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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861—1865年陷入了南北战争，实是南北两种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激烈竞争，最后北方胜出，其脱胎于新英格兰地区的若干政治理念取得了主导地位，使战后美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首先，奴隶制度从法律层面上被废除，特别是旨在废除奴隶制和给予非裔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使得美国进入了著名的“战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虽然实际上南部各州展开了许多其他的行动加以抵制，并将种族隔离制度变相地延续到了20世纪后半期，而且全美女性一直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时候才全面获得了选举权，但林肯总统时期奴隶制度的废除是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地理人口分布的划时代的大事，可以说重造了美国，也给了美国一次新的生命。其次，内战后联邦政府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以前联邦主要负责邮政事务，但内战后大大扩展了权力范围。最后，内战后美国推行十分开放的移民政策，特别在废除奴隶制度导致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的情况下。大量的华人劳动力和来自爱尔兰等国家的劳动力涌入，散布在从东部的麻省到西部的加州的广袤大陆上，既为这个国家补充了亟须的劳动力，又为一个新的多元的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一时期，横跨大陆东西两侧的铁路网也建设成功，进一步从地理和时间上源源不断地为一个新兴大国提供着各种自然和人工资源，更将美国各地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美国在地理上、空间上、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和社会上都开始昂首阔步地进入一个新的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工业和基础建设极大发展，财富实现巨大积累，为其继续崛起并最终走向海外扩张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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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美国也重新定义了自身与欧洲有联系却非常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且其向前推进此种美式文明的脚步再也没有停下过。1872年，美国画家约翰·贾斯特（John Gast）创作了一幅名为《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的油画，为“昭昭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添砖加瓦，后来成为描述美国西进运动的经典画作。此画背景中有朝气蓬勃的都市、往来如梭的船只，近景中描述了美国殖民者正在开垦新的殖民地，印第安人正在仓皇逃离这片故土，而飞在空中的作为美国象征的哥伦比亚女神，右手手持学校教化之书，左手手持从文明都市之区一路延伸出来的电报线，飘然前行，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这幅画强烈地突显了美国工业文明不可阻挡、横扫一切的力量，呈现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明，而以哥伦比亚女神为代表的一侧势必要压倒和取代另一侧的文明。同时，哥伦比亚女神的形象也淡化了美国的欧洲根源，尽管这一女性形象最早是在英国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出现的，但此时她只是美国文明的代名词，并且在各种画册、宣传品甚至雕塑中都可以找到哥伦比亚女神的形象（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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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乔治·克劳富特（George A. Crofutt）1873年的《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彩色石印版画，其蓝本是约翰·贾斯特1872年的同名油画。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 97507547。贾斯特的画作现藏于洛杉矶的奥特利美西博物馆（Autry Museum of the America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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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在美国历史学会做了一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演讲，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和美国自身认同的形成，跟向西拓展边疆密不可分，恰是加州这些边疆州让美国区别于其脱胎而来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特纳“边疆假说”，它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西进的历史合理化，进一步从学术层面为美国向西扩展其“文明”模式的“昭昭天命”观念提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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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作为一名学者，其研究在地理上终结于大陆最西端的加州，而实际上美国这种以新英格兰地区为大本营的向外拓展文明的心态，早就远逾加州继续向太平洋对岸推进。在19世纪中期，随着达尔文生物学进化理论与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一种被后世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遍布殖民主义国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游戏规则，对后来的世界历史轨迹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乃至于我们今天仍旧或多或少地生活在为这种轨迹所定位的历史空间之内。当时的美国也加入了这一国际游戏，以多元的手法推行扩张政策。美国不缺乏俄罗斯帝国那种直接领土占有（territorial acquisition）的手段，又携带着大英帝国的“商业、文明与基督教”（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三大武器，同时浸染着浓厚的法兰西帝国“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色彩。这种历史背景可以解释为何19世纪大批美国传教士蜂拥入华，因为在他们看来，“拯救中国”或者建设一个崇仰基督教的新的中国乃是其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之责任，更是上天带给他们的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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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混合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除海外市场早已渗入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还兼并了夏威夷，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群岛和部分萨摩亚群岛等等，成为全球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员新兴干将，其帝国横跨东西两个半球。这是美国在全球历史上的一个大分水岭，美国国内经过激烈辩论以后，最终拥抱了帝国主义，并且国内衍生出很多诸如美国独一无二或与传统欧洲帝国主义不同的帝国主义等解释。当时中国的清朝，却在重重危机之下摇摇欲坠，终于在1912年初画上了句号。清朝灭亡以后，美国继续在中国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竞争，最终于1949年退出了中国大陆。自1784年美船来华，到1949年美国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地区，总计165年，其在华商贸获得了长足发展和巨额利益，其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努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成果，但就其一直以来试图改变中国发展轨道的宗教上的梦想而言，算是彻底失败（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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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1869年9月25日美国纽约的《哈珀斯周刊：文明之刊》（Harper’s Weekly: A Journal of Civilization）第624页刊发的亨克·多尔（Hunk E Dore）的插图，题为“最后一个加入家庭的成员”（The Last Addition to the Family）。画中象征着美国的哥伦比亚女士（Lady Columbia）怀抱着一名夸张化的中国婴儿，意味着基督教的美国要拯救幼稚的、尚未开化的中国，使其进入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文明的差序、基督教的救世情怀、美国对中国的理解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展望等等，皆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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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时，双方已经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过，在中南半岛也在暗暗较量，全球冷战到彼时虽然还不到30年，但两国对彼此都已经十分陌生，互相了解很少。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的运筹帷幄，使两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历史的相遇期。从197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快半个世纪，从双方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两个大国的相遇期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其经贸上的摩擦只是这种相遇期中的波浪，从长远而言并不能改变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大趋势，而事实上的确如中国方面一直强调的那样，两国和则两利、争则两伤。当此之时，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中美两国在晚清时分第一次相遇的历史，为今日了解双边关系提供一些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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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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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乙篇 灵魂与银子：“中国风”、茶叶与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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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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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风”与欧美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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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欧洲的“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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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年，刚从中国元朝回国不久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对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被关进了热那亚的一所监狱，并结识了来自比萨的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作为一个热情澎湃的浪漫主义作家，鲁斯蒂谦把马可对他描述的来往中国的见闻写了下来，很快成为畅销欧洲的书籍，即《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人烟稠密且安定有序的地方，这对于正在四处开展贸易的欧洲人而言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到中国去，成了很多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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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二百年以后，西方诸国仍旧在继续热切地寻找和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途径。扬帆抵达“东印度”（East Indies）并与之进行贸易，成为当时一批冒险家的奋斗目标，也是各国王室争相资助这些冒险家进行海外探险的动力。这群冒险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而哥伦布这位寻梦者恰恰出生于当初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同狱共济的热那亚共和国。最终，哥伦布获得了急切希望推动与东方贸易的西班牙国王的支持和赞助，并于1492年踏上了前往梦想中的东印度的第一次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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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哥伦布的船队在成功越过了大西洋之后，于1492年10月12日凌晨2时，抵达了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礁岛群东南方向的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日后被称为圣萨尔瓦多岛（San Salvador Island）。哥伦布麾下的西班牙船员们发现岛上的树木、植被都很奇特，而岛上说着他们根本不懂的语言的原住民让他们更为惊讶，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的种族，从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到马可·波罗的旅行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他们。问题是，这些人是中国人吗？这个地方是不是中国？如果不是的话，距离中国还有多远呢？哥伦布等人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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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自己打心眼里希望称呼岛上的土人为印度人，而且这些土人里面有一些看上去好像真的会把他和他的船队引领到“日本”（Cipangu）或者“中国”（Cathay）去一样。这些土人带领哥伦布穿过巴哈马到了现在的古巴西北部，在这个地方，哥伦布派遣了手下的阿拉伯翻译官登陆，去拜见一位部落首领。西班牙人称呼这一带的部落首领为“卡西克”（cacique），而哥伦布认为卡西克就是“中国皇帝”。但是，连哥伦布自己也发现，岛上由茅草棚组成的村子实在难以和马可·波罗笔下觐见元朝忽必烈大汗时大都的雄伟壮丽相提并论，其余方面也不难信手发现天壤之别。哥伦布很快意识到，自己找错了“中国”。但此行的发现也足以振奋人心，所以船队在1493年3月15日返回西班牙港口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这一事件，即现在美洲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势力迅速扩展到了这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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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哥伦布引以为憾的是，他的新航路“发现”的“东印度”，并非真的印度和日本，更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令人神往的中国。从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最初开辟东方国际贸易之路的动机上看，这其实是一场南辕北辙的失败生意；但从扩展海外市场、夺取殖民地以及自然资源和拓展奴隶贸易等角度而言，却是无心插柳的成功一举，并且逐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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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之行五年后的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就抵达了印度卡利卡特（即“古里”），欧洲诸国顺藤摸瓜，终于找到并抵达了真正的中国，对亚洲地区的远航和大宗贸易以及殖民主义更是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欧洲诸国在17世纪上半叶纷纷成立了旨在开展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而其中“东印度”的叫法恰是这种延续多年的中国情结的体现。英国最早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858年解散），其贸易范围囊括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自成立之初就获得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给予的在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垄断权，这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引领着欧洲大陆和美洲殖民地的东方商品消费以及“中国风”的潮流表现。荷兰紧随其后，于1602年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799年解散），并于1621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1674年解散）。法国于1664年组建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1794年解散），瑞典也于1731年组建了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1813年解散）。欧洲诸国的王室、贵族和民众，开始广泛地通过各路东印度公司来了解遥远的“东方”，而这种理解又是以来自东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物品为中介来进行的，于是本土资本、洲际贸易和对他者的知识构建以及欧洲前所未有的全球殖民主义开始紧密结合在一起（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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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707到1801年之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旗。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在1775—1777年启用过第一面国旗即“大联邦旗”（Grand Union Flag），设计和此旗完全一致，只是长宽比例有所不同，故此旗与独立后的美国新国旗也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