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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圆明园东长春宫西洋楼图·海晏堂西面》，东洋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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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清宫档案来说，乾隆皇帝并没有像同期的瑞典国王和王后大肆铺陈中国风那样在西洋楼内铺设西洋的地毯、壁画、家具之类，并引以为豪。在提倡朴素无华的满洲习俗下，乾隆皇帝也不可能那样做。所以西洋楼说到底不外乎是一种外在的视觉呈现，主要满足帝王对异域风情的爱好，而在满汉蒙回藏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异域”并不具备独特的含义，也难以和清廷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洋的理解甚至喜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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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现象相仿佛的，是乾隆皇帝对来自新疆地区的“痕都斯坦玉”制作的玉器的喜爱，这位皇帝不仅亲自下手运用自己掌握的藏回历史和语言知识考订和钦定了“痕都斯坦”的用名，还特命内务府专门仿制这种西域玉器，而这种痕玉制品很多恰恰摆放在圆明园内。“痕都斯坦”其实就是Hindustan的音译，本来指印度地区，后来在中国的语境内主要指代的是新疆中南部地区。清朝自康熙年间就用兵西北，到了乾隆年间结束了对准噶尔蒙古的战事，统一了天山南北地区，所以痕都斯坦玉器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大量输入中原地区，这种玉器本身携带的中亚地区的伊斯兰风格也风靡一时，为中原地区的玉器制作添加了新的灵感来源。就痕都斯坦玉在中原的流行而言，对后者来说，也不啻一股“痕都斯坦风”。中国的一些风尚，例如丝织品的图案等等，也早就在元朝的时候传入了中亚伊斯兰地区，即便是今天伊朗的一些艺术作品，仍旧清晰地表现着一种中国风的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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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全球史的交往背景之下，18世纪的时候，在混合了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流行于欧洲朝廷之时，差不多同样混合了巴洛克艺术风格的“西洋风”也为当时的中国朝廷所欣赏，和痕都斯坦玉一样，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对双方理想化的理解之上的艺术消费，也是和跨国贸易以及洲际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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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中国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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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球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背景中，中国风很快沿着欧洲殖民者的足迹到了北美洲，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而且进入这一地区的最早的一批中国风的代表性物品是漆器。17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北美殖民地缺乏制造亚洲漆器的原材料，所以各自拥有大规模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荷兰和英国两个国家，从技术上垄断了对中国漆器的仿制。这种仿制品照样需要付出很多精工细作，价格依旧不菲，也不能满足北美地区强大的市场需要。最后，北美地区的工匠们开始大大简化这种欧式模仿，改为把普通的油漆直接刷到枫木或松木上，而不是像欧洲伙伴那样把树胶和清漆混合在一起后刷到橡木上。北美做法简洁节省，也很快被欧洲方面吸收。18世纪中期，仅在波士顿就有超过12名从事漆器工作的著名工匠，可以想见当时漆器的流行程度，也能够窥见中国风的影响力。虽然就实际成品而言，这些北美制造还远不能与来自中国的商品相媲美，但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风格，并为大众所接受，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入普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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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中国风仍旧是美国日常消费文化中的一部分。很多美国家庭都在墙上或玻璃橱柜内专门摆放着青花瓷碟和茶杯等等，这就是一种新英格兰时期风靡当地的中国风的遗产，而很多当代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跟着模仿，就未免流于形式而已，并无多少需要自身去体味的异国风情的文化在里面。个人家庭之外，在美国诸多的历史博物馆中也可以见到中国风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笔者所在的美国东北部的特拉华州，是世界化工巨头杜邦集团（DuPont）总部所在地。杜邦家族的继承人亨利·杜邦（Henry Francis du Pont，1880—1969）是著名艺术收藏家，他在1951年将其家族的主要住所改造成了著名的温特瑟博物馆（Winterthur Museum）（图3.11和图3.12）。这所博物馆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华盛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等等专门性艺术博物馆不同，展示的是一个美国上层家族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风的喜好，更展示了亨利·杜邦本人对中国和整个东方文物的痴迷。如今，这所博物馆展示有杜邦家族搜罗的无数中国瓷器和家具，其中一间很大的宴会房间全部以清代中国人物壁画装点，美轮美奂，营造了一种非常浓郁的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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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温特瑟博物馆中国壁画室一角，画上布满了中国村庄、市镇、山水、亭阁台榭和各式人物。笔者2015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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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温特瑟博物馆中国壁画室一角，画中门额上题有“太史第”三字，当系清代翰林学士的住宅。笔者2015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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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美国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十分流行的古董店（antique store），但与中国的“古董”完全不同，它指的是“旧物品”，而非中国那种动辄价值连城的唐宋器皿或者明清绘画。这种以转卖旧物品为主的古董店，在全美可谓星罗棋布，但几乎在任何一家稍有规模的古董店，人们都可以淘到带有中国风情的家具、装饰、绘画、瓷器或陶器。对我们这些浸淫于中国本土文化之内许久的中国人而言，很多东西看上去只是略带中国风情，却又和我们中国人眼中的中国风情存在绝大差异，这种物品十之七八都是传统的“中国风”的产物。若要追溯起来的话，就要上溯到本章所回顾的明末清初中西交通的大潮中去了，这便是中西交通与中美关系的一种历史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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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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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四章 中国茶叶与美国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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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中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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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从纽约州搬到现在的小镇工作，拜访邻居的时候，我每家送了一小包日照绿茶作为礼物。两天后，其中的一位邻居女士兴奋地告诉我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喝到用茶叶泡的茶，以前几十年都是用包着粉碎后的茶叶的茶包。我十分惊讶，因为此种遭遇在我们中国，不啻天方夜谭。恐怕没有哪个喝茶的中国人，会用类似的茶包几十年，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也得随之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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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在唐宋之时流行煎茶，茶叶也是碾成粉末，细筛浸泡后配以姜、橘皮等物，然后入口，这种习俗东传日本后，便是今日所见到的日本茶道，其步骤颇多，礼节也颇讲究。茶道在元朝以后在中国已然式微，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代以降兴起的用加工后的茶叶直接泡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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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茶包是最常见的饮茶消费方式，从立顿红茶到静冈绿茶，品牌不一而足，它们可以和速溶咖啡一样迅速泡好，从一定程度上说充当的是咖啡替代品，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和欧美生活习惯。此外，这种彻头彻尾被包装起来的商品化了的茶包，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美国本土的消费者们看不到茶叶的本来面目，这在完全没有中国、日本那样悠久的茶文化以及中药文化做铺垫的社会中，也可以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高明手法。真用茶叶沏茶的美国消费者，不能说没有，总归是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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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饮茶自有悠久的历史，始自英国殖民地时期，是欧洲向美洲拓殖以及亚欧国际贸易的结果。最早将中国茶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的，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98年获得了茶叶进口垄断权，并担任对北美殖民地茶叶销售中的唯一机构，具体由公司去中国广州购买茶叶以后，先运回英国，然后通过北美的中间销售商分销到北美殖民地，公司并不直接到北美售卖茶叶。此种旷日持久的远洋运输模式，决定了当时贩售的茶叶只能是发酵茶，特别是储存时间较久的全发酵茶（红茶和黑茶），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欧美世界对中国茶叶的理解和消费习惯。直到今天，美国民众仍旧主要消费红茶，英文叫作“black tea”（字面意思是“黑茶”），很多人喝不惯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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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旗下的茶叶因为课税的缘故，在北美殖民地的终端售价较高，导致从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向北美走私茶叶的利润很高，刺激了走私贸易，对东印度公司的北美茶叶市场构成了莫大威胁。在18世纪60年代后半期，新英格兰地区每年消费的茶叶总量在100万到200万磅之间，较高的估计达到600万磅，而这些消费额中间大约三分之二或者九成的茶叶都是以非法手段进入北美殖民地的，直接从英国贩回来的只占一成左右。1773年5月10日，英国国会通过《茶叶法案》（Tea Act），授予财政吃紧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专销权，允许公司直接将茶叶贩售北美，这个法案对北美殖民地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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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茶叶法案》，一般的正统解释是英国国会继1767年的《唐森德法案》（Townshend Acts）之后又在茶叶上做文章，且没有在议会中给北美殖民地相应的政治权利（即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最终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引爆了美国独立革命。人们通常不太注重或者直接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在这个法案出台以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开始下调，甚至比走私茶叶价格还要便宜。以当时风靡北美市场的中国武夷山红茶为例，在法案通过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售价是每磅3先令，其中包括3便士的关税（1先令=12便士），从荷兰等地走私的红茶的售价是每磅2先令1便士，虽然走私茶在质量上比东印度公司的要次一些，但足足便宜11便士，占尽了价格优势。然而，《茶叶法案》通过以后，东印度公司的红茶售价大幅降到每磅2先令，比走私茶价还要便宜1便士。英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的本初目的，是试图采取一种温和的手段以茶叶价格杠杆解决东印度公司面临的资本危机。他们曾经天真地认为，殖民地的消费者一定会倒向东印度公司的便宜的茶叶，这样对公司和消费者都是双赢模式，然而北美的反应与英国国会和东印度公司的理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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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东印度公司手中持有大约1 700万磅的茶叶亟待出手，相当于北美市场两到三年甚至四到五年不等的茶叶消费总量，一旦这批茶叶以比走私茶叶还要便宜1便士的价格源源不断地倾销到北美市场，足以把那些直接从英国贩茶回美销售的北美茶叶销售商以及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走私茶叶的商人逼上绝路。《茶叶法案》遂对这些北美茶商和走私商形成了直接的生存压力。这促使后者迅速联合起来反对《茶叶法案》，最终波士顿茶党以“自由之子”（Son of Liberty）的身份于1773年12月16日夜制造了著名的波士顿港口倾茶事件（The Destruction of Tea at Boston Harbor）（图4.1）。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毁的茶叶总计340箱92 000磅，包括很多中国福建武夷山产的正山小种红茶。波士顿倾茶后两年不到的时间，美国独立革命就爆发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是一个相对狭隘的角度，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实是一批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的商业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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