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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个研究领域,是个大的框架,其中有些具体问题应予特别注意。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有这样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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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济全球化问题。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同世界多极化一样,继续在曲折中发展,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面对?首先是应看到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发展机遇,应该善加利用;另一方面也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而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家关系,这些负面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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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宗教和民族问题。要看到宗教、民族矛盾引发地区冲突、引发国家间的摩擦,一直是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当今,许多世界热点都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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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权问题。现在有一种危险倾向,就是西方国家一些政客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把人权概念绝对化,把人权作为对外关系的核心原则,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高于任何其他原则,以“维护人权”的名义,任意干涉他国内政,从根本上否定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动摇了《联合国宪章》宗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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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国际经济贸易问题。这里讲的经贸问题研究,不是指经贸理论,不是去讨论生意怎么做,合同怎么签,而是研究西方国家如何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制造摩擦,引发争端,同时研究如何遵守世贸规则,如何做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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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这主要是涉台外交和涉藏外交的研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大是大非问题。我国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首先要看对方在涉台、涉藏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不能有半点含糊。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世界各国同我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时首先应明确表达的政治姿态。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处理得好,双边关系就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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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条是信息研究。我们搞国际问题研究的,搞外交的,要做到信息不闭塞,同时又不被虚假信息所误导。在信息量如此庞大、传播手段异常发达的今天,有必要密切跟踪信息,及时掌握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抓住要害,为我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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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开展外交、外事工作有现实意义,必须认真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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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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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度和议会外交的研究是必要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源于议会外交很重要,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强调做外国议会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都有过重要批示和讲话;二是源于近几年我国议会外交不断扩大和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并有效地配合了我国在多边国际事务中的活动;三是源于我本人和其他同事多年来参与人大外事工作的亲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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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是国家政治体制中重要的权力和立法机关,议员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对外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有着本质区别,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有着本质区别。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文章中所讲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或两党制,有执政党,有反对党和在野党,各党派明争暗斗,但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都是极力维护自己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西方议会无论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都是各党派争权夺利的场所”。我们研究外国议会制度,一方面要把握这些政治原则基线,同时要深入了解西方国家议会对其内外政策的影响。以美国为例,我们应十分熟悉和密切掌握国会两院在涉华问题上各种决议形成的过程、对我国的利弊得失,特别是这些议案对我国核心利益的影响。只有了解了美国国会的议事程序、游戏规则、议员本身的政治倾向和有关议案的内容,我们才能作出相应的对策,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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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外交”是近些年来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这是因为议会关系是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同外国议会的交往,是我们国家全方位、多领域外交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容。我国目前同外国议会的交往十分活跃,重点交往对象是美、俄、欧、日和其他一些地区大国,加上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渠道多样、内容丰富、作用明显。为了保持政治对话的势头,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取得更多实效,全国人大与一些重点国家议会和地区议会组织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这就是说,把交流机制化,减少随意性,增强目的性和针对性。现在,议会外交正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他们主动与我全国人大开展友好交往,开展对话。因此,议会制度和议会外交的研究日益突出地摆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因工作关系,全国人大机关和外交部非常重视议会问题的研究。据我了解,某些高校和研究团体也专门设置了研究美国国会的专业,也有研究其他少数大国议会的课题,但综合性研究,特别是重点研究议会外交的课题尚处在开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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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开展这一工作。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已有可喜的成果。国家关系离不开议会关系,议会既可以成为发展关系的积极因素,也有可能成为麻烦制造者。美国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干扰源,就是最典型的例证。高校虽然不直接参与议会交往活动,但开展此类研究同样是有条件的,因为可资参考的公开信息是大量的。除调动现有的资源外,学校还可借助社会其他方面的力量,扩大信息来源,开阔眼界,既要了解我们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又要了解国际时事政治动态,特别是涉华动态,力求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考问题。凡设有国际问题院系的高校,应鼓励教师在教学的同时,尽可能搞些专题研究,撰写调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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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校学习,还不可能成为有建树的国际问题专家,但他们是未来的专家、学者。学校的任务是为这些明天的专家、学者出炉提供基础性营养,教会他们最基本的技能,使他们当专家、学者的愿望成为可能。平时,学校既要鼓励学生阅读文献、跟踪动态,还要提倡多搞专题研讨,把学习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如此做来,效果一定会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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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第三篇 成才之道:记忆中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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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做人与做事 Zuoren Yu Zu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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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校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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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8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内蒙土默特旗的家里帮外婆干活,邮差小王风风火火骑自行车到了我家,说有封天津来的邮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急忙打开。这正是我日夜等待的消息——南开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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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当时不知有多高兴啊!我3岁不到母亲去世,是外婆含辛茹苦一手拉扯大的。她老人家一生连百里之外的呼市也没有去过,更不知道天津和南开大学有多远了,只知道外孙要上大学了。我至今仍记得外婆当时竟激动得没有说出一句话,只是用噙满泪水的双眼望着我,抚摸着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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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南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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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年被南开录取的唯一内蒙籍考生。隐约记得,8月27日,我怀揣亲属凑的5元钱孤身一人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次日凌晨到达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中午转车到了天津东站。出站口,“南开大学新生接待站”的标志格外醒目,接站人员对照通知书和名单后把我们引上学校的班车,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是,“从此我就是南开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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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40分钟的车程让我初步领略了天津这座中国北方最大滨海城市的风貌。南开大学坐落在天津城区西南角的八里台,抵达南开前,要沿着卫津河和卫津路一直向南,经过天津大学所在的六里台。俗称“台”,是因为过去这里是大片水洼中的高台地。这里本来是荒芜萧索的无名之地,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在此建起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老校友、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曾说过: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八里台,知八里台者必知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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