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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商人热心于从中国和所谓东方市场上获取利润的时候，欧洲的传教士却热切地希望将中国变为奉教之国。15世纪以降，随着欧洲海外贸易航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国传教之路，最早的一批是耶稣会士。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是1540年得到教皇承认的罗马天主教男修会，其会士遍布世界各地。欧洲诸国对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充满了无比的好奇和向往，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群体对中国形象的描绘。耶稣会士最早进入中国的可能是明末万历年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利玛窦在中国传教采取因地制宜的手法，同时也走先影响饱学之士和政府官员，然后渐次由上而下教化民众的路线，他本人也学孔孟、着儒装、戴儒帽，和徐光启等中国朋友打成一片，终于得以立足。耶稣会士以引介欧洲科学技术方法为其传教的主要工具，因此他们在中国科技史上的足迹远比宗教史和政治史上的深刻，而有些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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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中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的插图。徐光启是受洗教徒，教名保禄（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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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利玛窦本人就是中国地理学和制图学上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人物（图3.2）。1584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后，很快根据中国人的世界观念编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后来的重绘版本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得到了明神宗万历皇帝的肯定，次年以《坤舆万国全图》之名刊行（图3.3）。因为这张图的关系，嗣后中国一带开始以所谓“亚洲”（Asia）闻名于世，所以“亚洲”之名说到底是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体现。就技术层面来说，这幅地图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将中国放在了几近于天下正中的位置，完全契合中国由来已久的自我中心的认识。这幅图上的太平洋是一体呈现的，中国和美洲隔海相望，而大西洋是分开的。由此图而论，中国称欧洲“泰西”是名副其实，而北美洲则成为中国意义上的“远东”地区。直到今天，中国印刷流行的世界地图都是基于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构架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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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坤舆万国全图》的着色版，系传入日本后的仿制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1602年北京出版的副本（尺寸167.5cm x 371.2cm，编号201058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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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一提呢？中国有十多亿人口，从小学开始学习基础地理知识的时候，接触的就是利玛窦版的中国中心的世界地图，迄今好几代人都是如此。然而，利玛窦的老家欧洲和后来的美洲殖民地，并不用这套框架，那里的世界地图三个多世纪以来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往左越过完整的大西洋伸展至“新大陆”美洲，往右伸展至所谓“亚洲”，然后继续往右接上切开来的太平洋，而所有“近东”“中东”“远东”皆一目了然（图3.4）。这幅图上，大西洋是完整的，太平洋则是分开的。今天的美国仍旧使用这套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地图，这也是所有美国人心中的世界地理概念，和中国人的迥然不同。因此，中国人对泛太平洋地区普遍有较好的理解，而美国人则对跨大西洋地区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如果一个中国小学生和一个美国小学生一起谈世界地理的话，他们或许都会说出很多让对方惊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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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世界地图》，1992年版，编号201158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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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教化中土的大业，在华耶稣会士在发回欧洲的报告和信件之中，都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崇尚哲人的伟大国度。利玛窦曾经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说：“虽不能说在这个国家里的贤哲都是君王，但至少可以确定地说君王都拜服在贤哲脚下。”就这样，中国在耶稣会士类似的笔触之下成为一个睿智、饱满的理想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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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被视为近世赴华传教的先行者，在他抵达中国不久的1585年，教皇额我略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命耶稣会士负责对中国与日本的传教，嗣后大批传教士接踵而至，包括汤若望等人。他们大多数聚居在北京，且明清鼎革之后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和支持，遂能继续留在北京，一边通过天文历算等近代欧洲科学技术服务于清廷，一边逐步通过获取清廷的支持实现其自上而下的传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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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在华传教起初是受葡萄牙国王允许的，传教士大部分来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等地方，到了168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打破葡萄牙的这种控制，派遣了六名传教士到中国去，包括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2）、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等在内，而白晋和张诚二人都成功留在了康熙皇帝身边，并且创建了法国在华传教区，与葡萄牙分庭抗礼。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为特使返回法国。1697年白晋回到巴黎，带回了43张精美的版画，描述中国的皇帝、官员和妇女的服饰、神态，其黑白线条的原作经过法国画家皮埃尔·吉弗特（Pierre Giffart,1643—1723）复制并添色后，合并出版，取名《人物画中的现代中国》（L’Es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图3.5）。这本书大受欧洲读者欢迎，图画上流露出来的中国妇女的温婉阴柔及其服饰的美轮美奂，更让很多欧洲人为之陶醉。这本书也进一步激发了更多的人去中国传教的热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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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法国画家皮埃尔·吉弗特的“中国官家妇女”画之一，系根据白晋的画再次创作的：白晋的原图都是黑白的，吉弗特把这些画添上了颜色。初版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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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开始变得晦涩起来，也恰恰始于此时。当时，中西之间开始发生围绕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等礼仪是否与教会礼仪相符合的礼仪之争。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都卷入了这场争论。1716年，康熙皇帝还给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Ⅺ，1700—1721年在位）颁发了一道谕旨，由汉文、满文和拉丁文写成，命在粤洋商携回欧洲给教皇，希望能够早日解决纷争。这封类似公开信的谕旨是朱红色写就的，因此被称为“红票”，拉丁文部分载有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等十六名供职清廷的耶稣会士的集体签名。教皇收到了“红票”，也于1720年派遣了特使嘉乐（Carlo Mezzabarba，1685—1741）来华，时在康熙五十九年。康熙皇帝友善接待了嘉乐，但也同时在康熙五十九年年底（1721年1月）决定禁止西洋人在中国行教（图3.6）。自此以后，耶稣会以及其他教派在华传教事业急转直下，利玛窦曾经预想的美好蓝图化为乌有。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 ⅩⅣ，1740—1758年在位）发布教令，正式禁止在华教士讨论礼仪问题。随着在华传教事业陷入低谷，欧洲对中国的美好描述大量减少，整体评价也开始转向，中国由一个贤哲治理的理想国度转变为一个腐朽、停滞、柔弱和狡诈的垂死帝国。即便是热情赞颂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非常完善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也在中国禁教以后评论说中国在哲学和文学方面的水准，和两百年前利玛窦抵达中国时候的欧洲差不多，而且“中国人因为两千多年来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方面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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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1年1月18日）康熙皇帝禁止西洋人在华传教的朱批，内云：“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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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欧洲逐步兴起的启蒙运动，将在华耶稣会士们积几十年之功所描绘的美好中国形象进一步颠覆。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欧洲开始出现了一股抵制中国货品的新思潮，它将来自中国的东西视作是女性化的、阴柔的、刻板守旧缺乏变化的古董之作，而更为致命的指责则来自知识界。启蒙运动的中流砥柱、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同期的经典作品中第一次开始将欧洲很多人无限向往的中国划入“专制主义”（despotism）之列，并根据他对中国的了解而做了阐发，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皇帝个人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等等，而反对专制主义、特权主义等等乃是启蒙运动的一面大旗。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开启了历史性的剧变，日渐朝着否定的方向发展，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更是进入了加速阶段。黑格尔（Hegel，1770—1831）也在其有关历史哲学的讲座中，认为蒙古人、中国人、印度人等所处的远东世界处于历史发展的幼年时期，罗马和希腊世界达到了早期成年时期，而近代欧洲则达到了成熟时期，这种划分非常清楚的文明层次论，以及背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进化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有关中国以及一切非西方地域的历史的叙述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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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所向披靡的“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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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作为逐步兴起的思想潮流，在当时并未对欧洲诸国的上层社会对中国货品的喜爱产生根本影响，思想激变与商品消费并未发生剧烈碰撞；相反，孟德斯鸠本人所在的法国，其国王路易十四等仍旧对来自中国的东西欣赏有加。路易十四是一手把巴黎建成欧洲时尚之都的君王，在他长达72年的统治之中，法国最终取代了西班牙成为欧洲和全世界的时尚之首，可以说直到今天法国仍旧受惠于这一转变。当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路易十四在本国开建大批工厂生产奢侈品，并鼓励法国人购买本国商品，还曾强迫自己的儿子把一件非法国产的衣服烧掉。其实，这个曾自封“太阳王”的君主自己却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物品，而他拥有更多的，是法国仿制的带有中国风格的物品，也就是乍一看很有东方异域情调的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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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法国剧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在小说《禁令》（L’Interdiction）中第一次把那些具有中国风情的手工艺品称作“chinoiserie”。这是一个法语阴性词汇，通常译作“中国风”，即以欧洲视角来理解和布置出想象中的中国风格的做法。自巴尔扎克以后，人们开始将那种模仿中国味道的制品或布置笼统地称为“中国风”。中国风最早是由远航到中国广州等地贸易的欧洲商人、旅行家们带回欧洲的，而在欧洲混入了本土艺术风格，因此在实际中体现为将各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风格混杂进欧洲流行的巴洛克、洛可可、哥特等艺术风格之中，带有一种异域风情。这种特意接受并模仿中国风格的做法，早在16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了，此后有所起伏，在18世纪的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开始广泛流行起来，并且与当时欧洲本土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互相影响，最终混成了独特的“洛可可中国风”，表现在了饰品、建筑、装饰、舞蹈、家具、绘画等很多方面。18世纪勃兴的启蒙运动带来的欧洲从认知结构上对中国以及中国制度的反思，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遏制中国风的流行和整个欧洲从上到下对中国以及东方物品的喜爱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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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没有认真区分中国自身的艺术风格和欧洲眼中的整个“东方”的艺术风格，在欧洲人的眼中这两者都是异域风情的绝佳体现。例如，1684年和1686年，暹罗阿瑜陀耶王朝的国王那莱（Narai，1656—1688年在位）在其欧洲出身的宰相康斯坦丁·华尔康（Constantine Phaulkon，1647—1688）的建议之下，派遣两个使团前往法国觐见法王路易十四，希望暹法两国结成同盟，暹罗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抵制英国在当地的势力扩张。这两场外交并没有取得特别实际的成果，但是暹罗使团的到来以及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待这一使团，却使得暹罗式样的服装风格及其携带的礼物样式一时风靡巴黎。曾经去过中国等地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们指出，暹罗使团的礼物基本都来自中国，不是暹罗的，但法国人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所迷醉的只是遥远的异域风情，而这种风情的根本其实仍旧是对中国商品与艺术风格的痴迷。1700年，路易十四在其宫殿内举行了一场“中国庆祝”，场面都是各式各样的中国风的组合，路易十四本人则打扮成中国的康熙皇帝出场，这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中国风”达到顶峰的时刻。随后的国王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甚至在欧洲重农主义的影响下，从中国学来了一套皇帝“亲耕”的礼仪，也模仿中国皇帝那样在田间地头扶一下犁，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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