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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恐慌也具有社会心理上的铺垫。自1450到1750年间，欧洲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猎巫运动，即所谓witch-hunt，很多无辜的人死于这一运动之中。随着欧洲殖民进程，猎巫运动也延伸到了北美殖民地，在北美殖民地约有5 000多件审判女巫的案件，大约2 000多人因之丧命。猎巫运动存在宗教、社会、精神上的很多歇斯底里，而茶叶有毒论抛出之时，距离此种运动的结束不过短短二十年时间，整个猎巫时期遗留下来的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氛围，自然会给这场我们姑且也可以称为“猎茶”的运动做好了若干的铺垫，就连列克星敦焚烧茶叶的路数，也和猎巫运动中烧死被指斥为女巫的女子的行为毫无二致。上文提及的美国学者弗兰克，并未在其研究中将猎巫的背景引入，但这一背景在笔者看来当是不容忽视的。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某些政客时不时把他人对自己的批评说成是在“猎巫”，这就是一种历史遗产的现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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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生活而言，这种妖魔化中国茶叶的做法到底对多少北美殖民地的公众产生了多少切身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在独立革命之前的北美殖民地，从上到下都十分迷恋中国茶，连麻省的长官们也参与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荷兰方面的茶叶走私生意，以茶会友的社交，尤其是下午茶大行其道，而在像纽约这种都市之中，下午茶聚会在妇女之中也非常流行。从波士顿往南，到纽约，再到费城，这一东部沿海走廊地带早已被中国茶的迷人魅力所折服。相应地，就会出现一些反对茶文化的声音，开始流行是在18世纪30年代，比波士顿茶党倾茶早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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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73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纽约人在一份报纸上忧心忡忡地写道：“只有我能够说服你们改变现在这种在我们中间非常流行的带有致命后果的习惯（亦即喝茶的习惯），我才能感到快乐。……当不仅仅他们的财富，而且他们的身体和快乐也面临危险的时候，我想去警告他们并阻止他们遭到毁灭是我的责任。……（在喝茶的习惯下）不唯身体本身要遭罪，灵魂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到阻碍并且会发生紊乱。”这位要做醒世良民的作者，还担心喝茶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喝茶者死后留下的身边的家属也产生致命的影响。在这位作者看来，喝茶这种习惯，是来自遥远的不可知的东方异域，其结果也就可能是非常可怕的。无知往往造成恐惧，而恐惧则会带来谣言，进而造成群体性恐慌和歇斯底里，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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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除了茶叶、瓷器茶具和茶桌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礼数，在一些欧美人士眼中，这种喝茶的礼仪将东方式的、中国式的女性性格带到了欧美，软化了欧美的男性性格，后果也是可怕的。1757年，英国一位著名的旅行家乔纳斯·汉维（Jonas Hanway, 1712—1786）出版了一篇《茶叶论》（An Essay on Tea），其中提到：“中国人已经把体面置于任何的男性劳作之下了，甚至于任何的劳作之下；然而就喝茶而言，我们这些人似乎比中国人自己做的还要不可救药和不可理喻。”他还对他的贵妇朋友特别提到：“茶会伤害很多人，这些人不相信他们所遭受到的邪恶之灾乃出自此种喝茶习惯；我相信您每天一定都能看到很多人坚持喝茶，虽然喝茶有害这一点已再清楚不过了。”汉维还认为，欧洲人喝茶会像土耳其人吸食鸦片那样上瘾，进而丧失男性进取的精神特质。如果我们从中国人对吸食鸦片烟的态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汉维对欧洲人喝茶的担忧程度之深、所认为的危机程度之大，就不难理解了。汉维的书在英国各殖民地也流传甚广，他的观点对北美殖民地而言，就不免会有茶叶导致阴盛阳衰进而使北美继续为英国所控驭的延伸理解。在此，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回到同期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去观察汉维的这种评论。当时欧洲已经开始批评中国形象太过虚弱、女性化，中国男子的形象也开始被刻意扭曲，法国也已经由路易十四的中国热时代急转直下到了路易十五的丑化中国的时代，而汉维的看法恰好是这种再审“中国风”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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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和欧洲一样，一边是茶叶、茶具、喝茶礼仪和社交活动的风靡，一边是一些人忧心忡忡地对这种非本土的东方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渗透表示警惕甚至反对。正因为抵制喝茶习惯的声音在北美殖民地一直都有，所以这种舆论才能够在《茶叶法案》前后得到放大，在新英格兰地区走到风口浪尖。茶开始被一些人视为“瘟疫”（plague），而且这种比喻也一再出现。例如，就在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停留在波士顿港口等待出售，而茶党计划推进倾茶行动的前几日，一位作者匿名在《波士顿公报》上大声疾呼说这些英国船“不仅带来了瘟疫（茶），而且带来了天花”，不免更给这种反对东印度公司贩茶到北美的爱国者们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增加了要与英方抗争的决心。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被视为携带东方专制主义之物、东印度公司的工具、继续把北美殖民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手段、让北美阴盛阳衰的可怕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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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独立革命之前的美国社会生活资料而言，这种妖魔化茶叶的声音并未占据社会舆论的主流，即便是波士顿茶党倾茶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人打算私自拿一些茶叶，结果被发现并遭到申斥。而且这种反对中国茶叶的舆论，并没有扩大到抵制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例如，1773年12月16日晚倾茶之前，一群就要在晚间行动的茶党骨干来到《波士顿公报》的发行者本杰明·伊兹（Benjamin Edes，1732—1803）的家里，用一只中国的海碗轮流喝了一圈朗姆酒，而这只海碗上清楚地印着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所以反对中国茶叶的声音，不过是充当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北美殖民地抗争手段的一部分，并没有扩大化。除了茶叶之外，来自东方的一切货品，仍旧在北美大行其道，供不应求，而且以中国风风格为主要标志的漆器、瓷器等等，依旧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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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4月19日，一年前已经将镇上的中国茶叶悉数焚毁的列克星敦，打响了北美独立革命的第一枪，对中国茶叶的妖魔化开始让位于对英国国王的武装斗争。独立革命结束之后，曾经要被革掉命的中国茶叶，也在这块土地上一夜之间含冤得雪。1784年1月14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在巴黎交涉的对英和约，确立了美国在国际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战后独立的美国，外围上遭到英国经济封锁，英国禁止美国商人前往西印度群岛贸易，为了打破这一封锁，远航开展东印度贸易成为美国的目标。1784年2月22日，即华盛顿将军生日这天，新生的美国派遣“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而贸易的大宗不是别的，恰是茶叶。此时，茶叶是毒药、瘟疫、专制主义化身的说法，统统销声匿迹了，在美国商人和走私贩子革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以后，茶叶重新回到了它的起点：资本、财富与国际贸易。美国，也就此成为北美茶叶生意以及其他一切生意的正统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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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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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五章 到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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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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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很多普通的美国民众而言，是一个十分朦胧甚至带有几分神秘和可怕的地方，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直到今天情形也差不多还是这样。近来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摩擦，双方也谨慎地对待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然而即便是像这种紧要关头，遗憾的是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国家，也从未到过中国，更为遗憾的是很多人缺乏去中国的兴致和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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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主要靠小说、新闻阅读、影视作品和自身的想象。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给我展示了她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是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这是一部介绍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的经典作品，初版于1931年，即民国二十年。赛珍珠也凭借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炉火纯青的描述，于1932年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PulitzerPrize for Fiction），进而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图5.1）。赛珍珠的确是一位对普通人生活观察得细致入微且能恰到好处描绘出来的伟大作家，《大地》中描述的很多场景甚至是我小时候在山东半岛亲眼所见的社会生活。然而，那些场景如今早已成为历史，继续以这本20世纪30年代的书理解当下的中国，恐怕是要南辕北辙的。我们要是认为很多美国人也像我们了解美国那样了解中国，或者会用我们中国人的双眼去解读世界大势，那我们可能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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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普凯西镇（Perkasie）的赛珍珠之墓，石碑上只写着大大的“赛珍珠”三个汉字。笔者2019年8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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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国冷战以降高层政治的高度关注，让中美两国的很多学者和民众都模糊了对中美社会层面的交流的观察和解读，而在美国一侧，也严重忽略了对美国二战以后跃居世界政治秩序主导者之前与中国的交往。美国基础教育体系采取K12模式，就是从6岁第1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开始，到17岁第12年级也就是高中阶段结束，虽然各地各校采用的教科书各有差别，我亲自所见的也自有不少局限，但其中忽略对华交往的历史当系一大通病（当然也忽略了其他很多国家，我的一位美国本科生说他的高中教材甚至略去了欧洲历史）。我的一位长期研究美国教育并参加美国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和评估的美国同事，从专家的角度对此现象可谓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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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接触过或者教过的学生而言，从高中高年级的11或12年级的学生，到大三或大四的本科生，对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的大国，知之甚少，对双边交往历史，更是一片茫然。我教过的这些美国学生中，无一人听说过一艘叫作“中国皇后”号的去过中国广州的美国船，也没有听说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听说过上海英美公共租界，没有听说过鸦片战争后中国派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全权外交公使竟是一个美国人，没有听说过晚清中国赴美留学生和庚款留美学生，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作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而且除了毛泽东主席之外也说不上1949年以后的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全名。美国这种情况，和我们中国鸦片战争之时的状态多少有些相似，认定自身是天下文明的中心，颇具万邦来朝之势，而不去关注甚至严重忽略了其他国家，包括历史上跟这些国家发生过的积极的交往。美国走到今天，在笔者看来，也跟其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有诸多的联系，当然其中的历史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之一是美国在20世纪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全球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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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中国：美国独立后的亡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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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后以极快的速度派遣船只去广州，拓展对华贸易，但这其实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商业大冒险，幸运的是美国成功了，广州的商人也很高兴西洋“夷商”中又增加了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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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9月3日，美英在巴黎签署了《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此取得了伟大胜利（图5.2）。但独立后的美国面临英国的经济封锁，英国关闭了之前美国商人可以前往贸易的西印度群岛的大门，新生美国当时被限制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到大西洋沿岸的区域之内，对发展西北方向的贸易，也就是西进贸易，一时还没有多少兴趣。为了冲破这一经济窘局，美国商人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开始谋划洲际远洋贸易。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之时一种亡命一般的选项，但也成为该国国际贸易史上一项悠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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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宾夕法尼亚州的女士贝齐·罗斯（Betsy Ross，1752—1836年）正在给华盛顿（坐在椅子上者）等人展示她如何为第一面诸星环绕的美国国旗制作五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2719536。罗斯是美国历史上特别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的这种环状五星设计，在今天的美国照样经常看到，例如每年美国国庆节罗斯的老家宾州的费城国际机场，就免费向旅客发放很多小美国国旗，其中之一款就是罗斯式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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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中国是一种大大的冒险，和拥有将近二百年对华贸易经验的英国比起来，新生的美国当时没有哪位船长有着中国贸易的经历，甚至没有可资立即使用的前往中国的航海地图。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在他写的一本经典著作《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in Eastern Asia）中曾经评论说，独立之前的美国人中切实了解地球另一边的亚洲情况的，恐怕不足六个人，而土生土长在北美殖民地的去过中国的人，有据可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戈尔（John Gore），一个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约翰·雷亚德（John Ledyard）。这种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想直接发展对华贸易多少有些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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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的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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