鉴》。他说，毛主席熟读《资治通鉴》，但仍每天参阅它。当我为毛主席做翻译时，这部书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主席谈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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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冀和我在外交部北郊干校是同班，有时在劳动之余他对我们这些小兄弟传授做好外交工作和做好翻译工作的经验，以他自己的亲身体会提醒我们办事要认真，要努力避免差错，一旦有错，要勇于改正，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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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我国的外交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局面，外交队伍和翻译人员在数量和素质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这是中央几代领导人关心和培养的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外事翻译工作作为整个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会展现人才辈出的大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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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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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礼宾礼仪不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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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交生涯，是从做礼宾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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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3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第一个工作岗位是驻英国代办处，在办公室管礼宾。先后领导过我的两位办公室主任对礼宾工作特在行，很有经验。一位是崔明堂，另一位是陆钦琰，他们言传身教，对我帮助很大。1966年夏我回国休假时，崔明堂主任还专门给时任礼宾司司长的韩叙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安排我在礼宾司实习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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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交工作来讲，礼宾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项专门的业务，它不是泛指的礼仪和礼貌，但重礼仪、讲礼貌、讲规矩是礼宾工作的基本要求。现在，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同外国人经常打交道的非外交人员不计其数，学术的、商务的、文化的、旅游的，各行各业都有，但就国际礼仪而言，不熟悉的人恐不在少数。比如，初次出国应注意什么，如何去做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如何入乡随俗，懂得打招呼的学问；虽吃遍天下，但是否了解餐桌上的礼仪；是否学会在国外的做客之道，客随主便；如何做到有“礼”有节，知晓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规范；如何做到举止典雅、言谈得体；如何着装和美容，做到不俗气不怪异，能给人以美感；如何把握外交、商务等不同场合的办事规矩；接待工作中如何能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受，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小事一桩，其实不然。如不去重视它，其后果绝不是简单的不拘小节、出“洋相”，造成的不良影响往往是难以弥补的，严重一点说，可能有失国格、人格，损害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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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礼宾工作的传统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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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宾工作和礼仪规范是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对外交往必不可少的形式和手段。把礼宾看做无关紧要的事务性工作是不妥的。从事这一行的人都明白，礼宾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它能体现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别关系，是直接为贯彻外交政策服务的，同时也能体现我国人民的道德风尚和文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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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礼宾规则、规范和风格，接待仪式、会见会谈、宴请招待、国书呈递、贺唁函电、外交礼遇和豁免、参观考察等等，都有礼宾方面的要求和特定的操作规范，不能随意改变，标新立异。有些做法虽无明文规定，但约定俗成，若无特殊考虑，仍以不变为好。有的国家礼宾工作严格而完备，有的则较为简单和灵活，但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把礼宾工作看做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展示，来宾不论职位高低都得照规矩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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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抓外交部的礼宾建设，培养了一大批礼宾专家。几十年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礼宾规则、规范和风格，在世界外交界有很好的口碑。在外交部的带动下，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也根据自身工作特点进行礼宾建设，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丰富了我国的礼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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