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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使臣就入住外藩使臣来京的官方旅店—会同四译馆。中国主管对外交往的礼部，连同户部、工部、兵部、内务府、光禄寺、都察院、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等等一干机构，负责招待使团所有人员的住宿膳食等事务。这是一项很大的招待工程，不仅需要准备很多餐桌，以及大量鸡、鸭、牛、羊和瓜果时蔬，有时候也需要准备很多临时的大帐篷招待多出来的人员，对清政府而言这属于完完全全的赔本买卖，负担很重。本来，按照宗藩礼制，入住四译馆之后，总有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负责把守，入住人员不得外出四处走动，但朝鲜使臣和从人们，因为年年来京，彼此熟悉得很，所以到京后四处游走的，着实不在少数。清廷一度有所管制，后来不得不流于形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若干当时使臣和中国文人大臣们的诗歌唱酬，就是在这种几乎不分你我的情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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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朝鲜的赴京使臣在二三百年之间留下了数百卷旅行日记，合称《燕行录》，是现在学者观察当时情形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朝贡使臣都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文人，本着本国“小中华”的心态轻视清朝，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屑于同清朝人进行文化交流的，到了北京后就闭门不出。到了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意识到了清朝不仅不会像朝鲜一直想象的那样因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而倒台，反倒在现实中日益变得繁荣强大，远非朝鲜可比，因此他们开始走出行馆，积极同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且不分满汉，由此开启了双边交往的另一个长达百余年的传统。朝鲜王朝的官方语言是文言汉语，虽然发音与中国不同，写法却是一致的，因此双方知识分子可以笔谈，也就留下了大量的笔谈记录。《燕行录》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写成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权开始推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谚文，而谚文在写法和语法上都和汉语差别很大，所以现代的中国人阅读《燕行录》反而比朝鲜半岛上的人容易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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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期间，使团的正副使等人忙着和清廷打交道，演习礼仪，觐见皇帝。而从人和商人等人，则忙着在会同四译馆和中国的商人们交易，一片讨价还价，好不热闹。这种市集，别的国家只能享受三五天，而朝鲜和琉球却不设时限，往往喧腾十几天到几十天。朝鲜的高丽纸、人参之类，中国江南的丝绸、瓷器等等，均可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彼此买卖流通。这些朝鲜的商人们，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先后在栅门和盛京等沿途的地方做了一些生意；待他们回去的时候，还要沿途做一些生意。天朝恩典，这些生意对朝鲜都是免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正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顺治以前，清朝的钦使团到朝鲜的时候，还是可以做生意的，但顺治皇帝明令禁止后，清朝赴朝鲜的使团，不仅人数上只有二三十人，更不允许在汉城等地从事任何商贸活动，事毕即旋。后来，清朝的钦使抵达汉城之后，基本上就是在汉城西门郊外的慕华馆一带（今首尔独立门附近），以及朝鲜王宫景福宫内举行相关的礼仪，而后就是待在官方旅店南别宫之内，和国王举行几次茶宴，最后沿着陆路返回北京，每次也就能在汉城待上三四天的光景而已（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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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清雍正时赴朝鲜的钦差敕使阿克敦（1685—1756）归国后命人所画的《奉使图》内的一幅，展示了在汉城时朝鲜国王款待阿克敦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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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汉城、盛京和北京的这条陆路朝贡路线，以朝鲜商人为主力军，带动了沿路很多城镇的商业繁荣。这条路线，在朝鲜19世纪70年代开放通商口岸之前，是东亚近世历史上最为繁华的跨国长途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的南端，以朝鲜和日本的交往为途径，经过釜山，连接上对马岛、长崎、大阪、京都、江户（即今东京）。日本出产的大批白银，就是经过对马岛和朝鲜之间的商贸，流入朝鲜，进而通过朝鲜贡使团，流入中国的。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在18世纪内朝鲜使团每年输入中国的银两在50万到60万两之间，推动了中国康雍乾时代繁荣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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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清代的“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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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宗藩体系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是“闭关锁国”的，推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所谓广州一口通商，只是指中国对“西洋”诸国在广州通商，而不是对所有外国都在这一个地方通商。在宗藩体制内，北京对来华“朝贡”和“互市”（即做生意）的外国，均有具体的指定区域和进京路线，英国、法国等“西洋”诸国，要到广州，经过中方的“十三行”等官商来同中国人贸易；琉球要先到福建，越南要先到广西，而后沿着进贡路线进京贸易，如此等等。英、法、荷兰等欧洲国家，按照规定只能前往广州贸易，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大清国就广州一个口岸在对外开放。其实，清朝在东面同朝鲜紧密联系，在南边同西洋诸国、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相联系，在西北和东北同俄罗斯相联系，商贸往来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清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并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鸦片战争直接改变的，不过是西洋诸国通过获取其余通商口岸来扩大商贸交往的地域而已，清廷当时之所以不认为鸦片战争有多么重要，和其在天朝体制内的宏观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晚清中国而言，一般流行的说法和印象，也认为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宗藩体制崩溃了，被舶来的条约体系取代，但实际上两个体系在鸦片战争后仍旧同时存在，新体系并未对传统体系造成根本性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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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清代历史来划分的话，中西交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清初至乾隆时期为一段，自鸦片战争后为第二段。前一段属于宋元明以降的持续而缓慢的进程，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图1.7）。这一阶段尤其以晚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Jesuits）同中国朝廷的交流为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38—1715，1643—1715年在位）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耶稣会士甚至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但到了雍正朝1724年明令禁教以后，这一交流逐渐停止了下来。这一阶段中西国家和政府之间的交往或冲突是极少的，最为剧烈的大约当属中俄在雅克萨地区的冲突和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其次就是乾隆末期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了。至于欧洲的传教士，中国朝廷以发挥其才智为主要取向，没有什么鲜血涂地的教案发生。鸦片战争以降的第二阶段，是欧洲国家在自由贸易和海外扩张的推动下强势东来的时期，与中国屡屡发生战争冲突，表现甚属剧烈，昔日对中西沟通举足轻重的传教士转而在新开启的中西国家间外交中黯然失色，而且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自重，引发了多种中外矛盾，造成很多严重的教案与外交纷争。中国自秦皇汉武以来，从未与泰西各国有如此大规模的接触，此即李鸿章所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而中国在这种挑战之下也开始了近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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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宪历（乾隆时期为了避乾隆帝弘历的名讳而改为“时宪书”）首页，标明“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所谓“新法”即“西洋新法”，是指明朝从崇祯二年（1629年）到七年（1634年）由徐光启（1562—1633）为首的北京历局，在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人的协助下编成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当时欧洲的天文历法和球面几何计算方法。明朝在用这套新法印行历书前就灭亡了。清军入关后第一次用这套西洋历法来编印历书，即时宪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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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美国经济史学者彭慕兰博士（Kenneth Pomeranz）曾经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一种学说，认为1800年前后中国（主要是江南地区）和欧洲（主要是西欧）开始向两种方向发展，出现了所谓“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中国学者附和赞成这种说法的也有不少。实际上，这种观察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比较经济模式之上的一种分析，有其非常敏锐的一面，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例如，倘若我们以科技史层面来观察的话，所谓“大分流”是一种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说法，因为中国在1800年之前早就融合了中亚和西欧的技高一筹的理论和方法，到了1800年以后甚至进一步更新了推步算法，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大合流。假如要从这种合流之中硬性分出上下优劣，可能也是很不合适的。1800年这个以欧美世界殖民扩张史为基准而划定的年限，对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融合进世界秩序的中国而言，并不具备特殊的意义，而这也是笔者提倡1600年以来的近世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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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鸦片战争只是以剧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加剧了中国的这一融合进程，而非这一长久进程的开始，也不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始。因此，今天的我们愈是推崇林则徐、魏源等人，愈会强化我们对鸦片战争这一突发的剧烈历史事件的种种后发的解释，愈发执迷于长枪大炮和高楼大厦的近代化理解之中，愈会强化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中国闭关锁国”论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分流的全球史理解模式，愈看不到更大的、更长远的中西交通和大合流的历史图景。林则徐、魏源我们要讲，之前的也应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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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和兼收并蓄的进程之中，只是前半期被后半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因为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受的种种屈辱，绝大多数都和在与西洋诸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战败有关，而中国近代化的展开，又系欧风美雨东渐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思考近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中西二元体系之内，忘记了其余的很多因素，将“外国”缩小至欧美诸国，主要是英法德美等几个国家，进而强调晚清开启的以富国强兵和机械制造为核心的非常直观的“近代化”的历史呈现，忽略了此前已经开始的、更远的、多层面的历史进程，并把这种片段性的观察结果加于整个中国历史之上，强化了19世纪中国从“前近代”到“近代”的剧烈转变，并盖棺定论。当我们大谈“西化”的时候，脑袋中的参照物便是欧美诸国，背后的逻辑便是中西二元对立。更深一层的话，便是中国老大帝国的保守落后，对比欧美诸国的开放先进。这已经是一种非常片面化的历史观念的体现，常常在不经意间表露无遗，却忽略了当时中国自身在近代经历的天下观念的巨大转换，及由此在近代外交层面产生的种种连锁的剧变和外在表现。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上仍旧生活在这一剧烈转变的余波之中，很多知识分子无法跳出这种剧变的窠臼，这其实是难免的，其情景正如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南宋士人们对天下剧变的那种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强烈反应之下的话语建设，则将影响后来更多时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这里不是要说我们不要做近代化的功夫，而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认清晚清中国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今日回顾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外关系，以及反思近代中国历史，尤当以重新认识自我近世历史为宗旨，方能适应明日中国发展大势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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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晚清中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在讨论“同治中兴”时曾指出：“认为中国完全不接受新事物是根本不对的，但是认为那些新事物会在一张白板上发展起来也照样是错误的。”虽然我们上面强调了清代中国的开放，但就思想与文化方面而言，中国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具有非常成熟完善的体系，对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十分深刻。雍正朝禁教以来，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中国对西洋诸国的了解也逐渐减少。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虽然通过服务于清廷的耶稣会士对西洋的国家和知识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并没有成为自上而下推而广之的大众知识。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封疆大吏，对四书五经如数家珍，但对环球地理知识以及西洋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或者接近于零，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图1.8）。这种情况在乾隆中后期清代走向入关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局面之后，变得更为突出。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参与中英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1787—1858）和广东布政使黄恩彤（1801—1883），以及嗣后著书论说的魏源（1794—1857），都是脑袋比较灵活的读书人，而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并最终客死他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就属于坚信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的天子门生。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不幸，恰在于喜欢谈义理的人较多，而愿意参与且能够有效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之人较少，耆英最后还是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法方面谈判不力被咸丰帝赐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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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皇清职贡图》之“英吉利国夷人”，清丁观鹏等绘，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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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着眼，中国与西方世界这种大的沟通与交流仍显示出一种长久而缓慢发展的趋势，今天的中国或许是处在这个变迁过程中的比较靠后的部分，但还远未结束。我们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反映。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何直到今天中国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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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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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二章 19世纪中期中美的双双“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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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时的中国秩序及其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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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往起源于美国成立不久之后的来华贸易。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同年8月抵达广州，这是美国独立后第一艘抵达中国的商船，开辟了中美贸易的一个新时代。学界称此一时期的对华贸易为“旧对华贸易”（Old China Trade），这是针对后来1844年中美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之后的对华贸易而言的，所以“旧对华贸易”延续了正好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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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船来华，并非是美国政府主导的行为，完全是一些商人为了财富靠着拼命三郎的精神实现的。这些商船来到广州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从制度和空间上建设得相当完善和成熟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英、法、荷兰等国的商人已经在这套体系内进行对华贸易长达数十年之久。中国明清时代的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外学界数十年来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其涉及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制度，因此贸易又与中国的外交制度相辅相成。倘若对这一宗藩朝贡和贸易制度进行一种学理化的抽象概括，则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因为其在具体的双边交往中有着相当复杂而多元的表现。这里我们从一条线索来简单地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