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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841—1843年出任第14任国务卿）发给顾盛一份长长的正式外交训令。训令中提到，两年前发生的中英战争对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发生了深远影响，而英国新开辟了四个通商口岸，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进入这四个口岸，获得同英国一样的贸易权利。顾盛要仿照中英之间的协商，也同中国签订一个条约，并保证美国商人和公民一定遵守在这些港口的商贸规定。顾盛应当坚持进京面见中国皇帝，递交总统的亲笔信；如果实在不能进京，要让皇帝的代表转达亲笔信，且以能获得中国皇帝的回信为前提。训令强调，顾盛要始终以和平的面貌出现，以不冒犯中国的手段进行交涉，但也要时刻注意在中国人面前体现出美国的体面、重要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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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训令特别提到，中国在外交方面容易把外国代表看成携带贡物而来的朝贡贡使，就像之前的英国赴华使团那样（这里指的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两个使团都被清廷当成朝贡使团加以对待），而且顾盛如果进京的话很可能要面临中国的叩头跪拜的问题，对此顾盛必须恰当地声明自己并非贡使，要维护美国与中国的对等、平等和尊严，不能有有损国格之事发生。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但在派遣顾盛来华之时，已特别注意到了不能让自己的代表落入中国朝贡贸易的窠臼。然而，在粤省中国官员眼中，中美交往却是另一番模样，至少从他们呈递给朝廷的公文内的描述而言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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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的这份外交训令对于理解美国的对华立场至为关键。美国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进入英国新开辟的四个通商口岸，扩大对华贸易规模，并拟定条约加以规范化。美国无法通过武力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视顾盛的个人外交能力而定。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做了很多外交功课，听取了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试图规避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获得中方以平等姿态对待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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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的压力：顾盛的麻烦与中国官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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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即1844年2月25日，中国举国上下仍旧沉浸在甲辰年新春的气氛之中。署理澳门同知谢牧之，得知一艘西洋大船来泊九洲湾，探明系美国船只，来人500余名，大炮64门。谢牧之迅速将这一消息禀报了广州的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矞采（1783—1858）。在收到谢牧之的报告之后不久，程矞采就收到了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士（Paul S. Forbes）的来函，得知了美国来船系代表顾盛座驾，这立刻引起了程矞采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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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43年秋，福士就通知过当时的钦差大臣耆英和两广总督祁，美国要派遣使臣来华，请求进京，遭到了耆英和祁的拒绝。耆英、祁连同程矞采一起，知会广东布政使黄恩彤，让其“晓谕”福士不要派人来华，如果真有美国使臣到来，也要婉言开导云云。讵料几个月过后，美国人真的来了。耆英在1842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国方面谈判，最终与另一位钦差大臣伊里布一起，和英方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签署了《南京条约》。此时耆英已回到他的两江总督本任，祁不幸于年初病逝，其两广总督暂由程矞采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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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矞采迅速行动，派遣永安县知县钱燕诰，带着久在广州行医的懂中文的美国医生伯驾，一起前往拜见福士，探明来意，还要相机劝阻。钱燕诰刺探的结果，是顾盛要“进京朝见大皇帝”。正在狐疑之时，顾盛派遣秘书柯丹禁尔（Elisha Kent Kane）赴广州和福士一起向程矞采投递公文，说明来意。根据公文的汉译本，程矞采才明白顾盛被该“亚墨理驾合众国”的“正统领”任命为“全权公使善定事宜大臣”，前来中国商定条约，且不日进京，将正统领书信呈现大皇帝，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将扬帆驶往天津北河口。所谓“正统领”即总统，在今天韩语中“总统”一词对应的中文就是“大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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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矞采安排黄恩彤和署广州知府刘开域两次接见柯丹禁尔，劝其不要贸然北上，更对其“示以法度，晓以情理，于婉为开导之中，寓正言拒绝之意”。中方按照朝贡贸易的一套，告诉美国人凡外国有陈情之事，都是由广东督抚“据情代奏”的，并不能径直呈递朝廷。柯丹禁尔等人并没有理论太多，只是表达了美国代表要北上进京的计划，这让中方感觉虽然美国人花费九个多月“越八万里重洋”来到中国，要求“进京觐见”皇帝，“实出至诚”，但其仍旧不死进京之心。最后，柯丹禁尔表示自己不能做主，要回到澳门去禀报顾盛，由顾盛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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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丹禁尔走后，程矞采以四百里加急向道光皇帝奏报。在奏折的最后，程矞采总结说，米利坚国来广州贸易，“百余年来，未通朝贡”，现在顾盛忽然以全权公使的名号前来要缔结和好条约，应该是想效法英国人，但“夷情躁急”，恐怕不能在粤省久留，深恐一朝放洋北上，酿成事端，所以他一面由广州飞咨沿海各督抚一体知照密切注意美船动向，一面继续在广州与美国人周旋，阻其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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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矞采同时附上了汉译顾盛照会和他给顾盛的复照。在这份汉译照会中，顾盛虽然是一名“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要同“中华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商量订约之事，但又被打扮成了一名准朝贡公使，“于到中华之日，刻即恭请大皇帝福安”“伏愿大皇帝万福无疆”，云云。在给顾盛的复照中，程矞采也是采用这种口吻，认为顾盛恭请大皇帝福安之举，“恭顺有礼，深堪嘉美”，但“各国使臣赴中华晋京朝见大皇帝，均须在近边口外停候，俟各省大吏奏明请旨，分别准行与否，再取进止”，如果美船不待奏请而直达天津口外，“殊与体制未协”，而且天津也没有通事、行商可以襄助，最后还是要折回广州同钦差大臣会谈，和英国璞鼎查当时一样。程矞采又进一步强调说，中美两国没有必要签署和约，因为“贵国自与中国通商二百年来，凡商人之来粤者，无不循分守法，中国亦无不待之以礼，毫无不相和好之处”，英国因为与中国不和，所以才必须坚定条约，和美国不同。最后，程矞采又说，现在通商章程一律改定，税钞大大减少，规费也悉数革除，中国对美国要办理的事情和对英国已经办理的将没有什么不同，“商民共沾利益”，美国也应该“仰体大皇帝柔远之仁”，让美国商民安分贸易，不要“崇饰虚文”，因为那些虚文都是“无关实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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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矞采的照会说明他对中美交往的历史也不是很了解，美国到此时刚刚建国68年，但他却说两国通商已经一二百年，显然和英国等国家混淆了。程矞采在奏折里特别对道光皇帝解释说，米利坚国一共有26处，合为一国，所以叫“合众国”，而顾盛等人所称呼的“正统领”，就是他们的“国主”。这种描述是非常笼统的，而“国主”之谓也十分含混，但在这种话语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米利坚国和其他为逐利而至之朝贡国并无多少不同。本着对这些国家一视同仁的柔远之义，程矞采以督抚之身份径直告诉美国人说中国将对英美同等办理，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前来要与中国商谈的外交目的！可以说，脑袋生活在朝贡贸易体系内的程矞采，一个照会就恩赐给了美国人本来兴师动众来中国准备大谈特谈的东西。程矞采所做的，是怀柔外夷，不是近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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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程巡抚的柔远之道，道光皇帝深为赞成。道光帝以五百里加急迅速任命两江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命其即刻启程驰赴广州，会同程矞采办理此事。道光帝在上谕中说，耆英是“各夷信服之人”，抵达广州后要对美国人“婉言开导，据理拒绝，控驭得宜，毋使另生枝节”（图8.2）。为了防止美国人径自前往天津，道光帝亦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饬令天津属官，如果美船到来，要告诉他们回到广州去找两广总督耆英商谈，对其要来北京朝见一事，要“谕以天朝抚驭外夷，一切率由旧章，未便代为奏请，务须婉言开导，据理拒绝，万勿稍有含混”。在这个过程中间，道光帝没有询问美国究竟要来中国签署什么样子的章程和和约，也没有对美国代表及其政府提出具体问题，他所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耆英、程矞采、黄恩彤、讷尔经额等人，一定要想尽办法把美国使臣留在广州，与之周旋，绝对不能让其北上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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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美国汉学家和外交官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的耆英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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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盛并不了解中国这套体系，仍旧坚持要进京会谈，并于觐见皇帝之时亲呈美国总统信函，并说如果海路行走不便，美方可以经内河进京。这一要求更是捅了马蜂窝，道光帝严厉责成耆英和程矞采，通过黄恩彤等人告知顾盛，绝不许其进京朝觐。阻止顾盛北上进京，遂成为中国方面上到皇帝下到两广总督和广州知府的中心任务，至于原本非常重要的商谈通商章程条款和两国条约等等，却并没有成为重点。在这种情况下，耆英到达广州后和顾盛就是否北上，展开了拉锯会谈。其间，耆英向道光皇帝连发了多封奏折，核心议题就是阻止顾盛北上，所谓“国书一日未缴，则夷情一日未定，即使条约均有成言，是否北驶，仍无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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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使进京，真的有如瘟疫一般那么严重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然滑稽可笑，但对道光皇帝和朝中很多大臣而言，这却是大事一桩。自乾隆晚期以来，在北京服务的外国传教士已经大量减少，钦天监到道光朝后期也已经没有了外国监官，诸如康熙帝跟着汤若望等传教士研习西方数理的景象，到此时已是隔世之事，是不可想象的。到乾隆末年，大清国的天下中心地位因其幅员的辽阔与外藩的拱卫而越发现实，华夷之辨日甚，中外大防愈严。非朝贡国家的使臣进京的话，首先给朝廷带来的挑战就是觐见之时的叩头跪拜礼仪，而此种礼仪之争涉及天子与天朝的体面和尊严，就北京而言是不能调和之事。因此，道光帝和耆英一心要阻止顾盛北上，至于两国间的条约谈判，反倒视之为柔远之工具，并不特别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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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顾盛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同意交出“国书”，由耆英代递给皇帝，耆英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耆英担心夜长梦多，迅速将黄恩彤与美方谈判后的条约稿本发给顾盛，让美方逐条翻译成英文，对照无误后，于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在澳门望厦村的普济禅院（观音堂）彼此签字画押，条约正式名称叫《中美和平、友好和通商条约》。耆英是识时务的人，但他原本并不懂近代欧美外交规则，只是并不是一个高谈清理之人，而是愿意出面同“外夷”打交道，因此他虽出面折冲樽俎，但重点往往和对方不在一个轨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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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厦条约》全文三十四条，美方于第二条内获得了协定关税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第三条内获得了前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贸易的权利；第四条内获得了在上述五口设立领事的权利；第十七条内获得了在上述五口内租地或者建屋、建教堂和设立墓地的权利；第二十一条内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第三十四条内规定十二年后双方修约。由此，顾盛不仅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使命，而且在预定外交任务之外，于条约之中攫取了在华治外法权。对取得治外法权一事，顾盛自己有一套辩护之词，也是当时很流行的看法（具体请参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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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与美签约也是一大胜利，因为顾盛终于不进京了。耆英高兴地带着美国的“国书”回到了广州城，快马加鞭地奏报道光帝，并禀报说美国国书都是“夷字”，一时不好辨认，需要秘传通事译成汉文，然后“如何进呈之处，悉心酌议，再行请旨遵办”。道光皇帝读完奏折后高兴地批示：“所办甚好”“办理均合机宜”。在皇帝眼中，耆英不负皇恩，抚夷成功（耆英1858年被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赐死时，同样是因为抚夷，只不过是因为抚夷失利）。至于条约内容，道光帝责成军机大臣会同各部迅速讨论上奏。很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回奏说中美立约，“原为俯顺夷情无碍通商大局起见”，所有三十四条均合乎之前五口通商章程的范围，应予批准。对于领事裁判权，军机大臣们和刑部总结为是“民夷有词讼交涉事件，各由本官捉拿审讯”，这样可以“杜民夷之争端”，所以应予照办。就这样，朝廷没有对《望厦条约》的任何内容提出异议，予以全盘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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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美国的“旧对华贸易时代”结束了，中美踏入了一个以条约和国际法为基本准则的新时代。然而，中国方面对这种巨大的变化一时还并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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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好朋友”：泰勒总统致道光皇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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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总督并不清楚自己其实是赌了一把，因为他不知道顾盛手里有两封总统的书信，而顾盛只是给了他第一封口吻正式的信，把第二封口吻非常平常的带回了美国。泰勒的这两封信，均由国务卿埃布尔·厄普舍（Abel Parker Upshur，1843年7月—1844年2月出任第15任国务卿）代为起草。对收到的书信，耆英等视之为“国书”，究其实质，就是泰勒总统写给道光帝的信，和正式的国书还是不同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被视作国书也无可厚非。在译成中文以后，这封国书内的用词、语境同英文出现了很大的差别，差不多成了一通朝贡国家献给皇帝的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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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上美国总统第一次直接写信给中国皇帝，后者不仅收到了，而且做了回复，美方也收到了回复。这算是中美历史上第一次礼尚往来的高层互动，虽然中国对对方的理解出了很大的偏差，而美国也在很多方面蒙在鼓里。下面我们先附上泰勒总统的英文信原文，然后再解析耆英等人翻译的汉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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