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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这种中西沟通的作用，也是双向的，这里不妨也看看他们所扮演的将西洋风格引入中国的桥梁角色。前文已经提到，耶稣会士较早进入中国是明末利玛窦的时候，不久之后就是明清两朝交替，但耶稣会士成功留在北京并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此后大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从欧洲跋涉到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传教的途径，是通过近代欧洲的天文历法、地图制作和绘画艺术等手段来为清廷服务，以期达到从上至下的效果。这批耶稣会士大多名垂史册，例如供职钦天监的德国的汤若望和斯洛文尼亚的刘松龄（Ferdinand Augustin Hallerstein，1703—1774）、御用画师意大利的郎世宁，以及法国的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等等。在接受了近代欧洲天文历算等法则之外，清廷对这些耶稣会士在艺术上体现出来的异域风情显然也是非常欣赏的。例如，雍正皇帝就曾让郎世宁给他画过同期欧洲式的头戴假发的画作，乍看上去，犹如欧洲的路易十四（图3.9）。这些传教士本来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紫禁城周围，包括钦天监所属的观象台和他们的教堂一带，但是清廷自康熙晚年和雍正年间开始的在北京城西北修建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工程，使这批传教士将知识运用到了园林修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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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雍正皇帝之西洋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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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开始在圆明园内建造欧式园林，由精通绘画艺术的郎世宁和蒋友仁负责设计和监督。1751年的时候完成了第一座喷泉设计，即谐奇趣，当时称之为“水法”，亦属名副其实。此后至1783年，总共修成了包括线法桥、海晏堂、远瀛观等在内的十多座建筑，大多以汉白玉石雕为建材，表现了欧洲的巴洛克艺术风格，辅以中国式琉璃瓦以及叠石技术，构成了一小片混合中欧风格的所谓“西洋楼”区域。西洋楼景区在圆明园内的建筑面积很小，基本上属于一种异域艺术风格的呈现，可视为一种“西洋风”，是当时正在演变成地跨欧亚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国的清朝的历史现象的物质化表现（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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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圆明园东长春宫西洋楼图·海晏堂西面》，东洋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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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清宫档案来说，乾隆皇帝并没有像同期的瑞典国王和王后大肆铺陈中国风那样在西洋楼内铺设西洋的地毯、壁画、家具之类，并引以为豪。在提倡朴素无华的满洲习俗下，乾隆皇帝也不可能那样做。所以西洋楼说到底不外乎是一种外在的视觉呈现，主要满足帝王对异域风情的爱好，而在满汉蒙回藏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异域”并不具备独特的含义，也难以和清廷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洋的理解甚至喜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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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现象相仿佛的，是乾隆皇帝对来自新疆地区的“痕都斯坦玉”制作的玉器的喜爱，这位皇帝不仅亲自下手运用自己掌握的藏回历史和语言知识考订和钦定了“痕都斯坦”的用名，还特命内务府专门仿制这种西域玉器，而这种痕玉制品很多恰恰摆放在圆明园内。“痕都斯坦”其实就是Hindustan的音译，本来指印度地区，后来在中国的语境内主要指代的是新疆中南部地区。清朝自康熙年间就用兵西北，到了乾隆年间结束了对准噶尔蒙古的战事，统一了天山南北地区，所以痕都斯坦玉器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大量输入中原地区，这种玉器本身携带的中亚地区的伊斯兰风格也风靡一时，为中原地区的玉器制作添加了新的灵感来源。就痕都斯坦玉在中原的流行而言，对后者来说，也不啻一股“痕都斯坦风”。中国的一些风尚，例如丝织品的图案等等，也早就在元朝的时候传入了中亚伊斯兰地区，即便是今天伊朗的一些艺术作品，仍旧清晰地表现着一种中国风的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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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全球史的交往背景之下，18世纪的时候，在混合了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流行于欧洲朝廷之时，差不多同样混合了巴洛克艺术风格的“西洋风”也为当时的中国朝廷所欣赏，和痕都斯坦玉一样，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对双方理想化的理解之上的艺术消费，也是和跨国贸易以及洲际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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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中国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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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球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背景中，中国风很快沿着欧洲殖民者的足迹到了北美洲，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而且进入这一地区的最早的一批中国风的代表性物品是漆器。17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北美殖民地缺乏制造亚洲漆器的原材料，所以各自拥有大规模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荷兰和英国两个国家，从技术上垄断了对中国漆器的仿制。这种仿制品照样需要付出很多精工细作，价格依旧不菲，也不能满足北美地区强大的市场需要。最后，北美地区的工匠们开始大大简化这种欧式模仿，改为把普通的油漆直接刷到枫木或松木上，而不是像欧洲伙伴那样把树胶和清漆混合在一起后刷到橡木上。北美做法简洁节省，也很快被欧洲方面吸收。18世纪中期，仅在波士顿就有超过12名从事漆器工作的著名工匠，可以想见当时漆器的流行程度，也能够窥见中国风的影响力。虽然就实际成品而言，这些北美制造还远不能与来自中国的商品相媲美，但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风格，并为大众所接受，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入普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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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中国风仍旧是美国日常消费文化中的一部分。很多美国家庭都在墙上或玻璃橱柜内专门摆放着青花瓷碟和茶杯等等，这就是一种新英格兰时期风靡当地的中国风的遗产，而很多当代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跟着模仿，就未免流于形式而已，并无多少需要自身去体味的异国风情的文化在里面。个人家庭之外，在美国诸多的历史博物馆中也可以见到中国风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笔者所在的美国东北部的特拉华州，是世界化工巨头杜邦集团（DuPont）总部所在地。杜邦家族的继承人亨利·杜邦（Henry Francis du Pont，1880—1969）是著名艺术收藏家，他在1951年将其家族的主要住所改造成了著名的温特瑟博物馆（Winterthur Museum）（图3.11和图3.12）。这所博物馆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华盛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等等专门性艺术博物馆不同，展示的是一个美国上层家族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风的喜好，更展示了亨利·杜邦本人对中国和整个东方文物的痴迷。如今，这所博物馆展示有杜邦家族搜罗的无数中国瓷器和家具，其中一间很大的宴会房间全部以清代中国人物壁画装点，美轮美奂，营造了一种非常浓郁的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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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温特瑟博物馆中国壁画室一角，画上布满了中国村庄、市镇、山水、亭阁台榭和各式人物。笔者2015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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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温特瑟博物馆中国壁画室一角，画中门额上题有“太史第”三字，当系清代翰林学士的住宅。笔者2015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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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美国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十分流行的古董店（antique store），但与中国的“古董”完全不同，它指的是“旧物品”，而非中国那种动辄价值连城的唐宋器皿或者明清绘画。这种以转卖旧物品为主的古董店，在全美可谓星罗棋布，但几乎在任何一家稍有规模的古董店，人们都可以淘到带有中国风情的家具、装饰、绘画、瓷器或陶器。对我们这些浸淫于中国本土文化之内许久的中国人而言，很多东西看上去只是略带中国风情，却又和我们中国人眼中的中国风情存在绝大差异，这种物品十之七八都是传统的“中国风”的产物。若要追溯起来的话，就要上溯到本章所回顾的明末清初中西交通的大潮中去了，这便是中西交通与中美关系的一种历史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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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70286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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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第四章 中国茶叶与美国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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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中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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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从纽约州搬到现在的小镇工作，拜访邻居的时候，我每家送了一小包日照绿茶作为礼物。两天后，其中的一位邻居女士兴奋地告诉我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喝到用茶叶泡的茶，以前几十年都是用包着粉碎后的茶叶的茶包。我十分惊讶，因为此种遭遇在我们中国，不啻天方夜谭。恐怕没有哪个喝茶的中国人，会用类似的茶包几十年，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也得随之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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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在唐宋之时流行煎茶，茶叶也是碾成粉末，细筛浸泡后配以姜、橘皮等物，然后入口，这种习俗东传日本后，便是今日所见到的日本茶道，其步骤颇多，礼节也颇讲究。茶道在元朝以后在中国已然式微，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代以降兴起的用加工后的茶叶直接泡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