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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返校时我同两院在校生座谈，我说了这样一段话：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研究人才和外事干部。同学们今天在校学习就是为明天的工作作准备。我认为，确立志向很重要。既然选了这个专业，就要立志学下去，干到底。要逐步培养起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爱好，进而使所学专业成为自己的一种事业，立志献身于它。我们国家外事和外语方面的人才特别是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非常缺乏。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发展。世界关注中国，中国关注世界。对外交往，无论政府的还是民间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军事的，都需要人去做。既然要做还要做好，没有专业知识和外语手段不行。世界事务和对外关系是复杂的。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世界，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利用各种机遇，应以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回答和解决这些课题，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技能，一句话需要人才。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的国力增强了，对外关系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问题不那么简单。记得胡锦涛总书记曾说过，我们的外交工作需要有力的智力支撑，一语点出问题的实质。正确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基于对我国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国际问题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重要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国际问题研究既需要职业外交官作出努力，也需要大批专家学者作出贡献，做到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性研究并重，政府部门、研究团体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军”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我们目前搞此研究的人不少，但不同程度存在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研究成果缺乏有效交流、整合和提升。研究工作和外交工作都需要雄厚的后备力量，说到底，人才资源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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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若干年，我曾两次受聘于母校南开，一次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问题的研究，另一次是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主要是议会外交）的研究。45年前是南开送我走上外交之路，45年后我回来为母校做些事情，责无旁贷。作为一个南开人，我对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有感情的。正像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晚年定居南开宁园时说过的：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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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17028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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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初入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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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末秋初，我结束了南开大学为期5年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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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因某种机遇，不一定都是必然的。在校时，我的就业预期是留校当老师。我当时很羡慕同班同学高秋福考上了社科院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洋诗歌，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文学才华；我也曾羡慕张世华同学到加纳留学、张宝生同学到澳门学葡文，可我清楚这种幸运的机会实在太少，很难落到自己头上。然而在大学四年级开始不久，外交部为物色出国干部人选到一些重点高校提前招人，一校一人，拟用一至两年时间在原校定向培养。我有幸被选中，喜出望外，非常激动。这完全得益于当时南开大学校、系领导对我的信任，是南开把我送上外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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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去位于东单的外交部报到的情景。干部司的老曾负责接待，他亲切地对我说：“欢迎你。你们这批同志是为驻外使领馆准备的干部，编成一个出国人员培训班。其他人都已报到，在外语学院集中，就等你了。你就当班长吧。”就这样，我等一班人被安排在位于北京化工路附近的外交部东郊农场集中学习，等待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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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进外交部不久我们就参加了一次全体人员大会，听陈毅外长讲话。讲话的详细内容我记不清了，但主要精神是忘不掉的。他给大家简要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外交部干部加强学习，树立外交工作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要有一辈子干外交的奉献精神。陈外长在廖承志、章汉夫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大家面前时的情景，部里的老同志当然非常熟悉，对我们这些刚入部的小青年来说，着实感到新奇、兴奋和幸福。陈外长的讲话使我受到震撼，使我第一次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开始在自己头脑中思考当学生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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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不长的集训中，我们主要是听取关于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况的介绍、学习外交人员守则等。参与集训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语种，有两位英语本科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学非洲小语种，如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等。培训班里的同志学习时都处于待命状态，出国先后不一，谁的手续办好谁就先走，几乎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欢送会。我这个班长与北大的陈宝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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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英代办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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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校门就出国门，有的同学形容是“一步登天”了，环境差异之大可想而知。经过7个昼夜的国际列车旅行，我们抵达莫斯科，在大使馆招待所休息一天后转乘飞机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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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的心情和思绪是复杂的。列车从二连浩特驶出国境，经过漫无边际的荒原到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稍事停留后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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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境内漫长的旅行是难熬的。说也奇怪，那里的山山水水竟没有引起我半点兴致，一个20出头的小青年，身在异国他乡，想家的滋味是难以言状的。但列车旅行快到尾声时，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有点惶恐，想家少了，想事多了，伦敦什么样，代办处什么样，让我干什么工作，自己能不能拿得起来，胡思乱想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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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到馆后最初的那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的，环境是如此陌生，工作是如此生疏和困难。虽然馆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非常热情，非常关心，但我仍然不知所措，感到很不适应。当时馆内人手非常紧缺，我准备接替的戚名琮同志是位英语好、经验丰富的同志，已在馆工作近8年，即将回国前夕不巧患病住院。我这个“接班人”就懵然提前上阵，一下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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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分工是在办公室搞礼宾，对外称馆长“私人秘书”，负责联络和处理一般性的对外事务。头一天上班连续接听了七八个电话，有求见馆领导的，有谈房屋维修的，有发牢骚说我们的车辆停的地方影响了人家出行的，有说我们的人员看病欠账的，等等。我听得头脑发胀，竟然没有一件事能完完整整、准确无误地搞明白。一个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竟落得如此狼狈，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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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困难还不止这些，压力还在后头。领导让我外出联系事务，多半是送请柬、送信件、发资料，或看望友人等。大凡复杂、敏感的事项多由领导亲自前往或派高级外交官办理。要我办的事固然简单，但现场可能碰到的情况是无法预料的，怎么应对就是个问题。我一点经验也没有，简单的事务到我手上就不那么简单。出国前部里上培训课时总讲“外事无小事”，这话在我身上真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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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的人士中，不少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有的是中国的老朋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逊、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著名哲学家罗素、“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等，人家并不因为我是普通外交人员而冷落我、敷衍我，而是把我看做中国使馆的代表，以礼相待，甚至很乐意同我交谈，问长问短，如问中国领导人最近有什么重要活动、中国有什么新变化，等等。他们也谈及自己的一些往事和与中国的交往，海阔天空，无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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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次去罗素办公室办事，当时我想他根本不会亲自见我这个小人物。他年事已高，通常不会客，除非是要客和至亲好友。那天他正好在其事务所，听说中国使馆来了个人，一定要见，他的助手很感吃惊，因为这是老头一反常态，少有的破例啊！见面后，他让助手为我沏了杯中国茶，开始聊了起来，他问我姓啥名谁，在代办处做什么工作，我一一作答。当时我的状态还算可以，头脑不糊涂，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转达代办处领导对他的问候，这句外交场合的礼貌话是不能少的。罗素老人表示感谢，接着问我是否读过他写的《心的分析》、《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等著作。他还谈到1920年到北京等地讲学的情景以及因反战两次入狱的遭遇等。对他的讲述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因为实在是知之甚少，没有资格评说。为了不过分失礼，我把学来不久的外交辞令派上用场。我说：罗素先生的声望和学术成就令人钦佩。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敬重你。从其会心的微笑中看出他对我们之间的简短交谈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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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我奉派到医院看望病后休养的蒙哥马利元帅。我把鲜花放下，转达领导的慰问后即想告辞，但他老人家执意要留我多待几分钟。我拉了一把椅子在他的病床旁坐下，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封为‘阿拉曼子爵’吗？”他看我回答有点迟疑，即自言自语介绍说：“‘二战’开始时，我率第三师到法国作战，1942年指挥北非第八军，在阿拉曼击败隆美尔的德意军队，因有战功，就在1946年给我封了这个爵位。”他说完就哈哈笑起来。接着他同我谈起1958年离职后对中国的两次访问，特别是他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我表示：我们这辈人对“二战”反法西斯的杰出人物是敬重和仰慕的，你在中国很有名，我在大学读书时曾在报刊上看到毛泽东主席与你会见时的照片，今天承蒙你会见，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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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博士是《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竟有如此精深的研究，实属难能可贵。我与博士见过两次面，在场的还有他的学术合作伙伴鲁桂珍博士。由于我对李博士的著作了解甚少，无法进行深入交流。约翰逊教长是西方宗教界为数不多的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和他的夫人访华回国后写的书，以其生动、通俗的语言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难得的读物之一。两位老人渴望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而我给他们通报的信息，既说不上详，也谈不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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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在自己内心留下深深的遗憾。这使我感到，从大学生到走上工作岗位的角色转换必有一番艰难的过程，不论什么工作都是这样。转换顺利与否，关键看对自己是否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头脑是否清醒，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