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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清代平定西域后五十功臣之一的三等侍卫克什克巴图鲁伍克什尔图（满文名Wuksilto）的画像，是紫光阁挂像之一，由图可见八旗劲旅当时所用的弓箭等冷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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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美两国内部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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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中美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即《望厦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两国都经历了剧烈的内部战争，在中国主要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美国是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这种剧烈的内部战争以及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内外应对措施，使得两个国家在战后都获得了一种新生的动力，延续了两个大国的生命力，可谓是一种“中兴”。我们在理解这两个大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交往之时，应该考虑到此种历史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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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就是通常所谓的“同治中兴”，即同治皇帝在位时候的发展，而这一中兴之本质，实是清王朝的自救。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结，使得清王朝得以继续生存，但这两场内外战事与战争动员，大大改变了清朝的总体结构，例如行政架构、官僚结构、军事制度、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等方面，而思想层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特别是西学的引入和洋务思想的推行。行政架构上，清廷成立了一个临时外交机关，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原本是应付第二次鸦片战争善后外交问题的，打算办完就撤，所有人都是临时兼职，讵料外国公使战后驻京以后都把这个机构当成中国新成立的外交部，总理衙门不仅没有裁撤，反而上升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机构，一直到1901年改名外务部，也就是外交部了。官僚结构上，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大批的汉人晋升为总督、巡抚，他们的幕僚也开始全面渗入官场，掌握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这是清朝行政体系在满汉出身比例结构上的一大变革。军事上，传统的八旗军和绿营兵开始彻底没落，文官曾国藩拉起来的“选士人，领山农”的湘军，以及曾国藩的门徒李鸿章拉起来的开始采用西式阵法和枪械的淮军，逐渐成为此后中国主要的军事力量。捆绑在这一军事集团之上的若干将领也逐渐成为地方督抚大员，例如此后的新疆省首任巡抚刘锦棠、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都是湘淮干将。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举国开始了所谓的“洋务运动”，设立兵工厂和军事教育学校，制造西式坚船利炮，并最终成立了近代海军，同时在北京和广州等地方开设同文馆，开授西式课程，翻译西文西报，培养外交人才，中国也因之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大批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财税方面，中国一方面在内陆设卡征收“厘金”，创设了新的厘金制度，另一方面在位于上海的英法美等国的主导之下逐步建立起了近代西式海关税务司制度，挽救了晚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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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立之时只有大西洋沿岸的13个州，但这个国家迅速走上了扩张之路，于19世纪前中期进入了加速扩张阶段，且手段多样化。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领土顿时翻了一番，这是其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开始。1845年美国获得了得克萨斯州，是向西扩张的一件大事。这一扩张的理念牢牢建立于文明差序的逻辑之上，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西进。人们通常称美国的向西扩张为“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或“西部扩张”（Westward Expansion），但是至今为止美国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上很少使用这两个词，其通行称谓系“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就是上帝赋予美国将自身的文明和制度推行到别的地方的使命。这个词是纽约杂志和报纸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在1845年的一篇文章中发明的，他在1839年的另一篇相关文章中宣称：“我们国家的诞生，乃是一段新的历史的开始，也是一种从来未被尝试过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点将我们和过去分开来，并且只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我们的国家注定将成为未来伟大的国家。”在美国于1845年吞并得克萨斯州以后，这种说法变得十分流行，不断强化的“昭昭天命”观念合法化了美国向西部继续推进的进程，因为一切新增加的领土都可以说是置于美国这种文明的关怀之下。1848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后，更是大大推动了美国向西扩张的进程，1850年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变成了一个州（即通常所说的加州），1859年加州以北相连的俄勒冈州加入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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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861—1865年陷入了南北战争，实是南北两种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激烈竞争，最后北方胜出，其脱胎于新英格兰地区的若干政治理念取得了主导地位，使战后美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首先，奴隶制度从法律层面上被废除，特别是旨在废除奴隶制和给予非裔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使得美国进入了著名的“战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虽然实际上南部各州展开了许多其他的行动加以抵制，并将种族隔离制度变相地延续到了20世纪后半期，而且全美女性一直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时候才全面获得了选举权，但林肯总统时期奴隶制度的废除是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地理人口分布的划时代的大事，可以说重造了美国，也给了美国一次新的生命。其次，内战后联邦政府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以前联邦主要负责邮政事务，但内战后大大扩展了权力范围。最后，内战后美国推行十分开放的移民政策，特别在废除奴隶制度导致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的情况下。大量的华人劳动力和来自爱尔兰等国家的劳动力涌入，散布在从东部的麻省到西部的加州的广袤大陆上，既为这个国家补充了亟须的劳动力，又为一个新的多元的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一时期，横跨大陆东西两侧的铁路网也建设成功，进一步从地理和时间上源源不断地为一个新兴大国提供着各种自然和人工资源，更将美国各地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美国在地理上、空间上、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和社会上都开始昂首阔步地进入一个新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工业和基础建设极大发展，财富实现巨大积累，为其继续崛起并最终走向海外扩张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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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美国也重新定义了自身与欧洲有联系却非常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且其向前推进此种美式文明的脚步再也没有停下过。1872年，美国画家约翰·贾斯特（John Gast）创作了一幅名为《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的油画，为“昭昭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添砖加瓦，后来成为描述美国西进运动的经典画作。此画背景中有朝气蓬勃的都市、往来如梭的船只，近景中描述了美国殖民者正在开垦新的殖民地，印第安人正在仓皇逃离这片故土，而飞在空中的作为美国象征的哥伦比亚女神，右手手持学校教化之书，左手手持从文明都市之区一路延伸出来的电报线，飘然前行，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这幅画强烈地突显了美国工业文明不可阻挡、横扫一切的力量，呈现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明，而以哥伦比亚女神为代表的一侧势必要压倒和取代另一侧的文明。同时，哥伦比亚女神的形象也淡化了美国的欧洲根源，尽管这一女性形象最早是在英国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出现的，但此时她只是美国文明的代名词，并且在各种画册、宣传品甚至雕塑中都可以找到哥伦比亚女神的形象（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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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乔治·克劳富特（George A. Crofutt）1873年的《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彩色石印版画，其蓝本是约翰·贾斯特1872年的同名油画。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 97507547。贾斯特的画作现藏于洛杉矶的奥特利美西博物馆（Autry Museum of the America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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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在美国历史学会做了一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演讲，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和美国自身认同的形成，跟向西拓展边疆密不可分，恰是加州这些边疆州让美国区别于其脱胎而来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特纳“边疆假说”，它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西进的历史合理化，进一步从学术层面为美国向西扩展其“文明”模式的“昭昭天命”观念提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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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作为一名学者，其研究在地理上终结于大陆最西端的加州，而实际上美国这种以新英格兰地区为大本营的向外拓展文明的心态，早就远逾加州继续向太平洋对岸推进。在19世纪中期，随着达尔文生物学进化理论与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一种被后世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遍布殖民主义国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游戏规则，对后来的世界历史轨迹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乃至于我们今天仍旧或多或少地生活在为这种轨迹所定位的历史空间之内。当时的美国也加入了这一国际游戏，以多元的手法推行扩张政策。美国不缺乏俄罗斯帝国那种直接领土占有（territorial acquisition）的手段，又携带着大英帝国的“商业、文明与基督教”（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三大武器，同时浸染着浓厚的法兰西帝国“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色彩。这种历史背景可以解释为何19世纪大批美国传教士蜂拥入华，因为在他们看来，“拯救中国”或者建设一个崇仰基督教的新的中国乃是其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之责任，更是上天带给他们的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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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混合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除海外市场早已渗入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还兼并了夏威夷，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群岛和部分萨摩亚群岛等等，成为全球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员新兴干将，其帝国横跨东西两个半球。这是美国在全球历史上的一个大分水岭，美国国内经过激烈辩论以后，最终拥抱了帝国主义，并且国内衍生出很多诸如美国独一无二或与传统欧洲帝国主义不同的帝国主义等解释。当时中国的清朝，却在重重危机之下摇摇欲坠，终于在1912年初画上了句号。清朝灭亡以后，美国继续在中国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竞争，最终于1949年退出了中国大陆。自1784年美船来华，到1949年美国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地区，总计165年，其在华商贸获得了长足发展和巨额利益，其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努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成果，但就其一直以来试图改变中国发展轨道的宗教上的梦想而言，算是彻底失败（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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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1869年9月25日美国纽约的《哈珀斯周刊：文明之刊》（Harper’s Weekly: A Journal of Civilization）第624页刊发的亨克·多尔（Hunk E Dore）的插图，题为“最后一个加入家庭的成员”（The Last Addition to the Family）。画中象征着美国的哥伦比亚女士（Lady Columbia）怀抱着一名夸张化的中国婴儿，意味着基督教的美国要拯救幼稚的、尚未开化的中国，使其进入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文明的差序、基督教的救世情怀、美国对中国的理解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展望等等，皆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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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时，双方已经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过，在中南半岛也在暗暗较量，全球冷战到彼时虽然还不到30年，但两国对彼此都已经十分陌生，互相了解很少。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的运筹帷幄，使两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历史的相遇期。从197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快半个世纪，从双方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两个大国的相遇期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其经贸上的摩擦只是这种相遇期中的波浪，从长远而言并不能改变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大趋势，而事实上的确如中国方面一直强调的那样，两国和则两利、争则两伤。当此之时，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中美两国在晚清时分第一次相遇的历史，为今日了解双边关系提供一些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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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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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乙篇 灵魂与银子：“中国风”、茶叶与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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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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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风”与欧美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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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欧洲的“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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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年，刚从中国元朝回国不久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对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被关进了热那亚的一所监狱，并结识了来自比萨的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作为一个热情澎湃的浪漫主义作家，鲁斯蒂谦把马可对他描述的来往中国的见闻写了下来，很快成为畅销欧洲的书籍，即《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人烟稠密且安定有序的地方，这对于正在四处开展贸易的欧洲人而言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到中国去，成了很多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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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二百年以后，西方诸国仍旧在继续热切地寻找和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途径。扬帆抵达“东印度”（East Indies）并与之进行贸易，成为当时一批冒险家的奋斗目标，也是各国王室争相资助这些冒险家进行海外探险的动力。这群冒险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而哥伦布这位寻梦者恰恰出生于当初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同狱共济的热那亚共和国。最终，哥伦布获得了急切希望推动与东方贸易的西班牙国王的支持和赞助，并于1492年踏上了前往梦想中的东印度的第一次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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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哥伦布的船队在成功越过了大西洋之后，于1492年10月12日凌晨2时，抵达了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礁岛群东南方向的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日后被称为圣萨尔瓦多岛（San Salvador Island）。哥伦布麾下的西班牙船员们发现岛上的树木、植被都很奇特，而岛上说着他们根本不懂的语言的原住民让他们更为惊讶，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的种族，从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到马可·波罗的旅行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他们。问题是，这些人是中国人吗？这个地方是不是中国？如果不是的话，距离中国还有多远呢？哥伦布等人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