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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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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甲篇 天朝与外藩：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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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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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代中国的外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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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各自的“三十年战争”与秩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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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即1618年5月17日，在东北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两年之久的建州领袖努尔哈赤，正式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因为后金后来改国号为“大清”，所以这场战争通常叫作“明清战争”，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和清军入关为止，打了差不多三十年。明清战争爆发之时，在明朝看来，属于东北建州部落的女真人造反，是一场内乱，所以明朝组织了属国朝鲜和属部叶赫等力量联合明军齐往镇压。随着战事的推进，明朝部队在萨尔浒等战斗中接连溃败，锦州和沈阳等重镇陆续陷落敌手。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号“崇德”，改国号“大清”，进一步同明朝争夺天下，且于同年冬征服朝鲜并将其纳为大清属国，势力日壮。1644年夏，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土崩瓦解。多尔衮趁机率军南下，联合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部，占领并迁都北京，开始了大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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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六天后的1618年5月23日，远在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波希米亚的首都布拉格，也发生了一件造反的大事。当日早上，一批备受新任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压迫的新教徒，冲进布拉格城堡的会议厅，将国王派的两名钦差和一名秘书，从三楼窗户扔了出去，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掷窗事件”。这三人从差不多21米高的地方落到了肥料堆上捡了条命，仓皇跑回朝廷汇报布拉格的叛乱，斐迪南二世马上开始了镇压行动，内战爆发。次年，斐迪南二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希米亚的内战遂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很多国家，包括奥地利、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等，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一直到1648年为止，打了整整三十年，即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诸国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也同步结束了西班牙与荷兰之间自1568年爆发的八十年战争。这些条约统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其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了欧洲诸国拥有彼此平等而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奠定了主权国家体系，成为欧美国际法的一个中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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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7世纪初期的这前三十年里，英国开始在北美洲积极建立殖民地。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越过大西洋抵达美洲，两年后的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个海洋强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的调解下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以佛得角以西370里格（1里格为3海里，约5.56千米），也就是格林尼治体系内的西经46度左右的经线为子午线，来将新的世界领土一分为二，这条“教皇子午线”以西的新领土归西班牙，以东的归葡萄牙，西班牙由此获得了殖民美洲大陆的优势。但是，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新崛起的国家均不承认此种瓜分，纷纷参与到殖民新大陆的行列中去。1607年5月，英国在早就于1584年开始着手经营的北美弗吉尼亚（Virginia，即“处女地”之意）目标殖民地区内，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殖民点詹姆斯敦（Jamestown）。1619年，即明清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已经分别在中国和欧洲打响之时，第一批有档案记载的非洲奴隶被运送到詹姆斯敦附近，开始了在这一海岸持续二百余年的黑暗的奴隶贸易。1620年11月，一艘名为“五月花”号（Mayflower）的船载着102名英国清教徒（Puritans）在前往詹姆斯敦途中受大风影响，停靠在科德角（Cape Cod），从这里登陆并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二个永久居民点普列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五月花”号的乘客在登陆以前，由41名男子签署了一份公民协约，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确立了依法自治的原则，对日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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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清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双双结束的1648年，英国、荷兰与瑞典等几个新兴的欧洲势力已在北美洲大西洋一侧的东北地区，从马萨诸塞到弗吉尼亚，建立了八个殖民地（英国占六个），奠定了“新英格兰”的领土、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基础。另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法国，此时也已经从北美原住民手中占领了从魁北克到五大湖地区的大量土地。在1620到1640年之间，大约有八万名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到了从西印度群岛到弗吉尼亚再到马萨诸塞这一长长的北美洲沿海地区，其中两万多移民到了今天的波士顿海湾地区，这就是美洲早期殖民地时期的“大移民”浪潮。对英法等国家而言，一块全新的土地正在走向其文明的怀抱之中，而这块他们眼中的新大陆也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即1776年开始走向独立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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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18年到1648年这三十年，中国和西方诸国都各自处于一场帝国之内的巨大战争中，战争都指向帝国内部政治秩序和外部国际秩序的重建，然而重建的原则截然不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对神圣罗马帝国、欧洲诸国、罗马教皇以及嗣后欧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权国家的概念从此日渐风行，并在19世纪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抵达中国和中国周围的国家，最终于20世纪中后期彻底确立了在全球国际秩序中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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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1648年是大清顺治五年，在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的战争以后，除了王朝鼎革之外，其余的内政外交方面，并无根本的变化。一个旧的帝国倒下了，一个新的帝国正在站起来，多少沿袭着中国历代王朝走马灯一样的路数。然而，清朝此后因各种原因不断地开疆拓土，最终在18世纪后半期建成了一个比明朝要广阔许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对外体系方面，清朝并没有推行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策略，而是沿袭明朝的做法，与朝鲜、越南、琉球、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一带）、暹罗（即今泰国）、南掌（今老挝琅勃拉邦）、缅甸等周边国家以及荷兰等西洋国家建立了一套包括朝贡和跨国贸易在内的宗藩朝贡体系。中国自认为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中心与文明中心，诸国都是外藩朝贡属国。清代中国的这套国际秩序，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以来东亚、东南亚和内亚等很多国家的命运以及地区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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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大秩序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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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各自的国际秩序，自17世纪初期逐步确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什么交叉和重叠。中国的天下世界有其非常成熟的运作尺度，和同时代的西方秩序没有任何关联，中国自身也不以西方日渐开始界定的“亚洲”或者“东亚”作为其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地理认识体系中的自我标志。然而，一百多年后的1793年，即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四十七年前，这两套国际秩序发生了一次比较剧烈的冲突，且冲突在鸦片战争以后日益增加，最终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19世纪结束之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也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一整套国际秩序，逐步整合自身与“东亚”“东南亚”“内亚”以及整个世界的秩序，也彻底认同了近代西方的种种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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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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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乾隆皇帝（1711—1799）统治大清国的第五十八个年头，也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在位第三十四年，美国独立后第十七年以及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在任第五年。这一年的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乔治三世派遣来华的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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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革命，使乔治三世的大英帝国丧失了苦心经营一个半多世纪的富庶的北美殖民地，更使得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在全球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发展亚洲地区的贸易，特别是拓展对华贸易，成为英国推动海外贸易的重要日程。1773年以后，该公司已被英国国会主导，成为英国王权在印度以及中国地区开展对外活动的代理人。1792年，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开始创设“哥伦布日”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300周年的这一年，乔治三世任命马戛尔尼为大使，借庆祝乾隆皇帝八十万寿为名，前往中国交涉拓展英国在华贸易范围以及派代表常驻北京等事宜。中国方面认为这是“英吉利国”首次正式来华“朝贡”，上下做了一番准备，乾隆皇帝还特别指示沿途省份的地方官要好生接待英使一行，但也不能铺张过头，导致其藐视“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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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中国以后，马戛尔尼一行就觐见乾隆皇帝时的叩头礼仪一事，同中国方面发生了争执。中国官员要求马戛尔尼对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后者认为这是很不平等的一种礼仪，于英国国体有损，不能施行，但倘若必须如此行礼，中国与马戛尔尼同级的大臣亦要对着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坚持不下跪，焉何不跪呢？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主权国家平等的理念使然。中方为何坚持马戛尔尼等人要跪呢？此系天朝体制，历来如此，马戛尔尼既然是英王“贡使”，那么贡使都要跪拜磕头的，和朝鲜、越南、琉球、暹罗等国家的贡使一样。不要说贡使，三年前的1790年，越南国王阮光平亦亲自来朝跪拜，何况区区一个英国贡使乎？争执到后来，乾隆皇帝允许马戛尔尼一行单膝跪拜，算是一种怀柔外夷的折中策略（图1.1）。但是，乾隆对马戛尔尼提出的扩展贸易范围和派使常驻北京等条件，一概予以拒绝，并下了一道长长的圣旨给乔治三世，逐条驳回了其请求。英国使团的使命，于是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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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马戛尔尼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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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一行不是英国第一次尝试拓展对华贸易，在他之前有1757年前后试图把贸易扩展到宁波港的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1720—？），在他之后有1816年英国的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1773—1857）使团，都失败了。早在洪任辉事件后，清廷就明确了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贸易的体系，卖出买入也必须通过中国的“十三行”商家来完成。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并非由于叩头礼仪之争，而是因为英国背后的国际秩序完全不能够为中国所接受，乾隆在给乔治三世的回复中对此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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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一行的时候，使团中间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是马戛尔尼使团的秘书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的儿子。小斯当东聪明伶俐，在乘船赴华途中，跟着船上的中国师父学习了一些汉语，抵达热河后竟然可以用汉语简单对话，也能写一些汉字给中国官员看。82岁的乾隆皇帝对这个12岁的小孩子十分喜爱，把随身携带的荷包等物品赏赐给了他。小斯当东日后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驻香港和广州的文员，并翻译了《大清律例》和其他很多的中国作品，成为一名著名的中国专家。1816年他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秘书前往北京，却照样发生了跪拜礼仪之争，并遭遇了比1793年随乃父之行还要巨大的失败，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甚至没有接见他们。1821年，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小斯当东将清朝大臣图理琛出使当时位于俄国的土尔扈特部的记录《异域录》翻译为英文出版，他在译者前言中评论说：“就世界文明之邦的尺度衡量，中国的确是非常低的。”1840年4月，年近花甲的小斯当东作为大英帝国为数极少的精通中文的中国专家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表示赞成对华动用武力扫除交涉障碍，推动了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动武的提案，此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英关系，改变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改变了中国人进入“近代”后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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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常常批评乾隆对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甚至将他的圣旨中的一些话截取出来加以嘲笑，例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云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完全彻底地接受了马戛尔尼所生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里的话语与文明尺度，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程度的马戛尔尼，也是不同程度的小斯当东，认为清朝错失了一个走入“近代”文明的机会。假若文明可以用东方与西方二元来简单划分的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沿着这种轨迹，清朝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理解与描述里，大多数情况下仍旧是闭关锁国和保守孱弱的。事实上，我们往往忽略了站在马戛尔尼事件背后的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至少自明朝以降已经运行了数百年，乾隆时期的中国也完全浸淫在这套体系之中，并通过种种手段维系其运作，假如没有欧洲殖民主义渗入的话，这套体系很可能将会持续运作下去。要理解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以及19世纪中外秩序的剧烈冲突，我们首先应对清代历史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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