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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瑞典王后还提到了国王命人跳起了“中国芭蕾”，但具体什么是“中国芭蕾”则不甚明了，究竟是特意设计的一种中国舞蹈？还是瑞典商人在广州城周围学到的地方戏里的一些把式？同期在法国流行的一种中国舞剧，或许可以让我们对这个“中国芭蕾”有一些了解。1755年，巴黎出现了一种中国喜剧芭蕾，叫作“中国之变换”，当时的报道描述演出场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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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舞台背景是一条大街，大街的尽头是一些台阶，台阶通向一座高高耸立的宫殿。然后布景变换，一个广场出现在眼前，充满着节日的氛围。在广场的背后，是一个环形剧场，有十六个中国人坐在上边。布景又迅速换成了三十二个中国人在上面……在这些人下来的时候，其余十六个中国人、官员和苦力也从他们的房子中走了出来……所有的这些人物角色都是由八种不同职衔的舞蹈演员扮演的，他们连在一起蹲下起来，模仿着海浪那样此起彼伏……最后，这些中国人重新出现在了环形剧场里，而环形剧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瓷器店。三十二只花瓶徐徐出现，而三十二个中国人角色也慢慢消失在观众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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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舞剧很快穿越海峡被引进到英国，于11月18日在伦敦演出，国王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也亲临剧场观看。当时正处在英法两国走向七年战争的前夕，英国反法情绪高涨，所以演出的时候有人不喜欢看到从法国引进的舞剧，并利用这个时机闹出了一场小事件。但是，从记载来看，没有人对舞剧本身表现的中国场景表示反对，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反对者体现出来的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异域文化渗透到欧洲的一种恐惧和担忧。事实上，这些包括国王在内的伦敦观剧者、舞台上的表演者、舞蹈的法国创造者以及远在瑞典的乌尔丽卡王后一样，都是在现实中喜欢喝中国茶，沉迷于中国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物件的人。虽然这出剧是1755年上演的，但瑞典王后两年前看到的国王令人表演的中国芭蕾，也极有可能是从法国等地方散播出去的类似的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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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在此时的欧洲，虽然开始遭受挑战，但仍所向披靡，从教皇到枢机主教（红衣主教），连罗马教廷也纷纷收罗中国物品。曾于1742年发布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的教皇本笃十四世，就对中国和日本的漆器、瓷器十分迷恋，是第一个系统展示他拥有的东亚瓷器的教皇。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威尼斯，剧作家卡洛·戈齐（Carlo Gozzi，1720—1806）根据波斯地区有关东方世界的传说集《一千零一日》里的一个故事，于1762年前后着手编写《图兰朵》（Turandot）。几经后人续写和改编，这部作品以三幕歌剧的形式于1926年在意大利米兰著名的斯卡拉大剧院（La Scala）首次登上舞台。这个故事以中国元朝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冷血的中国公主图兰朵和一个对她一见钟情的流亡中国的鞑靼王子卡拉富之间的故事。而戈齐之所以选中这个中国背景的故事，恐怕与当时中国风在欧洲的流行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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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优美的歌剧在过去二十年间也被中国的影视导演张艺谋先生搬到了北京紫禁城、太庙和鸟巢等地演出，亦去法国、德国等地演出过，而其中的中国风因素也因为这样一位对舞台色彩把握炉火纯青的中国本土导演以及在地表演等缘故，体现得淋漓尽致、美轮美奂。然究其实质，《图兰朵》中的中国元素，包括其在18世纪从中国引入的悠扬的“茉莉花”曲调，不过是一种外壳，所以究竟以什么场合、什么手段来细致地刻画，本是无关宏旨的，因为它本初的功用就是为了在西方世界中给西方观众制造出一种异国情调，表现出一股中国风，而不在于呈现中国人自己心目中认可的那种中国文化。《图兰朵》在中国的出现，不过是一种跨国界的舞台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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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有关法国、瑞典、英国和意大利的三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窥视当时中国风风靡欧洲社会之一斑。当此大潮，中国风更迅速地融进了欧洲同期的绘画艺术之中，很多有关中国风的画作将所谓的“中国”或者“东方”的异域风情热情奔放地表达出来。法国18世纪著名的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年），就在四五十年代创作了一批以中国风为题材的画作，画面上中国人物、服装、建筑、自然景观和生活场景的呈现，体现了当时欧洲风靡一时的对中国的想象，而其画中的中国年轻女子的体态与神态，尤与他笔下的法国女子相类（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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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布歇画作《中国钓鱼》（Chinese Fishing），约作于17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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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从欧美到亚洲，很多艺术史学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对这一历史现象十分重视。实际上，中国风是一种在欧洲的海外市场开始大面积拓向印度和中国地区的背景下，混合了商业机遇和审美艺术在内的表现。也正是因为这种国际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中国风兴盛于欧洲之际，大清国也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西洋风，虽然它主要局限于北京皇家艺术。在中国，这种西洋风是通过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而恰恰也正是这些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载，在从北京发回欧洲并扩散开来之后，连同从广州贩回欧洲的茶叶和瓷器一起，为欧洲的中国想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依据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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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皇家的“西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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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这种中西沟通的作用，也是双向的，这里不妨也看看他们所扮演的将西洋风格引入中国的桥梁角色。前文已经提到，耶稣会士较早进入中国是明末利玛窦的时候，不久之后就是明清两朝交替，但耶稣会士成功留在北京并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此后大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从欧洲跋涉到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传教的途径，是通过近代欧洲的天文历法、地图制作和绘画艺术等手段来为清廷服务，以期达到从上至下的效果。这批耶稣会士大多名垂史册，例如供职钦天监的德国的汤若望和斯洛文尼亚的刘松龄（Ferdinand Augustin Hallerstein，1703—1774）、御用画师意大利的郎世宁，以及法国的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等等。在接受了近代欧洲天文历算等法则之外，清廷对这些耶稣会士在艺术上体现出来的异域风情显然也是非常欣赏的。例如，雍正皇帝就曾让郎世宁给他画过同期欧洲式的头戴假发的画作，乍看上去，犹如欧洲的路易十四（图3.9）。这些传教士本来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紫禁城周围，包括钦天监所属的观象台和他们的教堂一带，但是清廷自康熙晚年和雍正年间开始的在北京城西北修建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工程，使这批传教士将知识运用到了园林修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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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雍正皇帝之西洋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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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开始在圆明园内建造欧式园林，由精通绘画艺术的郎世宁和蒋友仁负责设计和监督。1751年的时候完成了第一座喷泉设计，即谐奇趣，当时称之为“水法”，亦属名副其实。此后至1783年，总共修成了包括线法桥、海晏堂、远瀛观等在内的十多座建筑，大多以汉白玉石雕为建材，表现了欧洲的巴洛克艺术风格，辅以中国式琉璃瓦以及叠石技术，构成了一小片混合中欧风格的所谓“西洋楼”区域。西洋楼景区在圆明园内的建筑面积很小，基本上属于一种异域艺术风格的呈现，可视为一种“西洋风”，是当时正在演变成地跨欧亚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国的清朝的历史现象的物质化表现（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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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圆明园东长春宫西洋楼图·海晏堂西面》，东洋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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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清宫档案来说，乾隆皇帝并没有像同期的瑞典国王和王后大肆铺陈中国风那样在西洋楼内铺设西洋的地毯、壁画、家具之类，并引以为豪。在提倡朴素无华的满洲习俗下，乾隆皇帝也不可能那样做。所以西洋楼说到底不外乎是一种外在的视觉呈现，主要满足帝王对异域风情的爱好，而在满汉蒙回藏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异域”并不具备独特的含义，也难以和清廷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洋的理解甚至喜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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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现象相仿佛的，是乾隆皇帝对来自新疆地区的“痕都斯坦玉”制作的玉器的喜爱，这位皇帝不仅亲自下手运用自己掌握的藏回历史和语言知识考订和钦定了“痕都斯坦”的用名，还特命内务府专门仿制这种西域玉器，而这种痕玉制品很多恰恰摆放在圆明园内。“痕都斯坦”其实就是Hindustan的音译，本来指印度地区，后来在中国的语境内主要指代的是新疆中南部地区。清朝自康熙年间就用兵西北，到了乾隆年间结束了对准噶尔蒙古的战事，统一了天山南北地区，所以痕都斯坦玉器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大量输入中原地区，这种玉器本身携带的中亚地区的伊斯兰风格也风靡一时，为中原地区的玉器制作添加了新的灵感来源。就痕都斯坦玉在中原的流行而言，对后者来说，也不啻一股“痕都斯坦风”。中国的一些风尚，例如丝织品的图案等等，也早就在元朝的时候传入了中亚伊斯兰地区，即便是今天伊朗的一些艺术作品，仍旧清晰地表现着一种中国风的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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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全球史的交往背景之下，18世纪的时候，在混合了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流行于欧洲朝廷之时，差不多同样混合了巴洛克艺术风格的“西洋风”也为当时的中国朝廷所欣赏，和痕都斯坦玉一样，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对双方理想化的理解之上的艺术消费，也是和跨国贸易以及洲际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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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中国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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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球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背景中，中国风很快沿着欧洲殖民者的足迹到了北美洲，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而且进入这一地区的最早的一批中国风的代表性物品是漆器。17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北美殖民地缺乏制造亚洲漆器的原材料，所以各自拥有大规模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荷兰和英国两个国家，从技术上垄断了对中国漆器的仿制。这种仿制品照样需要付出很多精工细作，价格依旧不菲，也不能满足北美地区强大的市场需要。最后，北美地区的工匠们开始大大简化这种欧式模仿，改为把普通的油漆直接刷到枫木或松木上，而不是像欧洲伙伴那样把树胶和清漆混合在一起后刷到橡木上。北美做法简洁节省，也很快被欧洲方面吸收。18世纪中期，仅在波士顿就有超过12名从事漆器工作的著名工匠，可以想见当时漆器的流行程度，也能够窥见中国风的影响力。虽然就实际成品而言，这些北美制造还远不能与来自中国的商品相媲美，但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风格，并为大众所接受，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入普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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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中国风仍旧是美国日常消费文化中的一部分。很多美国家庭都在墙上或玻璃橱柜内专门摆放着青花瓷碟和茶杯等等，这就是一种新英格兰时期风靡当地的中国风的遗产，而很多当代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跟着模仿，就未免流于形式而已，并无多少需要自身去体味的异国风情的文化在里面。个人家庭之外，在美国诸多的历史博物馆中也可以见到中国风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笔者所在的美国东北部的特拉华州，是世界化工巨头杜邦集团（DuPont）总部所在地。杜邦家族的继承人亨利·杜邦（Henry Francis du Pont，1880—1969）是著名艺术收藏家，他在1951年将其家族的主要住所改造成了著名的温特瑟博物馆（Winterthur Museum）（图3.11和图3.12）。这所博物馆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华盛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等等专门性艺术博物馆不同，展示的是一个美国上层家族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风的喜好，更展示了亨利·杜邦本人对中国和整个东方文物的痴迷。如今，这所博物馆展示有杜邦家族搜罗的无数中国瓷器和家具，其中一间很大的宴会房间全部以清代中国人物壁画装点，美轮美奂，营造了一种非常浓郁的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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