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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一行的时候，使团中间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是马戛尔尼使团的秘书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的儿子。小斯当东聪明伶俐，在乘船赴华途中，跟着船上的中国师父学习了一些汉语，抵达热河后竟然可以用汉语简单对话，也能写一些汉字给中国官员看。82岁的乾隆皇帝对这个12岁的小孩子十分喜爱，把随身携带的荷包等物品赏赐给了他。小斯当东日后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驻香港和广州的文员，并翻译了《大清律例》和其他很多的中国作品，成为一名著名的中国专家。1816年他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秘书前往北京，却照样发生了跪拜礼仪之争，并遭遇了比1793年随乃父之行还要巨大的失败，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甚至没有接见他们。1821年，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小斯当东将清朝大臣图理琛出使当时位于俄国的土尔扈特部的记录《异域录》翻译为英文出版，他在译者前言中评论说：“就世界文明之邦的尺度衡量，中国的确是非常低的。”1840年4月，年近花甲的小斯当东作为大英帝国为数极少的精通中文的中国专家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表示赞成对华动用武力扫除交涉障碍，推动了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动武的提案，此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英关系，改变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改变了中国人进入“近代”后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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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常常批评乾隆对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甚至将他的圣旨中的一些话截取出来加以嘲笑，例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云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完全彻底地接受了马戛尔尼所生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里的话语与文明尺度，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程度的马戛尔尼，也是不同程度的小斯当东，认为清朝错失了一个走入“近代”文明的机会。假若文明可以用东方与西方二元来简单划分的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沿着这种轨迹，清朝在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理解与描述里，大多数情况下仍旧是闭关锁国和保守孱弱的。事实上，我们往往忽略了站在马戛尔尼事件背后的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至少自明朝以降已经运行了数百年，乾隆时期的中国也完全浸淫在这套体系之中，并通过种种手段维系其运作，假如没有欧洲殖民主义渗入的话，这套体系很可能将会持续运作下去。要理解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以及19世纪中外秩序的剧烈冲突，我们首先应对清代历史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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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近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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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我们最好用一种较长历史时段的眼光，来观察近世中国历史的开端。这里的“近世史”，不同于我们平常谈论的“近代史”，虽然在英文表述上都可以用“modern history”一词概括。因为“近代”这个词，有比较强烈的追随近代欧美历史的色彩，并且派生了许多诸如“近代化”“近代性”之类的词语。在中国，学界曾长期将中英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西方的许多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则喜欢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1800年这个在纪元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但就其逻辑而言和中国的分期法并无二致，都是建立在一种中西差序文明的认知之上（本书后文对此有详细分析）。这种由“前近代”迈入“近代”的叙述方式，也同样被运用到中国周边许多国家的历史之上，大体而言，其标准都是欧洲势力的到来，具体表现是双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例如，在日本，这一转折点可置于1853年美国舰队到来及1854年日美《神奈川条约》；在泰国，可以置于1855年与英国签订的《包令条约》；在越南，是1862年与法国签订的《第一次西贡条约》；在朝鲜半岛，是1876年朝日《江华岛条约》。这种转折点，经常被称作某国打开了某国的大门，背后的含义是被打开者之前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之中。然而，如果我们抛却这种从中西“文明”的对立以及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差序文明格局的角度，并着眼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轨迹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近世中国会大不一样。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我们要讲，稍大一些的“近世史”也应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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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这里所说的中国近世史，开始于17世纪初，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时候，比鸦片战争的发生提早大约两个半世纪。为什么要放在17世纪初呢？从中国本国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时期东北的女真部落开始迅速崛起，在17世纪第二个十年建立了金国（后金），17世纪30年代发展为大清国，1644年入关统治中原，随后开疆拓土，逐步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台湾等若干广袤的地域清晰地纳入到中国版图之中（图1.2）。到了乾隆朝末期的18世纪90年代，清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渐趋融合的大一统的、连接欧亚的庞大的国家，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基础。另外，17世纪初也是中国同西方开始日渐频繁的交往的时期，主要是欧人的东来。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例如郑鹤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阐述得相当清晰了，而郑鹤声也恰是主张近世史始于明末清初的代表学者，但就“近世”这一中文术语而言，民国初年已经有学者将1644年到1911年的清代视为“近世”时期了。现在很多中外学者都将明末清初视为中国近世史或近代史的开端，例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等。在笔者看来，中国内部开始的变迁是界定中国进入近世时期的最重要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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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北京国子监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是清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历史明证。笔者2019年12月12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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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凡是学过一套中国朝代历史更迭的人，通常都会把清代排在这条更迭线索之末，清代看上去和明代乃至之前的朝代并无本质差别，这个自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清代治下的中国同明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的种种十分剧烈的再造中国国家和知识构建的运动之后，经常忽略这种不同，甚至意识不到，导致很多理解和论述动辄出错而不自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活在当下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要很好地理解已成既往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世中国历史，其实并不比别的国家的人来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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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差别与挑战。比如，我们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和明代的一样，都是君临天下之主，不过其是满人而已。刻下流行的有关清宫的影视剧中描述的皇帝，便是这种单一的天子角色。实际上，虽然大家都知道皇帝的天子身份，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已经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很多不同地方的民众在自身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理解清帝具体角色的时候是存在差异的。例如，清代的乾隆皇帝这位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大红大紫的主角，当时起码身兼四种混一的角色：对于崇奉孔孟程朱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乾隆皇帝是天子、皇帝，自然也是君、是父；对于满人这个清代统治集团而言，他除了是皇帝、君父之外，也是八旗中的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旗主，或者家主；对于蒙古外藩部落而言，他是大汗；对于藏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而言，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例如，北京著名的藏传寺庙雍和宫内的清帝画像，便是以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的；而有清一代，历代达赖喇嘛一直称呼清帝为“manjusiri dergi han”，字意是“文殊师利上汗”，汉译过来就是“文殊师利大皇帝”，所谓“文殊师利”就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而藏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即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1419）就被视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这就是为何有清一代五台山香火特别旺盛的一大原因。清代皇家信仰西藏黄教的人很多，这也是为何清代从盛京（即沈阳）到北京和热河等地，修建了一大批藏传佛教寺庙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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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代皇帝这个角色也并不好当，仅就文化学习而言就是一项苦差事：不仅要勤勉学习满、汉、蒙、藏、回等诸多文字，还要处理有关政治和宗教的很多事务（图1.3）。大约也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缘故，清代入关以来，不算末代皇帝溥仪，自第一代的顺治皇帝至第九代的光绪皇帝，均是夙兴夜寐、勤勉非常之人，可以说没有出过一个昏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旷古空前的。当然，清朝皇帝的这几种角色并不冲突，是完全合一的，普天之下都认可清帝的皇帝地位，这种多种角色的混一只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具体呈现之一，也是近世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明证之一，并不是要反过来抹杀多元文化中的哪一种或哪一类。类似的现象在文化多元的中国素来是不缺乏的，例如热爱道教的宋徽宗就曾自许“道君皇帝”，要做道教教主；而喜欢舞枪弄棒的明武宗曾自封“威武大将军”，做统领天下兵马的总兵官，等等，但这都并不妨碍其君临天下的皇帝身份，因此若以偏概全的话，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放在清代自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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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正门丽正门的石匾额。笔者2015年摄。从右至左分别是满文、藏文、汉文、维吾尔文、蒙文，实则并无等级秩序，只在表明多元中国的大一统。这种多民族融合的表现在清代以来的中国特别多，乃至于今天中国的人民币纸币上仍有五种法定的语言文字，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壮文。美国发行的纸币上除了面额1美元的纸币背面有三句拉丁文之外，都只使用英文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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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已经是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我们现在不应当只从天子或皇权这个角度来观察清朝皇帝以及整个清代社会，而应该从中国的文化多元性上加以理解，从中窥见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轨迹。同时，我们也会明白现在很多边疆地区的复杂问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也会了解我们所继承了的近世中国曾经是如何运作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安定，对今日中国而言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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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国的多元化，使学者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考察，但很多考察的结果并非不刊之论。20世纪末期，美国的历史学界出现了几位利用满文来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他们很注重强调清朝作为满人统治的国家的层面，其研究路数被称为“新清史”。所谓的“新”，简单说来，就是注重满文资料和满人自身的风尚传统，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学者，都是上百年前的事情了，无所谓“新”可言。然而，“新清史”的出现，令中国很多人神经紧张，觉得这种强调满洲因素的路数会抹杀中国历史等等。其实大可不必恐慌，著名的清代学者龚自珍（1792—1841）早就说过：“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氏此言，对“新清史”而言，足为釜底抽薪。满语至今仍是一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同胞，其母语锡伯语几乎和满语一样，他们的祖先是乾隆中期即1764年前后从东北迁到新疆戍边的。1949年以来，中国很多清朝的满文档案主要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名锡伯族学者辛勤翻译为汉语的，他们中有六位还是当年周恩来总理特意从锡伯自治县调到北京的。清代乃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它深刻改变了中国本身的面貌，而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任何片面的观察都可能导致偏颇。例如现在中国颇有一些人要通过发起所谓“汉服”运动，追求复古，四处鼓动宣传，其实是一种短视的体现，完全不懂得至少自17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不晓得这样的运动是在开中国历史的倒车，对我们当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多元融合的社会文化并无多少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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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秩序的运作：天朝上国与外藩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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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有两个中央机构负责外事，即理藩院和礼部。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门，建立于1636年前后，在1638年正式改名为理藩院，主要执掌蒙古各外藩的事务。在入关后，也负责新疆等地回部事务，以及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所以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俄罗斯同中国的交往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的。其实除了俄罗斯之外，理藩院主要处理的是中国版图之内的民族事务，并不是对外国的外交事务。所谓“理藩”的“藩”，就是指“外藩”，而“外藩”这个词，清代既用来称呼蒙古各部，即外藩蒙古，也用来称呼朝鲜、越南等国家，即外藩属国，其使用情景是有本质差别的，清代朝廷和负责官员并不会将其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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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真正负责国家间外交的机构，是中央六部之中的礼部。礼部设有四个司，叫“清吏司”，包括仪制清吏司、祠祭清吏司、主客清吏司、精膳清吏司，分别负责典礼、仪轨、学校、科举考试等等事情。其中的主客清吏司，是负责中国同外藩属国事务的主要机构，管理朝鲜、琉球、越南、缅甸、苏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对中国的朝贡事宜。理藩院负责的政治单元和礼部负责的政治单元，经常可以在北京或者热河互相见面。例如1780年，朝鲜的知识分子朴趾源，跟随其担任朝贡使团正使的堂兄朴明源，来华庆贺乾隆帝七十万寿，就在热河行宫见到了蒙古各部和回部的王公，并且有幸见到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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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多的政治单元中，差不多所有的外藩朝贡者，在清朝的政治语言中，都是以“远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赴华朝贡和贸易，动辄被描述为“万国来朝”“倾心向化”等等，以突出中国的文明中心地位。“远人”是一个政治文化上的概念，其身份的认同，取决于同中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同中国在地理上的远近。“远人”诸国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国家恰是跟清朝崛起时候的大本营地理距离最近的朝鲜王国，下面我们以清朝和朝鲜的交际为个案，来观察一下这套跨国体制的常规运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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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中国的文化秩序中位列“东夷”，在明清中国的宗藩政治话语中，朝鲜一直是“远人”“远国”“偏壤”等等，以期凸显中国天下文明中心的地位。朝鲜王朝建立于1392年，是高丽王朝的大将李成桂创建的政权。同年，李成桂遣使赴南京觐见明太祖朱元璋，请求册封国王，建立宗藩关系，以便正名，让他的政权合法化。朱元璋虽然选择了“朝鲜”作为李成桂政权的国号，但总觉得李成桂是篡位，不愿意册封他为国王，但到了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和儿子永乐帝的时候，在1401年和1403年两次正式册封了李成桂的儿子李芳远为朝鲜国王，赐给朝鲜国王明朝的亲王服制，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双方之间的君臣父子等级关系也得以确立。朝鲜更把明朝的一整套治国方法，从孔孟程朱到科举考试和天文历法以及法律法规等等，悉数引进，从根本上打造了一个小中国，自号“小中华”，引以为傲。16世纪90年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即朝鲜的“壬辰卫国战争”，明万历皇帝派大军入朝，拯救了朝鲜八道于危亡，从此朝鲜更奉明代中国为对其有“再造之恩”的“父母之邦”，年年遣使北京朝贡。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事大字小”原则的典型体现，即小国服侍大国、大国保护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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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金政权在入关之前，在与明朝的战争之中于1627年出兵打败了朝鲜，两国建立了兄弟关系（后金为兄，朝鲜为弟）。1636年皇太极称帝之时，在场的文武大臣都施三跪九叩礼，这是清朝自创的一种最高等级的礼仪，但在场的两名朝鲜信使拒不下跪，不承认皇太极的皇帝地位，朝鲜国王李倧也不承认。于是，皇太极挥师东征，于1637年初征服了朝鲜，李倧投降，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地方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礼，朝鲜从大明的藩国转变为大清的藩国，双方从兄弟关系变成了君臣父子关系（图1.4）。自1644年清从盛京（即沈阳，清朝改沈阳为盛京）迁都北京城，至1895年《马关条约》结束宗藩关系，朝鲜的贡使年年赴京朝贡，是诸多外藩属国中最为频繁的一个。贡使觐见皇帝时，都要施行若干跪拜叩头的礼仪，以一种模范的作用，强化了“外夷”恭奉天朝中国的行为，这一重要作用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十分明确，而清代作为满人建立的王朝，对此点更为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不断通过对朝鲜的恩赐和怀柔，来昭显“怀柔远人”的天朝体制。所以，朝鲜是清代宗藩体系中的模板，是一个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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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南汉山城南门至和门及其城楼。笔者2010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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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看来，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朝鲜谨守礼法的行为，虔心向化，敬奉天朝这一文明中心。如上文所言，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时曾围绕着是否要对乾隆皇帝施行三跪九叩之礼同中方发生了冲突，后来乾隆皇帝同意英使以单膝跪地行礼，但英使的外交和商务使命均告失败。天朝上国并未因为失去了一个不识时务的马戛尔尼而感到有任何的不妥。马戛尔尼走了以后，朝鲜使臣仍旧年年进贡磕头。在这年复一年的进贡磕头的背后，中朝两国在君臣道义上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中国的天下秩序也得以体现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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