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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进外交部不久我们就参加了一次全体人员大会，听陈毅外长讲话。讲话的详细内容我记不清了，但主要精神是忘不掉的。他给大家简要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外交部干部加强学习，树立外交工作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要有一辈子干外交的奉献精神。陈外长在廖承志、章汉夫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大家面前时的情景，部里的老同志当然非常熟悉，对我们这些刚入部的小青年来说，着实感到新奇、兴奋和幸福。陈外长的讲话使我受到震撼，使我第一次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开始在自己头脑中思考当学生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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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不长的集训中，我们主要是听取关于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况的介绍、学习外交人员守则等。参与集训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语种，有两位英语本科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学非洲小语种，如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等。培训班里的同志学习时都处于待命状态，出国先后不一，谁的手续办好谁就先走，几乎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欢送会。我这个班长与北大的陈宝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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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英代办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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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校门就出国门，有的同学形容是“一步登天”了，环境差异之大可想而知。经过7个昼夜的国际列车旅行，我们抵达莫斯科，在大使馆招待所休息一天后转乘飞机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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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的心情和思绪是复杂的。列车从二连浩特驶出国境，经过漫无边际的荒原到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稍事停留后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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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境内漫长的旅行是难熬的。说也奇怪，那里的山山水水竟没有引起我半点兴致，一个20出头的小青年，身在异国他乡，想家的滋味是难以言状的。但列车旅行快到尾声时，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有点惶恐，想家少了，想事多了，伦敦什么样，代办处什么样，让我干什么工作，自己能不能拿得起来，胡思乱想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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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到馆后最初的那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的，环境是如此陌生，工作是如此生疏和困难。虽然馆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非常热情，非常关心，但我仍然不知所措，感到很不适应。当时馆内人手非常紧缺，我准备接替的戚名琮同志是位英语好、经验丰富的同志，已在馆工作近8年，即将回国前夕不巧患病住院。我这个“接班人”就懵然提前上阵，一下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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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分工是在办公室搞礼宾，对外称馆长“私人秘书”，负责联络和处理一般性的对外事务。头一天上班连续接听了七八个电话，有求见馆领导的，有谈房屋维修的，有发牢骚说我们的车辆停的地方影响了人家出行的，有说我们的人员看病欠账的，等等。我听得头脑发胀，竟然没有一件事能完完整整、准确无误地搞明白。一个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竟落得如此狼狈，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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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困难还不止这些，压力还在后头。领导让我外出联系事务，多半是送请柬、送信件、发资料，或看望友人等。大凡复杂、敏感的事项多由领导亲自前往或派高级外交官办理。要我办的事固然简单，但现场可能碰到的情况是无法预料的，怎么应对就是个问题。我一点经验也没有，简单的事务到我手上就不那么简单。出国前部里上培训课时总讲“外事无小事”，这话在我身上真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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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的人士中，不少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有的是中国的老朋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逊、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著名哲学家罗素、“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等，人家并不因为我是普通外交人员而冷落我、敷衍我，而是把我看做中国使馆的代表，以礼相待，甚至很乐意同我交谈，问长问短，如问中国领导人最近有什么重要活动、中国有什么新变化，等等。他们也谈及自己的一些往事和与中国的交往，海阔天空，无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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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次去罗素办公室办事，当时我想他根本不会亲自见我这个小人物。他年事已高，通常不会客，除非是要客和至亲好友。那天他正好在其事务所，听说中国使馆来了个人，一定要见，他的助手很感吃惊，因为这是老头一反常态，少有的破例啊！见面后，他让助手为我沏了杯中国茶，开始聊了起来，他问我姓啥名谁，在代办处做什么工作，我一一作答。当时我的状态还算可以，头脑不糊涂，灵机一动，不失时机地转达代办处领导对他的问候，这句外交场合的礼貌话是不能少的。罗素老人表示感谢，接着问我是否读过他写的《心的分析》、《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等著作。他还谈到1920年到北京等地讲学的情景以及因反战两次入狱的遭遇等。对他的讲述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因为实在是知之甚少，没有资格评说。为了不过分失礼，我把学来不久的外交辞令派上用场。我说：罗素先生的声望和学术成就令人钦佩。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们敬重你。从其会心的微笑中看出他对我们之间的简短交谈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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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我奉派到医院看望病后休养的蒙哥马利元帅。我把鲜花放下，转达领导的慰问后即想告辞，但他老人家执意要留我多待几分钟。我拉了一把椅子在他的病床旁坐下，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封为‘阿拉曼子爵’吗？”他看我回答有点迟疑，即自言自语介绍说：“‘二战’开始时，我率第三师到法国作战，1942年指挥北非第八军，在阿拉曼击败隆美尔的德意军队，因有战功，就在1946年给我封了这个爵位。”他说完就哈哈笑起来。接着他同我谈起1958年离职后对中国的两次访问，特别是他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我表示：我们这辈人对“二战”反法西斯的杰出人物是敬重和仰慕的，你在中国很有名，我在大学读书时曾在报刊上看到毛泽东主席与你会见时的照片，今天承蒙你会见，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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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博士是《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竟有如此精深的研究，实属难能可贵。我与博士见过两次面，在场的还有他的学术合作伙伴鲁桂珍博士。由于我对李博士的著作了解甚少，无法进行深入交流。约翰逊教长是西方宗教界为数不多的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和他的夫人访华回国后写的书，以其生动、通俗的语言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难得的读物之一。两位老人渴望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而我给他们通报的信息，既说不上详，也谈不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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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在自己内心留下深深的遗憾。这使我感到，从大学生到走上工作岗位的角色转换必有一番艰难的过程，不论什么工作都是这样。转换顺利与否，关键看对自己是否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头脑是否清醒，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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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教育给我们打下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还不可能厚实，但它的价值在于给我们提供了进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契机和条件。志向加勤奋才是成就事业的根本。有志向但没有勤奋的支撑，志向是空的，就不可能掌握开启智慧殿堂大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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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工作初期经历的这些尴尬、窘迫和压力，主要源于阅历的局限、知识面的狭窄、文化底蕴的浅薄和经验的不足。硬着头皮仓促上阵，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是必然的结果。与名人对话状态的不对称、不协调仅仅是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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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差距反映在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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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没有选择气馁和退却，而是从头做起、迎难而上，把困难当做社会给我开出的学习题目，下决心花比别人多出数倍的时间去学习、去弥补。缺什么，学什么、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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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怎么学和补呢？我的办法是从实际出发确定重点。当时的实际就是尽快熟悉英国的情况，熟悉自己的工作，不好高骛远，首先选读包括上述各位人士在内的英国政要和名人的传记，从中了解英国的历史、政治和人文状态。尽可能多读英文原文，如有中文译文，也找出来对照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居然渐显其效，日进有功，脑子里的知识积累多了，思路开阔了，谈话的资源丰富了，自信心也随之增强了，在我面前展现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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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我在代办处的任期结束时，回望在英伦三岛6年半的时光，可以说感慨无数，但要问我最突出的感受或心得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脚踏实地走好第一步、走好每一步，成功的选择在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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