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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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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很多普通的美国民众而言，是一个十分朦胧甚至带有几分神秘和可怕的地方，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直到今天情形也差不多还是这样。近来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摩擦，双方也谨慎地对待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然而即便是像这种紧要关头，遗憾的是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国家，也从未到过中国，更为遗憾的是很多人缺乏去中国的兴致和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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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主要靠小说、新闻阅读、影视作品和自身的想象。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给我展示了她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是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这是一部介绍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的经典作品，初版于1931年，即民国二十年。赛珍珠也凭借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炉火纯青的描述，于1932年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PulitzerPrize for Fiction），进而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图5.1）。赛珍珠的确是一位对普通人生活观察得细致入微且能恰到好处描绘出来的伟大作家，《大地》中描述的很多场景甚至是我小时候在山东半岛亲眼所见的社会生活。然而，那些场景如今早已成为历史，继续以这本20世纪30年代的书理解当下的中国，恐怕是要南辕北辙的。我们要是认为很多美国人也像我们了解美国那样了解中国，或者会用我们中国人的双眼去解读世界大势，那我们可能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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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普凯西镇（Perkasie）的赛珍珠之墓，石碑上只写着大大的“赛珍珠”三个汉字。笔者2019年8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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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国冷战以降高层政治的高度关注，让中美两国的很多学者和民众都模糊了对中美社会层面的交流的观察和解读，而在美国一侧，也严重忽略了对美国二战以后跃居世界政治秩序主导者之前与中国的交往。美国基础教育体系采取K12模式，就是从6岁第1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开始，到17岁第12年级也就是高中阶段结束，虽然各地各校采用的教科书各有差别，我亲自所见的也自有不少局限，但其中忽略对华交往的历史当系一大通病（当然也忽略了其他很多国家，我的一位美国本科生说他的高中教材甚至略去了欧洲历史）。我的一位长期研究美国教育并参加美国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和评估的美国同事，从专家的角度对此现象可谓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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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接触过或者教过的学生而言，从高中高年级的11或12年级的学生，到大三或大四的本科生，对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的大国，知之甚少，对双边交往历史，更是一片茫然。我教过的这些美国学生中，无一人听说过一艘叫作“中国皇后”号的去过中国广州的美国船，也没有听说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听说过上海英美公共租界，没有听说过鸦片战争后中国派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全权外交公使竟是一个美国人，没有听说过晚清中国赴美留学生和庚款留美学生，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作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而且除了毛泽东主席之外也说不上1949年以后的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全名。美国这种情况，和我们中国鸦片战争之时的状态多少有些相似，认定自身是天下文明的中心，颇具万邦来朝之势，而不去关注甚至严重忽略了其他国家，包括历史上跟这些国家发生过的积极的交往。美国走到今天，在笔者看来，也跟其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有诸多的联系，当然其中的历史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之一是美国在20世纪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全球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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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中国：美国独立后的亡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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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后以极快的速度派遣船只去广州，拓展对华贸易，但这其实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商业大冒险，幸运的是美国成功了，广州的商人也很高兴西洋“夷商”中又增加了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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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9月3日，美英在巴黎签署了《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此取得了伟大胜利（图5.2）。但独立后的美国面临英国的经济封锁，英国关闭了之前美国商人可以前往贸易的西印度群岛的大门，新生美国当时被限制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到大西洋沿岸的区域之内，对发展西北方向的贸易，也就是西进贸易，一时还没有多少兴趣。为了冲破这一经济窘局，美国商人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开始谋划洲际远洋贸易。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之时一种亡命一般的选项，但也成为该国国际贸易史上一项悠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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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宾夕法尼亚州的女士贝齐·罗斯（Betsy Ross，1752—1836年）正在给华盛顿（坐在椅子上者）等人展示她如何为第一面诸星环绕的美国国旗制作五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2719536。罗斯是美国历史上特别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的这种环状五星设计，在今天的美国照样经常看到，例如每年美国国庆节罗斯的老家宾州的费城国际机场，就免费向旅客发放很多小美国国旗，其中之一款就是罗斯式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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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中国是一种大大的冒险，和拥有将近二百年对华贸易经验的英国比起来，新生的美国当时没有哪位船长有着中国贸易的经历，甚至没有可资立即使用的前往中国的航海地图。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在他写的一本经典著作《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in Eastern Asia）中曾经评论说，独立之前的美国人中切实了解地球另一边的亚洲情况的，恐怕不足六个人，而土生土长在北美殖民地的去过中国的人，有据可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戈尔（John Gore），一个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约翰·雷亚德（John Ledyard）。这种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想直接发展对华贸易多少有些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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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的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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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和雷亚德两个人之所以有去中国的经历，是因为1776年到1781年之间跟随著名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尉、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乘坐“决心”号（HMS Resolution）从英格兰去太平洋做了一次探险航行。戈尔在那次航行之中担任一级上尉，雷亚德则充任下士。此次航行之后，戈尔销声匿迹，生平无考，但雷亚德留下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记载。雷亚德1772年进入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读神学，准备做一名教化“印度人”（即亚洲人）的传教士，但是最后放弃了这个传教计划，参加了库克船长的太平洋探险之旅。1782年回到康涅狄格州以后，雷亚德开始在美国商人中间致力于推动对亚洲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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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亚德告诉这些商人，在广州他亲眼看到了一些从美洲西北海岸以6便士购买的皮毛以100美元的价格售出。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1先令等于12便士，即12. 5美分；1美元等于100美分，所以6便士就相当于6.25美分，售价100美元也就是1万美分，如此一来销售毛利润率高达99.9375%，属于名副其实的一本万利。这种奇高无比的利润率在当时的听者看来，不啻是天方夜谭。雷亚德乐此不疲，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地动员商人们开拓对华贸易，可惜的是并没有人真正相信他说的皮毛生意的故事。在他的游说中，有两次几乎是曙光在望的。一次是在他的老家康涅狄格州的港口城市新伦敦（New London），一艘三桅的巡防舰“特朗贝尔”号（Trumbell）动心了，打算去中国走一趟，但马上因为战争形势这艘船去做别的事了。另一次是在纽约，来自费城的富商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对雷亚德说的事情很感兴趣，希望能打开同广州之间的贸易渠道，但并没有在雷亚德的框架下行事。其实此时莫里斯正在开始筹资建造一艘船用于中国贸易，名字叫“中国皇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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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进与对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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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美关系史家李定一先生的说法，在北美事业受挫的雷亚德并未死心，渡过大西洋，在法国巴黎找到了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继续游说对华贸易。杰斐逊是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当时出任驻法公使，对新生美国迫切需要开展对外贸易的情况看得很清楚。雷亚德谈到的皮毛，主要是产自太平洋沿岸现在的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一带，而美国当时还没有跨过密西西比河向西拓殖，所以杰斐逊就派遣了一个将军进行了一次由密西西比河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探险，看一下是否有从密西西比河进入密苏里河流域然后进入太平洋的全水路航道，以期评估贸易前景。杰斐逊对雷亚德的热情很赞赏，但认为他的幻想太多。然而，1801年杰斐逊担任了美国第3任总统以后，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在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买了当时称为路易斯安那的几乎跟当时美国国土大小相当的大片土地，使得美国国土一夜翻倍，而这片土地所涉及的范围，几乎就是密苏里河流域。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的做法，虽然主要是因为当时法国和西班牙的秘密土地交易导致了美国的紧张，但也不能不让人想起雷亚德的影响。雷亚德最终赍志而殁，李定一先生评价说，雷亚德“对中美直接发生关系所做的催生工作，确令人难忘，尤其对于美国西部开拓的运动，更有不可泯灭的功绩”。我们中国人素来可能的印象，是美国的西进运动和中国并没有多少关系，而雷亚德的故事告诉我们，向西北印第安领土扩张以占有对华贸易资源（主要是皮毛、人参等物品），也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一个不应该忽视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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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好莱坞电影《荒野猎人》（The Revenant），故事的历史背景就是美国前往印第安领地寻求皮毛，历史上对应的真人真事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猎人休·格拉斯（Hugh Glass, 1783—1833）。格拉斯1823年跟随当时落基山皮毛公司的冒险家威廉·艾仕礼（William H.Ashley,1778—1838）前往印第安领地收集皮毛，在遭到一只熊的袭击之后被队友遗弃，但他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靠着一股勇气爬行了200英里（相当于320千米）到达南达科他州的齐奥瓦据点（Fort Kiowa），得以生存。这个十分励志的故事背后，恰是当时很多美国冒险家和亡命徒前往印第安领地寻求皮毛，然后在国际贸易中获取高额利润的历史，而这些皮毛的主要市场之一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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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亚德的经历，使他看上去好像是美国版的马可·波罗一样，亲身进过赚取财富的东方大门，回到自己的老家后却没人相信自己。不同的是，马可·波罗死的时候是富商，而且他的经历有狱友鲁斯蒂谦帮他写了下来，散布出去；雷亚德死的时候几乎是两手空空，他的经历、游说，也都淹没在了历史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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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亚德可能是幻想太多，但并非完全不切实际，而独立之后的美国恰好需要这样的幻想。正如美国史家丹涅特所说的那样，美国自己当时并不能生产维持生活所需的所有产品，他们必须走出去做生意，而且不得不去一切他们可以到达的地方，包括中国；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这种迫切需要不复存在的时候，美国商人开始选择在本国进行贸易，不再到海外四处游荡。到中国去，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梦。中国风在北美的流行、中国茶叶和瓷器的高额利润等等，为这种国际贸易冒险计划做了很好的铺垫，而且美国商人也知道起码美国的人参在中国是很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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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的“中国皇后”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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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塞缪尔·莫礼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亨利·考麦格（Henry Steele Commager）的研究，在《巴黎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波士顿周围的商人们就开始谋划对华贸易。很快，他们于1783年12月派遣了一艘55吨的单桅船“海瑞特”号（Harriet），载着北美人参，即中国人所谓的花旗参，从波士顿港口出发前往中国。这本来应该是一桩很好的买卖，因为北美花旗参在广州很受欢迎。但是这艘船到达非洲好望角以后，东印度公司横插一刀，以两倍重的熙春绿茶与美国人的人参做了交换，“海瑞特”号贪图茶叶利润，遂半路返航，没能去成中国。但是到中国去的梦依旧在，而且让很多人为之兴奋迷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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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瑞特”号起航后不久，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图5.3）。这一天是美国独立革命领袖乔治·华盛顿将军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是黄道吉日，后来也证明这艘船的确十分幸运。美国没有单独和中国交往的经验，所以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customary sea-letter）上，根据赴华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预先写了一串名堂，要致“所有的不管是否是奉教抑或世俗的好的城市和好的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most Serene, most Puissant,High, Illustrious, Noble, Honorable, Venerable, Wise and Prudent, Lords,Emperors, Kings, Republicks, Princes, Princes, Dukes, Earls, Barons, Lords,Burgomasters, Councillors, as also Judges, Officers, Justiciaries and Regents of all the good cities and places, whether ecclesiastical or secular）。从这一长串的头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美国对中国有多么大的隔膜，起草这个护照的人完全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所以把他们能够想到的从欧美历史上学来的高级官衔悉数罗列上去，认为总有符合中国人需要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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