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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罗素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中州镇（Middletown），该镇是康涅狄格河上的一个口岸城镇，商船沿河南下入海以后可贯穿纽约长岛东端，扬帆大西洋外洋。在18世纪的时候，中州镇发展成为康州最为繁华富庶的港口重镇，顶峰时期该镇有三分之一的市民从事港口贸易或其他的海事活动，罗素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不幸的是，罗素12岁的时候成了孤儿，而家产无几，于是为了生活加入了当地一家名叫威特里斯和奥萨普（Whittlesey & Alsop）的公司，成为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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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从未上过大学，但是获得了一身做商贸的好本领。学徒生涯结束之后，他前往纽约，加入了一家也是康州同乡建立的豪尔·格瑞斯沃德公司（Hull & Griswold），并以押运员的身份开始了海上航行生涯。在洞悉了这套运作模式之后，罗素自己在老家中州镇创办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罗素公司（Russell & Company）。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去看的话，罗素成立的不啻是一家皮包公司，其主营业务是为格瑞斯沃德公司做贸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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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的对华贸易处于高歌猛进的时代，从波士顿东北方向的港口城市塞勒姆（Salem）往南到波士顿、罗得岛、康涅狄格州，再到南面的纽约、新泽西，然后延续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和特拉华河一带，再往南继续延伸到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周围，形成了一个东部沿海经济的走廊地带。这是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对华贸易最重要的集散地，各路势力较大的对华贸易家族企业和商人云集，瓷器、漆器、茶叶、丝绸等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货物，也大部分散布在这一地域。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博物馆内陈列有大量的中国瓷器和漆器，有的地方名字也叫“广州”（Canton），在波士顿以北的缅因州甚至有一个小镇叫“中国”（China），镇上还有两条很短的路，分别叫“北京路”（Peking Street）和“广州路”（Canton Street），还有一个很大的湖叫“中国湖”（China Lake），多少可见中国贸易对这一地区的深刻影响。美国的精英大学也大部分散布在这一地区，这里更是北美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区域。出生在这一地带的罗素，自小耳濡目染，也十分憧憬能够前往中国去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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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商行的模式差不多一样，罗素在商业上的成功发展，一直离不开他的康州同乡的帮助。在去中国的宏远计划上，罗素得益于他的老乡爱德华·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1775—1843）的帮助。卡灵顿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港口城市纽黑文（New Haven），但后来搬去了邻州罗得岛的中心城市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成为当地一家海外贸易公司的文书和押运员。1802年到1810年期间，卡灵顿住在中国广州，并成了非正式的美国领事，为其他美国商行服务，相当于美国商会头目，但也做着自己的生意。停留中国的八年之间，卡灵顿积累起了可观的财富。1811年他回到了普罗维登斯，成立了爱德华·卡灵顿公司（Edward Carrington & Company），并且依旧从事对华贸易。此后不久，罗素就和这家公司建立了联系，而罗素的广州之行也在卡灵顿的这种中国贸易背景下开始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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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30岁的罗素抵达了广州，主要任务是打理卡灵顿公司在广州的业务，包括鸦片生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罗素，很快就发现鸦片贸易利润奇高。虽然中国政府一再申禁鸦片，但事实上各国在华商行都利用各种非官方渠道挖掘着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1824年，精明的罗素把自己的皮包公司正式开到了广州，并改头换面，拥有了一个很优雅的中文名字—旗昌洋行，主营丝绸、茶叶和鸦片，这其中主要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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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人的中国教父：富可敌国的伍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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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成立旗昌洋行时，得到了在广州的来自麻省的美国人约翰·珀金斯·顾盛的青睐，而顾盛是当时在广州最有前途的美国商人。顾盛在小时候母亲感染天花逝世后，由其叔叔托马斯·珀金斯（Thomas Perkins, 1764—1854）照顾长大，而托马斯·珀金斯在广州经营着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为美国商号服务。1803年，16岁的顾盛远航到了广州，成为一个文员。讵料这家事务所的主事者不久之后突然得了重病，很快撒手人寰，于是顾盛成了这家事务所的领头羊，这是意料之外的，但也给了他拓展门面的黄金机会。三年以后，他把事务所改为珀金斯公司（Perkins & Co.），摇身一变开始大做生意，而且一干差不多30年，将这家公司发展壮大为美国对华贸易中声势最大的一个。而顾盛在广州的生意成功的秘诀，在于得到了十三行势力和财力最强劲的伍秉鉴的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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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据说在1834年其个人资产约2 600万银圆，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他旗下的怡和行同英美很多商行做对口贸易，也庇护和赞助了很多美国商人，包括入过旗昌洋行股份但后来撤资回国变成美国铁路大亨的约翰·穆勒·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1813—1898），以及他一直醉心广州贸易的哥哥罗伯特·本奈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1804—1889）。据记载，1827年，伍秉鉴一笔勾销了曾经负责在美国为他收债的美国人本杰明·威里各（Benjamin Wilcocks，1776—1845）欠他的72 000美元，让威里各感动地回到了费城老家。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内规定的中国应该由官方赔偿给英商的300万元欠款，伍秉鉴独认了其中的100万，可见其富可敌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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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一直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商家做生意，但东印度公司因为大批量采购的关系，对货物压价较多，而伍家的利润所得又要面临清朝各级官员无法填满的欲壑，所以伍家和其他商行一样，十分欢迎美国商人的到来，包括年轻的顾盛。1812—1815年英美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英国军舰有效地阻挠了美国的赴华商船，使得这一时期顾盛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开始负责为伍秉鉴打理海外生意。很快，顾盛进入了鸦片贸易行当，而且在伍秉鉴的投资下很快垄断了从土耳其往中国贩运鸦片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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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来源地是印度，在这方面美国商人无法插手，但是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主要鸦片来源地土耳其，几乎为以顾盛为首的美国商人垄断。美国人把土耳其鸦片烟贩运到广州这通生意，根据当时的鸦片商人自己的估计，利润率大约在37.5%，油水很多。1827年，顾盛的珀金斯公司加入罗素的旗昌洋行，顾盛也成为旗昌的高级合伙人，这使得旗昌洋行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把土耳其鸦片贩卖到中国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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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的德拉诺与鸦片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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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旗昌洋行也延揽了美国自家的商业人才入股，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些人里面包括另一位年轻人小沃伦·德拉诺。1833年，24岁的德拉诺离开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开始了全球淘金之旅。德拉诺出生于麻省南端的法尔黑文镇（Fairhaven），是一个和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中州镇以及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连成一线的港口城镇。他的德拉诺家族，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欧洲移民家族，是第一批抵达麻省南部的欧洲移民群体。德拉诺的父亲也是做航海贸易的，主要是把玉米、食盐和土豆等贩卖到南方的新奥尔良并跨过大西洋到英格兰和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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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顾盛以及罗素不同，家境殷实的德拉诺毕业于法尔黑文学院。他一开始在麻省波士顿市的商业银行和海运公司内充任学徒，这让他开阔了眼界，也有了很多接触远洋国际贸易的机会。因此，1833年开始这位年轻人在父亲和麻省海外贸易的影响下，踏上了寻求财富的海外之旅。他先去了南非，然后去了太平洋岛国，最后抵达中国。从此，他的生命再也没能够离开中国贸易，而中国贸易也让他迅速暴富，并把德拉诺家族一手打造成了美国最富裕的前400支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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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诺第一站到达了澳门，在这里他认识了当时正在招兵买马打天下的旗昌老总罗素，并在旗昌的生意场上跟着罗素学习如何同中国人做生意。罗素对这位睿智的青年十分赏识，手把手地教他。很快，德拉诺前往广州城外的旗昌洋行仓库，开始管理货物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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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德拉诺抵达广州的同一年，即1833年，比他年轻两岁的美国年轻人埃比尔·艾伯特·洛（Abiel Abbot Low，1811—1893）也到达了这里，并很快在旗昌洋行担任了文员。洛的叔叔威廉·亨利·洛（William Henry Low，1795—1834）加盟旗昌有年，在退出江湖之前，把自己侄子从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麻省拉进了广州的公司里，继续洛家族在中国赚钱的大业。年轻的埃比尔·洛不负叔望，很快和德拉诺一样成为旗昌洋行里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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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诺和洛等人在此期间最为得意的工作成绩，就是进一步扩大了旗昌洋行的鸦片生意。当时，明晃晃地拉着鸦片去广州城外交易是不行的，于是旗昌洋行就和伍浩官旗下的对口贸易伙伴想出了一个法子：双方在珠江口外建立了一个离岸交易平台，也就是一个海上的浮动交易地点。交易通常在夜里进行，以遮人耳目。届时，一些全副武装的中国船只趁着夜色悄然而至，和旗昌洋行的人接上头后，双方迅速一手交银、一手交烟，然后消失在夜幕中，整个过程十分迅速。中方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广州帮会的成员，这样交易双方背后的主人都可以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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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交易过程，其实北京清楚得很。例如，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其所上请求严禁鸦片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提到：“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所以，鸦片贸易是西方贩子与中国贩子共谋之结果，正像跨大西洋地区的奴隶贸易是西方和非洲奴隶贩子合作的产物一样。我们暂且不论伍秉鉴等商人，根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说法，两广总督邓廷桢（1835—1840年在任）的儿子，就是一个鸦片贩子。这些不法贩子们或许有国界之隔、有种族之分，但资本利润却无国界、无种族，也是无道德的，必要之时可以践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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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类似的鸦片走私方式的，自然不止旗昌一家。虽然美国对华贸易中鸦片并不占主要部分，也不是大宗，但是像旗昌洋行这种私人商号，和英国业已官办的东印度公司性质不同，能够在灰色地带中游走自如，大赚不义之财。鸦片生意也迅速催生了一批美国的巨贾大富，而且这批暴发户绝大部分都相当年轻。按照美国历史作家詹姆斯·布莱德利（James Bradley）的说法，中国贸易带来的当时的暴发户的标准，是三十而立之年坐拥10万美元，这放在现在就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六年之内积累了数百万美元。这些暴发户就包括了我们谈到的顾盛、罗素、德拉诺，也包括深受伍秉鉴庇护和支持的福布斯兄弟、洛叔侄等等。这些人实现自己美国梦的途径是在中国做生意，特别是鸦片烟生意（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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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1858年12月18日，英国《伦敦画报》上表现吸食鸦片家破人亡的故事。该文最后一句说：“任何抱有梦想的这个人的中国同胞，一定真诚地希望打击这种将贫穷和死亡带到了如此多中国家庭中去的走私。”由此可见，人人都意识到吸食鸦片的危害，但现实中没有鸦片贩子愿意放弃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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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举国面临着吸食鸦片泛滥的严重问题，局面不可遏制。黄爵滋在1838年描述吸食鸦片的群体时说：“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可见当日吸食之风甚炽。到了1858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又迫使中国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第五款内规定允许鸦片在中国通商口岸进口，每百斤收税30两，进口后即为中国货物，如何征税与英国无关，这一款的中文本内将“鸦片”堂而皇之地改称“洋药”，但英文本内仍是“opium”（鸦片）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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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钱的洗白与近代美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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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盛志得意满之后，于1830年回到了美国波士顿，并娶了当地圣公会教会长唯一的女儿，此后一直在美国直到1862年逝世。罗素也在迅速积累了财富以后，于1836年中国朝廷开始再度讨论如何禁烟之时撤出了旗昌洋行，回到美国康州中州镇家乡，此后在那里颐养天年，直到1862年逝世。旗昌洋行在华的业务蒸蒸日上，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之时，该洋行已成为广州最大的美国贸易公司，后来总部也迁到了新开关的口岸上海。伴随着上海的崛起并逐步引领中国近代化的潮流，旗昌洋行的业务也一日千里地蓬勃发展，长期垄断长江的航运业，获利丰厚。旗昌洋行一直运营到了1891年为止，对近代中国航运和美国对华外交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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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几乎所有在广州贸易的家族公司，都参与到了鸦片贸易中去，他们深知鸦片烟的危害，也深知此种贸易要遭受巨大的伦理和道德上的挑战，但是在对美国本土的报告中，他们绝少提到烟土生意。根据布莱德利的记载，罗伯特·本奈特·福布斯曾经是这样为自己从事鸦片生意辩护的：“（做鸦片生意的）包括那些我一直认为是各方面标杆的令人尊敬的贸易望族—珀金斯家族（the Perkins，即顾盛家族）、皮博迪家族（the Peabodys）、罗素家族（the Russells）以及洛家族（the Lows）。”罗伯特·福布斯的言外之意，即他和他的福布斯家族乃是择“善”而从之的，即便有错，这也不能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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